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明
1992年8月，江深，陈道阔两位先生为战役著写了《淮海之战》，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的国民党最后的一个阵地-陈官庄被彻底解决，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阵亡，而其中第二兵团的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七十军军长高吉人却下落不明，在我的这篇回忆中顺便作一个补充。可惜，我没有机会为江，陈两位提供这份真实的资料。
顾祖念1994.3.14
1949年1月6日 陈官庄
下午，军参谋长电话“高先生被炮弹炸伤，现在兵团部，已电南京在明天派飞机来接去南京”。看我即在兵团部护送高先生去南京治疗伤。
高先生——高吉人，二兵团七十军军长，是我的老长官，他任200师师长时，我就在军医处当少校军医。
现在我是他的军医处长，担任护送，是责无旁贷的。
我收拾好十字包和随身行中，去到兵团部。
这里，实际上是杜聿明这个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和二兵团司令邱清泉的联合指挥部。
指挥部设在农民陈瑞兴的家。
我到兵团部已经天黑了，兵团部的野战医院院长陈？新和32师副师长华心权在等着我。高先生的伤是陈院长包扎的，他向我交待了伤情处理，“左胸下处侧弹片炸伤，无肋骨胸膜伤害，左下肢外侧弹片伤，无骨质损害……”并送来四瓶10万单位的U.S.Penicillin和四付已消毒的2cc注射器。陈？新Penicillin，又打了一支morphine(吗啡)。
“华心权”我们叫惯了连名带姓“你这个副师长，不在部队打仗，跑这里伴姐夫，当心点——？”“你小子大惊小怪，杜先生电话叫我来呀。”华心权理由充分，杜聿明，高吉人，华心权他们是陕西老乡。
高先生在地下指挥所的掩体里，他躺在铺着棉被，军毯的担架上，上面又加了一件棉军大衣。我向他报到以后，重新检查包扎了他的两处伤口。他面容疲惫，不想谈话，叫我和华心权找个地方休息，等明天的飞机。跟着高先生身边的，是随从副官刘桂堂。
掩体内的墙上，挂着大地图。地图上是红蓝色的箭头，弧线和红色蓝色的小三角旗。杜聿明，邱清泉还有兵团部参谋长李汉萍，忙着打电话，在地图上找什么。
华心权，高先生小姨的丈夫。和我同年，29岁。
1942年冬，200师驻在云南昆明东郊的十里铺。高吉人已由副师长升为师长，华心权由598团机枪连上尉连长调升为师特务连少校连长。
小伙子1.78米，英俊漂亮，气宇轩昂，算得上是个标准的青年军官，喜欢读点古人的诗词，也写得一手好的钢笔字。
特务连，就是司令部的警卫连，高先生，华心权又是陕西同乡，就有机会去高先生的公馆里走动。
十里铺，离昆明十多里路，高先生自己和家里老岳父岳母，高夫人及孩子，生病去昆明求医是不方便的。
差不多老少一家的医疗任务全由我？？。
就这样，我和华心权就成了“内部圈子”里的朋友关系。
高夫人有个俏丽娇雅的妹妹，19岁，昆明市一所有名气的昆华女中高中生。
苦于抗战期间，一家人随高先生戎马倥偬，北征南战，流动性太大。因此，小姨子的婚事也就给耽搁下来了。
如今来了个华心权，真好比“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在高家人老小包括小姨子本人在内的择婿选择上，都给他打了满分。一门婚事，择吉举行。
之后，在1943年秋，200师参加反攻缅甸前，华心权调升为598团第二营营长，我调为598团卫生队队长，反攻缅甸胜利后，598团全团调去杜聿明的东北长官司令部作警卫团。华心权被保送入陆军大学学习。
那是我来去东北，调升为师军医处中校军医。华心权凭着个人能力，陕西同乡和姻戚关系三个优势，在陆大毕业后步步高升到了32师副师长，顺便提一提，那位调升为警卫团长的598团长叶敬，也是陕西人。
1月7日清早，杜聿明指派了剿总总务处上校科长黄绍宽率领警卫营士兵去机场指挥飞机接高先生时的对空联络和安全警卫。
我们和高先生上了兵团部的救护车，直奔那个简易机场等候飞机。
大约9时左右，一架单翼双座的教练机降落机场。
因为要尽快接了人飞回去，所以，没有关掉引擎。螺旋桨仍在不停地转动，驾驶员空军上尉彭？臣跳下飞机就和黄绍宽取得了联系，正待我们要把高先生抬下救护车去上飞机这一会儿，不幸的事件比什么都发生得快。
徐州剿总办公室的中将主任郭一予在陈官莊的指挥部里，他已无公可办，杜聿明和邱清泉更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个以前在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座下还有几分气候的人，眼下又是时乖命蹇，一蹶不振。
再说，这个陈管庄10公里平方大的色围圈里，熙熙攘攘地挤着30多万部队和徐州撤退时跟来的政府人员，教师，学生，商人等等几万人，天天靠着飞机空投救命的粮草、子弹、药材度日，弄得不好，中弹毕命。
这个可怕的地方，险象环生，惊魂难安。谁会遵守蒋介石那条“不成功就成仁”的黄埔精神教导呢？
朝思暮想，逃命第一。“天无绝人之路，机会终于来了”。
南京派飞机来接受了伤的七十军军长高吉人。因而，他早早背好包？，等候在机场。
正当驾驶员彭？臣下机与黄绍宽联系的一瞬间，郭一予以猴子般的敏捷，爬上飞机钻进了后座，黄绍宽当即喝令士兵把他拉下来，没有成功。他就自己上飞机把郭一予拖了出来，一不当心，自己的右臂被螺旋桨打伤骨折。
螺旋桨的转动因此失去了平衡，飞不起来了。
最懊恼的是空军上尉彭？臣他给我看了他的休假单，这次完成任务回去，他可以休假一个月去广州看妻子女儿。
飞机坏了，高先生没有抬下救护车，开回了兵团部。
当天，再电南京，派一架C27来，意思是可以把高吉人、郭一予、彭？臣、华心权和我一起带走。
1月8日，一早，救护车开到了飞机场，9时不到，一架C27飞临陈官庄上空。它并未降低高度，只是在上面兜圈子。 几分钟后，一调头飞走了。据机场电台报务员说，C27驾驶员认为机场跑道不理想，机场秩序不安全，拒绝降落。一下子，我们脱离包围圈回南京的希望破灭了，救护车又开回了兵团部。
那架昨天来的教练机，被盖上了帆布帐篷，据我记忆，机场并未受到炮击。
早在上个月，蒋介石增派了黄维的12兵团从安徽宿县方向来救援陈官庄的杜聿明，企图双方会师，搞那个“徐蚌会战”。
可是，在12月15日就遭到解放军的围攻，在双堆集全军覆没，黄维司令生擒被俘。陈官庄这几十万人，已成为翁中之鳖。
从12月17日开始，我们的收音机天天听到“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但是，我没有在将军们的神态行动上察觉出有什么变化来！
1月9日，剿总指挥部下达了“夜间突围”的命令。
我们那辆救护车，改换成了一辆装甲车。
下午，剿总指挥部和兵团部转移了200师师长周郎的地下指挥所。
高先生和我们下了装甲车，进了周郎指挥所旁边的另一个地下掩体内休息。
高先生伤的不重，有人扶着，还是可以走动的。掩体两侧有土坑，可坐又躺，下面铺着稻草。
高先生躺在坑上，我们就坐着。我不由地思索着晚上突围的必然遭遇。
陈官庄外围的沟壕行走横，装甲车是出不去的，何况那橡皮轮胎吃了子弹就报废。要是用四个担架兵抬着冲，只要一人中弹，就会把高先生翻出担架。跟着突围，凶多吉少。万全之策，还是“原地不动，坐以待俘”。
其实，华心权又何尝不在考虑晚上的行动？我和他一交流，取得了一致。高先生是闭着眼睛听完我和华心权的劝说。先是摇了几次头，这个摇头并不是拒绝我们的建议，而是表示无可奈何。接着叹了一口长长的气，低声说：“好吧！”
一位在抗日战场上攻克昆仑关，反攻缅甸都旗开得胜的将军，如今在解放军手下全军覆没，即将束手就擒。
从个人角度来说，是不堪忍受的痛苦和悲哀；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下，这个选择要算是最明智的了！
天黑以后，我们这里人口大增。先进来的是139师师长唐化南，第二个是第五军军长熊笑三，后面一个是七十军上校副官处长孟浩卿。
熊笑三开了一听三五牌请客，大家抽烟。摇头苦笑，代表了彼此的谈话。
约摸8点多，熊笑三的随从参谋进来，“军长，杜先生、邱先生请你上路了。外面备好了马”熊笑三毫不犹豫回答：“你去回报，说找不到——”无需解释，这位军长也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紧接着，四周的枪声像爆豆子般地打响了。子弹在空中吱吱地嘶叫。60炮弹，枪榴弹，手榴弹的爆炸声轰成一片。 机灵的刘桂堂起身把风雨灯的灯光拧小了许多。
熊笑三拍了下我的肩膀“顾院长，有裹伤包么？”
那是在1946年后，在他当200师师长时，我当他的野战医院院长，他还是用以前的称呼。我说了声“有”他把军帽一脱，举手一指脑袋。“化装。”我立即明白了。撕开一个裹伤包，把他的头部包了起来，再洒上红药水。
第二个是华心权，他用小刀在前臂外侧划破了一道10cm长的创口，除了包扎还给他吊上一块三角巾，还有裹伤包。 我包裹了自己的左手腕，洒上红药水。
再一个节目是解除武装，大家把手枪、子弹匣，连同名牌手表，派克笔都叫刘桂堂丢到外面去。我只把手枪丢了，一对全套派克“51”钢笔、铅笔和手表，留着没舍得丢掉。
周围的战斗在激烈地拼杀着。掩体的洞口是原先设计的背向，在解放军追击部队的进攻下，这个背向又成了面向。 解放军打来了的60炮弹、枪榴弹渐渐逼近了我们的掩体，直震得掩体顶上的泥沙洒洒而下。万一，我们的掩体钻进来一弹，洞里的人，一个也别想活。
又胖又高的副官处长孟浩卿也怕来这一弹，说了声“小顾，调个地方。”溜了出去。
掩护部队的机枪打得十分起劲，离我们的掩体不过三四十米，那60炮就是对着机枪来的。熊笑三向了声随从参谋：“那部分打掩护？”参谋答：“军部工兵营。”熊笑三：“传我命令，撤——！”时已过半夜，机枪稀落了，炮弹也不来了，其他地方的枪声也渐渐远了。周围的战斗基本解决。
掩体外面，有了脚步声、吹哨声。“二班”“三班”……解放军来了。
忽然间“通”一声震耳的闷响，一闪光劈头盖脑的泥沙从头顶上落下，耳鼓内还在嗡嗡作响。同样听到了洞门口的大声吼叫：“有人吗？出来，缴枪不杀！”
幸得洞口没有人，否则就要报销了。我们举起双手，由刘桂堂扶着高先生，鱼贯而出。由两个解放军战士押进了一间破顶破墙的大屋，屋里已经蹲着二三十个人。
华心权、刘桂堂和我护着高先生坐蹲在一起，不知熊笑三和唐化南走去哪里！
1月10日，关押俘虏的室外并无警戒，晨光微曦，有人出去撒尿出恭，也有人出去不回溜走。
我们八只耳朵咬成一个意见，“溜出去，逃回蚌埠。”
刘桂堂很快就找来一条木棍给高先生，再由华心权和刘桂堂两人搀扶。我们护着高先生一翘一翘地溜出来。
不一会儿天已大亮，阵地上硝烟未灭，车、炮、枪支丢弃遍地，尸体横陈，有些已盖上了厚厚的积雪，就这么简单地命归黄泉。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有谁带个信给他们做梦的人啊！！
一千多年前的诗人也不会想到这人类的悲剧，还是在延续不断！！
国民党的伤兵、败兵，三三两两，蹒跚而行。清理战场，一时还来不及，解放军只在要隘道口派兵驻守。
我们在经过一座小桥的时候，被解放军战士拦住了，检查我们没有武器、照相机，什么本子、文件后，把我们编入桥头五十多人的俘虏队，由两名战士押队启程。
大约走了十多里路，到了一座大庙，俘虏队就在庙门内的大院里停下休息。这里的周围驻着解放军的小部队，时到中午，一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队我们讲了话：“二兵团的弟兄们，放下武器，可以做朋友，我们这里，给你们准备了吃中饭，因为你们过来的弟兄太多，我们的给养一是供应不上，这顿饭，还是在我们战士口粮中抽出来的。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说到做到。”
“胜利在我们这一边，你们跟蒋介石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解放军。”周围已经围上来许多解放军战士，身上穿的还是国民党部队草黄色的棉军装，只是把帽上那个“青天白日”摘掉了。明显地看得出其中有不少就是俘虏兵，有几个在一旁也喊：“弟兄们，参加吧，欢迎你们。”看起来这些喊话的兵一个个性格开朗，神情饱满。队伍中有人站了起来（原先坐着）。举起右手“我参加。”“我也参加。”先后一共参加了七八个。受到了讲话后，干部一一握手欢迎。
开饭了，黄橙橙的小米饭在木桶里冒着热气。俘虏们大都没带上饭碗，有人用毛巾去捧饭，也有的合拢双手去捧饭，可饭太烫手了，两只手翻上倒下的捣饭团。后来还是摘下军帽翻了个面解决问题。我们这里，走过来一个解放军战士送来了一只搪瓷碗，笑笑，走开了。华心权说：“这个兵，像是598团的。”598团的，很有可能。虽然高先生的棉帽子压下了眉毛，两边的护耳也搭下来，但认出来还是有可能，又或许，认出了华心权，老部下动了恻隐之心！幸得这个兵没想到主动受奖，放了一码子。我身边一个老和尚在看热闹，我求他帮个忙，借个碗用用，他不借，要钱买，换东西也可以。没办法，我用一支K金套中的派克铅笔向他换了一只粗糙的陶碗。
下午没有走，晚上进了大殿。从9日开始，已经折腾了三天两夜，没有好好休息，脑子里的弦绷得最紧，可身体实在疲乏不堪了。大殿，是光脱脱的青砖地面，黑暗吞没了空间，天寒地冻，朔风凛冽，躺在冰块般冷的石砖上，太懊悔自己那天只想着上飞机，连棉大衣也没穿在身上。虽然大家挨得很紧，这微弱的体温，怎么抵挡不住这连续下降的寒气的侵袭，上面寒风刺骨，下面硬蹦蹦的青砖冷彻澈五脏，曲腿、蜷缩，开始了无法自控的簌簌颤抖，自己听得见自己牙齿撞击的“格格声------”寒冷驱走了疲乏，疲乏又逐渐减低了寒冷的知觉，人就在这恍惚朦胧中颤抖着、曲蜷着。我多么想念三个月前我和文惠中在南京那结婚的新房，轻衾软褥，被暖窝香啊！真不怪以前有人说“当兵的，神仙、老虎、狗！”快活的时候如神仙，欺侮老百姓像只老虎，打起仗来不如一条狗！1980年11月25日，我为自己写了“细想的部曲”，这其二的由来，就在这一夜。
我也羡慕过做一个乞丐，用不着讲什么体面，更用不着担心破产，也还有点小小的自由，随便找个地方过一夜！这一夜，是我一生中过的最冷的一夜，每当那酷暑夏夜，热汗淋漓，只要想到这一夜，心理上的气温，也可以降它个二三度。
1月11日，天亮了。紧靠在我身边的大胡子不见了，不知是什么时候，他垫在地上那条军毯的四分之一，压在我的屁股下面，他肯定是溜了，我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高先生的伤口每天找机会清洗创口，替换敷料。由于不可避免的感染，创口已经出现轻度的炎症，好在天冷，发展并不快。
每个人分了一勺小米饭后，俘虏队整队出发，要送到一个地方去集中。四个解放军战士分队首队尾各两人负责押送。
队伍中一半是伤员，走不多时，就稀稀拉拉地首尾不见了，高先生拄着棍子，走得慢，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拒绝别人的搀扶。
在到了第二个村头时，机会来了。这条进村的路两侧是高高的丘陵，左右两边横路一条，形成了一个十字架，路两侧的丘陵陡壁，都挖有一米高深的防空洞。这个地形、时机，岂能放过。
我们前面的人已进村了，后面的，还没有跟上来。我们就以最快的动作，转入右边的横路，跑了二十多米远，匍进了四个防空洞，由刘桂堂负责探头观察周围的动静，计划在夜间再逃。
好在无人过路，我们就躲下来了。差不多到了下午2点多，麻烦就来了，一是蜷坐洞中，时间长了很想伸展一下身子，活络不了；二是口渴；三是饥饿。
好在是个晴天，这冷已不在话下。我们身上还有几块银元，计划着进村去弄点水，弄点现在和晚上吃的食物，任务由刘桂堂和我分头进行，华心权护着高先生。
我走进了一座泥墙屋的灶间，那低矮的灶头上一口大铁锅木盖缝缝里直冒着热气，炉膛的火星还没熄灭，炉前的柴草堆上睡着一个白发老太太，身上盖着一床旧棉被，正在发抖。
我附身叫了声“老妈妈~”她嗯了一声，并不抬头看我，接着她说：“又-发-老-毛-病-，打-摆-子-”原来她是疟疾复发，家里人都支援大军去了。
她留在家里管喂猪。我冒充了解放军的医生，我给了她20多粒糖衣0.3mg奎宁丸。这下子改善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我向她说明要点吃的东西时，她答应给我做些高粱面窝窝头。
这时间上不允许，我问她锅里煮的？老太太说：“那是喂猪猡的红薯藤和豆饼（榨过油的）渣渣，你哪能吃这——”我实在饿了，找了个大碗，黑乎乎的挖了一碗，再找了点盐拌一拌，这滋味可够好够美的，肚子里有了，身子也暖和些了。老太太并没起身，抖颤过去，可能已经快发热了，她翻了个身，一边嘟嚷“作孽——作——孽——！”
还是刘桂堂有办法，用了二块银元，买回来8个小米饼，一壶开水。
夜幕降临，我们出了防空洞，避开原路，另辟新径。走不多远，还是遇上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盘问是少不了的，隐瞒也无济于事，我们亮出了底牌“国民党部队的伤兵，想回家。”农民说：“你们这样走，是走不出去的，到处有人查问呀！这村里有解放军，开路单天天有人开，开路单那就方便了。”他愿意带我们去找解放军，事实上，他也不肯放我们走了。事出无奈，也只能跟他去找解放军试试。
到了村里一所房子，似乎是俘虏收容所，门口有解放军，也排着许多俘虏兵，一一接受检查。负伤的和非伤的分别处理。我包扎的左手腕是假的，一打开绷紧就被否定了，我和刘桂堂被划归非伤人员的一队，华心权和高先生划归到伤队一边，我们和高先生、华心权作了挥手点头的告别。
我在登记簿上填写了“顾祖念，男，29岁，浙江诸暨，第二兵团七十军军医处上校处长”
后 记
一、熊笑三，淮海战役后去了台湾，87年在台湾去世。
二、高吉人，淮海战役后去台湾，晋升陆军中将。
三、华心权，去台湾后，曾为国民党继胡琏以后第十一任金门防卫司令，升为陆军上将。
选择“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选择“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