1946年底，我带着五岁的女儿经过千辛万苦，历尽艰险，回到了我的家乡上海。这是我回家后过的第一个年，除夕夜，我刚洗完头发外面有人叫我，说是有人找我，我怎么也想不到是老金来了。由于我家人较多，大家都挤在一间房。晚上有时还要搭地铺睡觉，他的突然来访，我可真有点慌了手脚，我感到自己的家太寒碜了，不知怎么办好。幸好当时我的一位表姊新婚后借不到地方，暂时借住在我们的后房，由于是新婚，房间里的一切陈设还比较整洁，于是我就借表姊的房间接待了他。
在我的印象里，老金的生活方式是很洋的。1941年在重庆时，陈天国（我的所谓的前夫）对金很崇拜，一次他一定要我同去看望金焰、王人美。那时他们住在南岸黄山顶的一个朋友家的大别墅中，我的印象中，人美是活泼热情的，他几乎没有与我说两句话。那时我很羡慕他与人美的美满生活，我想像不出，他们俩会离异，听说1944年他与人美离婚了，我像观众一样的心情，为他们的离异感到惋惜！今天这位三十年代的“电影皇帝”怎么会来访呢？我虽然那时也算是有名的明星了，但从未想到我能与他交朋友。更未想到从这一次开始，我们会不断交往，并成为终身伴侣。
他与我认识后，一直到后来恋爱了也极少约我一起到外面去玩。有一次他破天荒约我去大光明看电影。本来我那天有空，但忽然临时通知要补拍两个镜头。等我拍完戏回家换好衣服赶到电影院时，已迟到了六七分钟，电影已开始放映了，本来说好他在门口等我，可到了门口，不见他人影，因为票在他身上，我也无法进去，我正在门口徘徊时，他的二位朋友拿了票匆匆出来给我。等我到了放映厅里，坐在他身旁时，我想轻轻地给他解释一下我迟到的原因，可他根本不理我。他只说：“我最讨厌迟到的人，快看电影吧。”于是我无趣地心不在焉地看完了电影，我们两人始终未讲话。电影结束了，我们就分头走了。回到家后我心里很不好受。可是我第二天还要拍戏，我必须拿起剧本看台词，渐渐的我也很快忘记这种偶然发生的不愉快，倒觉得他很有特点，性格鲜明。事隔没有几天他又来看我了，而且送了一件极其珍贵的小礼物，是他用自己的巧手雕刻的一条木制小帆船，还带着一根小链，可 以别在胸前，我很喜欢，一直珍藏着（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遗失了）。以后我也经常一有空就去看他，后来他也接了戏，他与胡枫一起主演吴永刚导演的《迎春曲》。我也常到他的摄影棚去玩，他常花许多精力做朝鲜泡菜，拿这种泡菜烧的肉更是美味无穷。
我在拍《无名氏》时，他正好没事，所以常来摄影棚看我。拍《无名氏》经常拍到半夜三更，南市区比较杂乱些，所以老金担心我半夜回家不安全，他就叫我如果拍到深夜二点就不要回家，到他那里住，他的房间有个沙发。他叫我在他的窗口底下（他住在安福路的一幢洋房内，他的房间正好沿街有窗户），用山东话的口音拖长音叫他老——金，他一定会听见。于是以后就常常老——金，老——金地与他越来越亲密起来。可是他始终未向我求婚，我也决不愿先开这个口，这是我的自尊心。有一天我在白天突然去看他，他正在和别人打电话，内容是关于办理去美国的事，可是这件事他从未向我透露过，我感到有点意外。当我问他时，他说因为他还犹疑不决，本来说好准备去好莱坞拍片，也许去不成，因此他没告诉我，同时他又说为什么他未向我求婚，也因为此事，如果去成了，我们只好分手，如果决定不去就可以结婚。我无法形容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时的心情，我完全闷住了，几乎要窒息了。原来我们的爱情是无所谓的，去则分，留则成，这算什么？难道爱情就这么随便？那还有会么爱情呢？当然世界上男男女女，好一阵换一个的情况有的是，但我与他之间，我不希望这样，从我与他接近到恋爱我都从未有过这种意识，我曾经为了他，与我多年的朋友断绝了来往。因此当我听到他这些话时，确实感到受不了。但我却表现得非常镇静，什么也没说，只是说我要回去了。他竟然一点没有感觉，还一定要留我在他的房东太太处一起吃饭。晚饭后，我的不愉快的心情在体内发作了，头发晕，心中只想呕吐，可是他说：“要不要去买药？”可以说他丝毫没意识到他的话伤害了我。真使我哭笑不得。
新 婚
1947年冬。我准备去香港地区拍一部影片《海茫茫》，乔奇任男主角，我任女主角。老金当时正好没工作。就跟我一起到了那里，那时文艺界的许许多多进步人士都云集于此、所以十分热闹，老金在香港有许多老同事、老朋友，他又喜欢那里的生活，所以他每天应酬不停。我们住在万邦酒店，我每天早出晚归拍戏，他能讲流利的广东话，又能讲英语，而我真像个傻瓜，一个人很难上街，偶尔休息就睡觉、烧饭。当时永华公司要与老金订长期合同,如果我愿意的话也可以订,但我家中人较多，我还需负担家庭，所以我决定要回上海，但我对他说，无论我在哪里，都不影响我与他的关系。因此他也断然决定还是要跟我回上海。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决定不去美国了，有人告诉他，解放战争定能胜利，他愿意留在祖国工作，本来我对他要去美国的事不告诉我，总有点耿耿于怀，此时我倒对他产生敬意了，我想他终究不是有些人总把他误解为资产阶级大少爷式的人物。实际上他的一生在政治上是要求进步的、清白的。只是因为他不善于说话，不虚伪，不善于做人，而他又是个有名的人物，这就必然会受到不少不应有的责难。
既然他与我一起来到香港地区，我们决定不再躲躲藏藏，我们就同居吧。我因工作的关系，实际上有时连和他说说话的时间也没有。有一天老友祖光忽然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结婚？”我与金都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也许我们都未觉得结婚是那么重要，尤其是我，我认为如有真情，不结婚也能白头偕老，如无真情，结婚也约束不了，人的感情是不能靠约束来维持的。我们虽未回答这个问题，但还是同意朋友的善意，决定结婚了。朋友们给我们一一安排好，在宇宙俱乐部。有将近五桌朋友来庆贺，特别是郭沫若先生当了我们的证婚人，并题词祝贺“银坛双翼”四个大字，大家都纷纷签名。那天到场的几乎都是革命前辈、作家、艺术家等各方知名人士，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讲了话。那天晚上酒醉的人很多，历史学家翦伯赞同志也喝醉了，他与丁聪等许多同志跟在我后面拉着我的衣服一边跟着走，一边说：“我愿意做你的尾巴……”我赶紧回过头来，让他走在我前面，我拉着他的衣角说：“还是让我做你的尾巴。”真像是醉熏熏的一群孩子在做游戏一样。
热热闹闹的所谓婚礼结束以后，我们俩暂时租借了一个高级饭店名叫“雅兰亭”住几天，也算是去度蜜月吧。虽说我本来没有觉得结婚有那么重要，但一旦举行了这样的仪式，在我心中忽然升起了一种奇异的从未有过的美好感受，尽管我已是第二次结婚；然而由于过去从未有过爱，从未有过幸福，所以如果说真正的爱才是初恋，那么这次就是我的初恋，也可以说，我在爱，爱一个人，那种希望真能与他白头偕老的纯洁的情感油然而生。我们回到了旅馆，真奇怪，好像我们从未同居过，我等待着，珍惜着这个幸福的时刻的到来！。
可是，这一切都成了泡影，老金已醉得不省人事，他回去已有点东倒西歪，然后一直呕吐不止，以后就一直连续昏睡了两天两夜，我的婚假一共只有三天，因为我在拍戏，不能等待，我赶紧退掉了“雅兰亭”的房间（因为这种地方很昂贵），回到“万邦”去住，带着遗憾的心情，又去白天黑夜地工作，这就是我们的蜜月。
我们婚后大概第五天晚上，老蒋（即蒋君超同志）请我们去吃晚饭，他还请了老金的一些朋友，包括老金与人美过去的好友X太太等，老蒋的生活条件较好，他单独住一幢洋房，他们也是老朋友了，他是为我们结婚特地宴请。本来这是件高兴的事，但在席间，老金与那位X太太一直在用广东话交谈，忽然间老金越说越激烈，大发雷霆，推翻椅子往外就跑，于是在座的男同胞纷纷去追赶，但谁也不可能有他这样的本领，当时那里的电车是不关门的。电车正在行进中，他从这部电车跳上去，然后再从另一出口跳下去，又跳上另一辆电车，这样几个跳上跳下，就再也找不着他人影，一直弄到深夜，追赶他的人都已精疲力竭，老蒋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场面，Ｘ太太早已离席，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又非常担心老金出事，最后我只能一人先回旅馆。我无法抑制这样的痛苦。可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痛哭，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我无法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爆发的生活,这种无故的心灵的冲击.我想我难道又走错了路？我一个人伤心地坐在阳台上，我不知道下一步究竟应怎样走下去。我还是走吧，从此不再见他，我的纷乱的思绪，难以作出任何理智的决定。正在我哭哭啼啼时，他忽然冲迸房门，叫着“小迪，小迪”（这是他给我起的小名），我一句话未说；他奔到阳台上，两手扶着我的肩膀，深情地看着我（这以前和以后都未这样看过我），跟我说他错了，错了，他痛恨自己会这样伤害我。也许就因为他这一次认错，才使我们以后共同生活了三十六年，我相信他从未向人这样认过错，从未。
老金与小狗
老金有位朋友，到外地去工作了，留下来房子和一条小哈叭狗都叫我们看着。因为我们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南市的房子实在太挤，无法住了，正好有房子暂时空着，而且老金养狗是一流的，但我非常怕狗，我对于所有这类动物都怕，更怕猫，而且我不喜欢猫。但对哈叭狗我还是比较喜欢的。那时老金又有了戏拍，他每天早出晚归，而我因怀孕，就经常在家。老金对小狗既爱抚又严格，即使是小狗，他也要给它立出规矩，老金几乎像跟人对话一样跟它对话。而它也喜欢它的主人，又怕它的主人，绝对听话。渐渐我也对它产生好感。老金有时拍夜戏，到晚上一二点。小狗总是在阳台上等，以后我就无须再等，只要看小狗从阳台返身冲出房门下楼，那一定是老金回来了。弄堂很长，但只要老金站到弄堂口，小玉（它的名字）就能知道谁来了，这样聪明的小狗，我也想鼓起勇气去喜欢它。但真是好景不长，我与老金要出门去了，老金只能把它又托给朋友抚养。我记得老金那天抱了它，并把它的毯子、生活用具都带着，并跟它说，我带你出去玩，你要听话，它高兴得乱动乱扭，我跟它再见时，它睁大了双眼．善意地叫两声，于是乖乖地躺老金怀里就走了。没想到小玉这一走就成了永别：当老金从朋友家里溜回来时，它千方百计要找老金，从朋友家的园房里溜出去，从此就不见它的踪影了，它不认识路，失踪了。
小玉丢失后，我们俩都很难过，尤其是我，久久难忘，至今它戏弄我时的那副顽皮样儿，在阳台上等老金时的那种坚定劲儿，还历历在目。令我梦绕神怀。虽然只是一条小狗的事，但它使我思考许多，做什么都需要严与爱结合，对条小狗也要这样，更何况对人呢，如果我与老金的优点能结合起来发挥，那就会办好许多事，但人是优缺点的统一体，有时理智占上风时就对问题会冷静思考，感情激动时就不那么思考问题的实质了，当然还有许许多多不能预料的客观原因。老金是条硬汉子，不像我马马虎虎随大流的性格，但这种什么都坚持己见的人，在不尽如人意时，将会感到更加痛苦。
他是个死硬派
1958年老金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文化部派他去当时的民主德国拍戏，这部戏是由世界各国多位有名的演员一起合演合拍的。中国派了他去，自然他很兴奋。他作为一名汉城出生的中国人，两岁随父母流亡至祖国后，出国的机会并不多，解放前他虽到处跑，那也只是他爱好旅游和打猎。解放初期他就担任一些行政工作，除了1953年赴朝慰问外，再也未出国，不像我经常出访（因为我拍戏多），我庆幸也许能给他带来生活的转机，又会像参加劳模会时的开朗，他把一切都准备就绪，他的所有服装都是他自己精心设计，他作了许多准备工作，重新又复习了外语（他本来会讲一些英语），他说我是代表中国出去的，应有自己的水平，我也相信他在表演方面、仪态方面不会丢中国人的脸，他去了将近两个月，但由于剧本一直未修改好，戏迟迟不能开拍，而他的胃病又发作了，因此法国的电影厂决定让外国的演员都暂时回国、等剧本完全定稿后再去。回国前他们剧组的制片主任与副导演一定要陪同他去百货公司购物，这本来是极其普通的事，老金对什么东西都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当然他也喜欢去看看外国的百货公司，而他最欣赏也最想买的就是录音机，当时那种录音机还很笨重，但在国内，个人是没有的，所以他省下了一些伙食钱，想买个录音机，他一直说如果有个录音机，就可以大大改进自己的台词．对如何处理台词有极大的帮助。正好这位制片与副导演能讲英语（翻译是讲俄语的），所以他们自己就能沟通了，老金选中了、买好了录音机，可是主人一定说这是制片厂送给他个人的，硬把钱退还给他，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老金只好收下，并请了两位法国朋友吃饭，以作暂时告别之礼。没想到这一切竟成了他的许多罪状，不知何人打了“小报告”，在他回来的时候，使馆根据“小报告”写了一封信给文化部，这封信还叫他本人带回转交文化部，殊不知他手里拿着的急急要交给文化部的信正是数落他罪状的信，回到北京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把信交给文化部。然后他因过度疲劳而胃大出血昏倒在他住的北方饭店的洗手间内。当晚我接北京来电：“老金病危，速来。”我急得没有了主意，当我第二天买好机票，准备去京时，老金自己又打来了加急电：“千万别来，我明日即返沪。”第二天老金被人用担架抬上了飞机，到了上海，我立刻把他送到医院，但他已奄奄一息，我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去？”他说：“你在北京人生地疏，连住处也找不着个合适的，北京的医院你也不熟，要让你去打各种交道,你也不是那种人，而且你晕头转向，连路都不认识，你的生活能力不强，弄到最后你也病倒，所以我一醒过来知道有人打电报叫你来，我就立刻让你别来……”他即便是在病危时，也还是非常实在。他对我很了解，我虽然有坚强的耐力，克制力很强，但活动能力很差，如果说他与我有什么相似，这一点倒也相似，只是他照顾别人很有办法，而我则笨手笨脚做不好事。
从1958年病发至死，他基本上从未康复过，但他始终挣扎着自力更生，尽可能不麻烦他人。我一直工作不停，我知道他在长期卧病中深感孤寂和缺少照顾，然而他从不要我为他做任何事，他是个死硬派。他在手术前还能稍稍走动时，还去剧团上班，如果团里有什么东西坏了，他都是自己修理，有一次大堂乒乓室的电灯坏了，他还爬上去把灯立时修理好，一位新分配来的青年演员只知道他是个修理工，而不知他就是他们的团长。
1983年12月27日老金与我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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