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年馑：真正的三年自然灾害
民国十八年年馑是指民国17年（1928）至民国19年（1930）持续3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这场大饥荒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而其中又以关中旱灾最为严重。因此一般关中人对“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为耿耿于怀，这也是“万人坑”在现代关中人心中的出处。与1960年大饥荒相比，这才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自然灾害，而且其规模之大，灾难之惨烈在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极其罕见。
据民国19年底陕西省赈务委员会主席兼民政厅长邓长耀的灾情报告，全省有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祸不单行，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水灾、火灾、兵匪之灾一同降临。使陕西全境92县悉数蒙难，八百里秦川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至人人相食惨绝人寰。
天府关中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发源于甘肃渭源的渭河冲出秦岭，从汧山陇山间进入一片平原。或者说，是渭河塑造了这片平原。亿万年来，裹挟的泥沙在步入黄河之前，在这里日积月累的囤积，最终形成东宽西窄的盆地型黄土冲积平原。
这块“新月沃地”位于陕西省中部，介于秦岭和渭北北山（老龙山、嵯峨山、药王山、尧山等）之间。西起大散关，东至潼关，海拔约325～800米，长约300公里，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因在函谷关和大散关之间（一说在函谷关、大散关、武关和肖关之间），古代称“关中”。春秋战国时为秦国故地，号称“八百里秦川”。
渭河由西向东横贯渭河平原，干流及支流泾河、北洛河等均有灌溉之利，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如郑国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都引自这些河流。再加上关中平原土地疏松肥沃，十分适宜耕作。《禹贡》把关中的黄壤土定为上上等，即是最适宜种植农产品的土地。经过周、秦、汉三朝的开发，以及秦、汉政府在关中大力兴修水利，使关中平原沃野千里，支援了关中都城的经济。西汉时，关中已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粟米的储备，牲畜的数量，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三，但却拥有全国十分之六的财富，充分显示关中在古代中国的经济地位。
关中不仅是陕西最富足的地方，也是中国最早被称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地方。“金城千里”指渭河平原四周为山原、河川所环抱，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关中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面是黄土高原，再向北方和西北方，还有黄河天堑为屏障，东面也有黄河阻隔，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从战国时起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所以汉代张良用“金城千里”来概括关中的优势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陈说“连横”之计，就称颂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贸，沃野千里，蓄积多饶”，并说，“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这比成都平原获得“天府之国”的称谓早了半个多世纪。特别是从战国郑国渠修好以后，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四周又有山河之险，关中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帝王建都的风水宝地。从西周开始，历时千余年，先后有秦、西汉、隋、唐等10代王朝建都于关中。
关中是中华文明的诞生地，这片沃土最早沐浴了文明之光。在上古传说中，神农氏曾教民稼穑。神农就是炎帝，也就是火神，他所传授的实际上是焚林垦殖。《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了三皇五帝刀耕火种的历史：“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从100万年前的蓝田人到10万年前的大荔人直到半坡文明，关中的黄土文明源远流长。距今6000年前，半坡人就以种植谷物为食，将丝麻织成衣料，营造房屋和墙垣，甚至养猪和制陶。在古老的《诗经》中，来自这片土地的风情数不胜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可以说，关中平原直到战国时期依然“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力多”（《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史念海，198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向关中地区大量移民，导致关中森林面积迅速减少，垦荒和农耕使人口迅速增加，土地的负担也日益加重。从先秦开始，十年九旱的渭河和黄河流域利用水利之便，成为中国文明的摇篮。另一方面，周期性的干旱和洪涝也使农业这种高风险的经济模式常常遭遇残酷的打击和磨难。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说：中国人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浑浊江河泛滥的平原、百衲衣一般的绿色耕地，以及由简陋的茅屋、蛛网般的水渠和台阶般的梯田聚在一起的村落，这就是多少代人们弯腰驼背累死累活辛苦劳作的见证。那么多的人密密麻麻聚集在狭小的土地上。可以说，中国人为了维持生命，耗尽了有限的土地资源，还有人的所有智慧和忍耐力。
就整体而言，两面临海的华南雨量充沛，但雨水又常常会把农作物生长所必需的矿物养料带走，因此只有珠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可以获得沉积物补充，相对比较适合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反过来，远离海洋的华北地区（黄河流域）土壤非常肥沃，但平均降雨量只有500多毫米，而且每年之间变化很大，有时相差30%以上。因此在风调雨顺的正常年份，北方农民可以勉强维持温饱，一旦遭遇周期性的缺雨干旱，则形成无法摆脱的年馑。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用来生产口粮，而不像欧美一样用来放牧。相对而言，生产粮食比放牧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但单位土地的能量产出也更高。同样的土地，水稻产量是小麦的2倍以上，而水稻的劳动投入也更高。对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土地资本是最紧缺的，而人和劳动的价值很低。人们必须依靠有限的土地尽可能生产出最大的粮食。相对洪涝严重的南方来说，华北地区则更是“看天吃饭”，华北自古“十年九旱”，这里的人们不得不世世代代接受旱灾和饥荒的诅咒。
西府蒙难
所谓“十八年年馑”，实际上从民国17年就已经拉开序幕。从民国17年1月各县向省府的报告中，惨不忍睹的文字就已经宣告了一场人家浩劫的来临。
陇县：现在树皮、槐于剥食无存，酸枣、草根搜掘殆尽。全县6区已实有灾民 8万以上，逃亡的5000口以上。不时有饿死人的消息，请求省上立即救济。
泾阳：因缺乏食物而上吊自杀身亡的有李坊堡的吴草娃，县东里的赵裁缝，瓦王村的王玉善，首张里的杨增全4人，此外，夏村里的岳文夫妇，因为饥饿难忍，先把自己不满3岁的小孩子活活勒死，然后夫妻双双服毒自杀。现在（民国17年1月），全县已饿死的有男45人，女20人。
白水：草根树皮早已被剥食于净。每天大路上东来西往的尽是饥饿的灾民。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县城北马家堡，有个叫陈老六的，因为饥饿痛苦实在难熬，有意在食料中放了毒药，把全家6口全部毒死。
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茨荆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而致死。
西安：1月15日天下大雪后，北风凛冽，寒气刺骨。省城内已无多少食品可吃，灾民又冻又饿。据公安局连日来的报告：北大街老菜市以东，东大街古物商店，盐店街风火洞口，新城南门外，北柳巷口，浸礼会门口等处发现男女数十人的尸体。
关中西府地处八百里秦川最西部，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因为临近秦岭最高峰——海拔3500多米的太白雪山，这里大多数年份都降雨量充沛，堪比江南气候。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西府人提供了极其优越的生存条件。因此，像民国十八年年馑这样的特大旱灾极其少见，也因此给西府造成的灾难更为深重。很多经历过那场旷世奇灾的幸存者提起“十八年馑”和“万人坑”来仍不寒而粟。
民国十七年到十九年（1928—1930）的这场持续大旱灾波及整个华北，但受灾最重就是陕西，而陕西的重灾区则是人口密集的关中，其中又以西府的悲惨为灾中之重。往年风调雨顺的西府连续三年没有下一滴雨，碌碡三年没翻身，路上的尘土厚得能埋人，三年六料颗粒未收。
从民国十七年开始，西府全境就夏秋无雨，冬季无雪，麦种子下地如同搁在楼顶，根本发不了芽，夏秋连料绝收。苦不堪言的农民期盼改过年去时来运转风调雨顺，哪料民国十八年又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这场雪上加霜的大旱灾使很多家无隔宿之粮的贫苦人家顿时崩溃，一场席卷西府全境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十八年馑”从此成为西府人心中最可怕的字眼。
据说当时，宝鸡县一带热风时起，自春至秋滴雨未降，大旱12个月，井泉枯竭，河道断流。宽阔的渭河平时可以通舟舸，而当年却在河道里行马车。甚至连根深叶茂的多年老树夜大半枯萎。依靠杯水车薪的井水灌溉，夏粮勉强收成了不到两成，而秋粮干脆就颗粒未收。往年绿野千里的渭河平原，如今整个赤地千里，满目苍凉，令人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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