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毛泽东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曾经让邓小平为文革作一个总结。邓小平当然知道，毛泽东要的是一个肯定文革的总结。他婉拒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随后再次把邓小平打倒。
文革后，邓小平以其 在文革末期领导整顿的经历成为他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以其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和顶住毛泽东的压力拒为文革作违心评价成为他全盘否定文革的道德资本，并因此而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共第二代领袖。可以说，文革最终成就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这是他的得。邓小平曾说文革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自己靠边站，儿子邓朴方受累成为残疾，所以说文革对邓小平也是失，也是符合实际的。然而，邓小平的文革得失并不限于此。
文革结束之后十年，1986-89年间的学潮让邓小平想起了文革的动乱。带着对文革动乱记忆的极度厌恶，邓小平用军队镇压了89年的学潮。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说到底，这与邓小平对文革的认识失之偏颇有关。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加上集会游行是让民众表达意见的民主方式，是毛泽东在文革中肯定和推崇的，谓之大民主。我们很惊奇地看到，这一大民主方式并没有因为文革结束而绝迹，相反，倒是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经久不衰。从苏联的解体，中东的颜色革命，到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可谓高潮迭起，获得了世界性的广泛认可。从这一点看，毛泽东其实是大民主的最大推手，可以说是颜色革命的鼻祖。邓小平则成为反面代表。
为什么开着坦克的军队阻挡了89学潮的脚步，却未能阻挡苏联解体的步伐？答案是文化大革命。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使得城市中的主体——工人——对文革起初的动乱和造反夺权所造成的混乱感到厌恶，使他们虽然同情理解学潮，却并不赞同用大民主的方式与中央对抗进而夺权的做法，所以在最后的对抗阶段，他们没有行动起来支持学生。如果这一主体像文革一开始那么冲动，冲在学生前面，那么，局面将要糟糕得多，甚至坦克也可能阻止不了他们的脚步，社会受到的伤害也会沉痛得多。正是文革在他们心中留下的阴影阻止了一场颜色革命。换言之，正是文革的失败挡住了西方对中国的颜色革命，应该说迄今为止。这并非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但却是歪打正着。现在看起来，89年的颜色革命是躲不掉的。文革就好像是打了一针预防针。没有经过文革的苏联则在第一波颜色革命中倒塌。就不用说颜色革命在其他国家的屡屡得手了。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是民众开始觉醒并索要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时代。毛泽东的文革开了这一先河。文革的目的是让民众拥有直接管理自己的权力。这一权力可以通过造反而获得。历史终将证明，这是超越代议制民主的直接民主。
法国大革命中，长期处于底层的第三等级因为突然接触到权力而变得异常暴戾，生怕失去权力的恐惧导致他们采用一切极端手段来维护权力，由此而使整个社会陷于恐怖状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开始阶段也显示出这一倾向，毛泽东以他的个人威望化解了这一暴力冲动。民众学会管理自己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可以预料的是，权力最终必然直接属于民众，而不是一小撮精英。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是什么？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继续革命，……更为现实的意图是要保持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针对的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他是以把管理民众生产劳动的权力直接交给生产劳动者来对抗选举，而不是采用西方的选举。毛泽东要的是超越西方，而不是跟在西方后面。如果毛泽东的尝试成功，西方的选举政治一夜之间就会走向末路。全世界的政党政治——包括中国共产党——都将走向消亡。而当他的尝试失败，却起到了对颜色革命的免疫作用。邓小平在结束文革十三年之后，还是借助文革的反面影响阻止了颜色革命。没有毛泽东的文革，他恐怕连他的政权都难以保住，遑论他领导之下的改革开放。他既没能预料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进攻，也拿不出什么良好的应对之策。如果他能做到毛泽东对大民主应付裕如的一半，事情也不会走到这么糟糕的程度。他差点丢失政权。他仅仅是暂时防守住了。
对照现在的颜色革命，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设计文化大革命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造反派——通常都是当局的敌人——纳入党内，成为党内的一个派别。像王洪文、陈阿大等造反人物，在其他国家的颜色革命中，都是执政当局的敌人，最后都打败了执政者而夺得政权。但是，在文革中，这些造反者都在共产党内。文革的结局无论怎么变化，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上台，都仍将是共产党执政。毛泽东再一次运用了他的政治信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结成统一战线。这一次，统一战线就在党内。邓小平如果能够超越个人恩怨，放宽胸襟，允许并引导大鸣大放游行集会，他就不会有64之痛。
既然大鸣大放游行集会是人民群众表达意见的普世方式，躲不掉，防不住，那么，对于充分享有这种权利的的文化大革命，至少应该肯定这一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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