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22日下午，八百多颈系红带子的湘军冲入湖南省平江县城，攻占县政府、清乡委员会和驻军独立第5师师部，随后贴出署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布告，宣称“严惩贪官污吏，以儆为虎作伥；没收豪绅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所有苛捐杂税，一律废除殆尽”，集会宣布建立平江工农兵苏维埃，处决了被俘的县长和清乡委员。这支暴动部队是独立第5师的第1团，指挥者正是29岁的团长彭德怀。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许多左派黄埔军校生都放弃“革命”，脱党自新投奔国民政府。彭德怀这个旧式湘军军官却选择相反的道路，其间的因果与历程值得玩味。
一位旧军官的晋升路
与大众的普遍认识相反，清末民初时想到正规陆军当一个兵很不容易。湖南人有从军的传统，但本省陆军却没有多少容纳能力。小学教师舒适存投奔湘军第2师当兵时，因无缺可补，只能做备补兵，“不独无饷可领，连吃饭也要自己出钱”。即使如此，也领到“德造七九步枪、刺刀、弹盒、背囊、黄呢军服、黄呢大衣、皮鞋、绑腿、灰布棉军服、夹军服、黄布单军服、卡其单军服、番布雨衣、饭盒、水壶、十字锹、棉被、毛毯、被单、蚊帐、枕头”等一大堆装备。军队物质生活远较平民丰富，兵缺难补倒也不难理解。
原本做堤工的彭德怀能在17岁时当上湘军正兵，每月寄三块钱回家维持祖父、父亲和弟弟的生活，与湖南的政治局势关系密切。民国建立后，湖南成为北洋政府与两广军阀的角力场，湘军内部也因此时合时分，纷争不已。1916年夏天，湖南军人响应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出兵驱逐了袁派湖南将军汤芗铭，彭德怀正是在这个时候投奔了急需兵员的湘军。战乱之后，彭德怀所在的部队整编为湖南陆军第2师第3旅第6团，他是第1营第1连的二等兵。这件事情对彭德怀的一生意义重大，到他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专案组撰写简历材料时，对这一串番号和各级长官的姓名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彭德怀的湘军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16年到1920年是第一阶段。他在长官的赏识和自己的努力下，先用三年时间从二等兵逐级晋升为第6团第1营第3排第9班班长。期间，彭德怀曾率本班掩护全营撤退，也曾孤身前往敌军防区侦察情报，俨然一个骨干士官。接下来，彭德怀又从班长而升至代理排长，继而在1920年夏天正式官拜少尉，成为一名军官。在湘军中这样的晋升并不常见。日后的解放军大将陈赓与彭德怀在同一个团当兵四年，离开时还只是一个大头兵。
1923年5月，彭德怀从湖南讲武堂毕业，回到第6团担任第1营第1连的连长，开启了他军旅生涯的第二个阶段。1923年到1925年间，湖南战乱频繁，拥护孙中山的湘军总司令谭延和支持北洋政府的湖南督军赵恒惕大打出手，湘军为之分裂，彭德怀所在的第6团也不例外。此后，彭德怀随军开入广西为旧桂系军阀陆荣廷解围，又开赴湘西阻击入湘的熊克武所部建国川军。很多年后，彭德怀评价这些战争不过是“军阀之间的激烈矛盾”，毫无意义可言。但在当时却为他提供了展现身手的舞台，用上级的死亡和退缩为他铺平了晋升的通道。
1926年，湘军第4师师长唐生智与赵恒惕发生冲突，由此引发两广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经升任营长的彭德怀随第6团加入反唐的“讨贼联军”，但随后在彭德怀“北伐军必胜”的判断和鼓吹下，又全团投奔唐生智，作为其第8军的一部分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9月底的某晚，正率部在湖南南县驻防的彭德怀接到消息，他所在的部队改称第1团，编入独立第5师，而他将接任团长。12月，彭德怀正式接到委任状并入主团部。从当兵到升为上校团长，彭德怀一共用了11年，比起因发动“马日事变”而名声大噪的许克祥团长还要快了几年。但仅仅半年多之后，彭德怀在平江率领第1团发起暴动，结束了自己的湘军生涯。
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史
前途远大的湘军团长选择了叛变，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有些不可思议。但重新梳理彭德怀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却不难理解他的选择是必然的结果。
彭德怀于1898年10月24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一户农民家庭，拥有一套完整的名字“名清宗，字怀归，号得华”。关于他早年经历的记载十分混乱，据彭德怀在文革期间撰写的自述，他6岁起上过两年私塾，后来因为母亲去世、父亲生病而辍学，甚至跟随祖母外出讨饭为生。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却记载彭德怀讲述家中是富农，母亲死后父亲又娶了继母，而祖母则是“把我们大家都看做她的奴隶”的鸦片烟鬼，甚至曾因彭德怀不听话而召集家庭会议要把他淹死。无论哪种说法，都提到彭德怀在13岁时离开家庭，做矿工、做短工、做筑堤围坝的堤工，直到当兵。
清末民初军队的特点是帮会盛行，青帮、洪门、哥老会都在军队中发展组织，帮会辈份在背地里甚至会颠倒官兵之间的地位。即使冯玉祥这样长于治军的将领，也只能引入基督教来抵御帮会对军队的侵蚀。但是，彭德怀的军人生涯中，却始终没有参加帮会活动的记录，不得不说是个异数。
彭德怀早年读过私塾，当兵后又在团训练班中接受过文化教育，从保定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那里听到许多富国强兵的道理，或许因此产生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自觉”。他自己也承认，当时刻意结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做朋友，时常谈论救国救民的宏大话题。日后参与平江暴动、拉起红五军大旗的黄公略、李灿、贺国中等人都是此时结识的伙伴。
彭德怀谢绝帮会，不代表没有组织团体的意识。流浪做工时的经历，早就在他心目中立下了“杀地主、救穷人”的目标，做堤工时几次参加罢工，也让他认识到“没有组织领导的活动难以成功”。从军之后，彭德怀对有组织的反抗活动更加热衷，当兵的时候参加过“闹饷”的兵变，当团长之后甚至怂恿手下“闹饷”，以“提高士兵的觉悟”。
认准了“士兵一旦觉悟组织起来，这个力量是很大的”的彭德怀在1920年串联其他六名士兵发起“救贫会”，第一次行动便是派人刺杀了当时部队驻地华容县注滋口当地的税务局长兼堤工局长欧盛钦。彭德怀回忆称欧“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但在此之外，或许还有一点对少年时代两年堤工生涯备受剥削的报复心态在内。
这次刺杀很快就被告发，彭德怀不得不从军中逃亡，一度到粤军中任职，后来又回到家乡种田。在长官的庇护下，他废弃了自己被通缉的原名“彭得华”，改以“彭德怀”的名字进入湖南讲武堂学习，在毕业后又回到部队担任军官。
经过这一番洗礼，彭德怀认识到“杀一两个人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开始在部队里扩大其“救贫会”的组织。但彭德怀和青年士兵们反复讨论形成的“救贫会章程”，依然是“灭财主”、“灭洋人”、“发展实业”、“实行士兵自治”这样大而空的言论，很能反映当时的底层青年既想反抗社会现实，却又没有思想出口的困苦状态。
当彭德怀所在的部队参加北伐后，他这样一个具有组织能力、得到士兵拥戴又有朴素爱国思想和反抗意识的青年军官，很快进入共产党人的视野。不断有人来找他谈话，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引申到更遥远的反帝斗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些新鲜的理论以其本身的斩钉截铁和在苏联的实践成绩，获得了彭德怀们的认可和追随，从彭德怀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镇压深恶痛绝，甚至在1927年国民政府清党之后依然拒绝所部参加清乡，并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8年2月，多年好友黄公略从广东归来，以满口“我们的校长（指蒋介石）”如何如何试探彭德怀态度的时候，差点被后者直接杀掉。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以及从“救贫会”发展而来的“士兵委员会”形成组织基础，当彭德怀被推向“清乡剿共”的第一线时，突然率部倒戈一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段袍泽情谊的始与终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万言书”遭到批判，林彪曾说彭“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抛开其中的政治因素，倒不失为对彭德怀性格的一次白描，这种性格早在湘军时代就已经形成。彭德怀担任营长时，军长何键下令举行佛法大会，要求全体军官行受戒礼，他坚决不去，营内军官也无人参加。彭德怀升任团长时，副师长、参谋长要他举行就职礼、举行全团会餐和官佐宴会，彭德怀坚决不应，甚至说出“这多麻烦！这个团长我不当了”。这样一个满身钉子的人物却能在湘军升为团长，实在离不开几任长官的赏识和照顾。
先后担任第6团第1营营长、团长的袁植和周磐，是彭德怀在湘军的伯乐和保护人。彭德怀在第6团训练队时就因作文写得好得到兼任语文教官袁植赏识。1918年2、3月间，第6团渡湘江撤退时，彭德怀率一班人担任第1营后卫，阻截住从侧翼迂回的北洋军，让押阵的营长袁植逃脱了被俘的命运。1920年讨伐张敬尧的宝庆之战，第1营进攻时侦察不确切，钻入了敌军的火力网，遭到很大杀伤，袁植本人也负了伤，也是时任代理排长的彭德怀率部发动佯攻转移敌军火力，把袁植救了出来。
这几件事进一步加深了袁植对彭德怀的信任和爱护。彭德怀指使士兵杀死欧盛钦后，也是袁植为他开脱，为他争取到湖南讲武堂的学习机会。彭德怀在文革期间写材料，依然评价袁植“有爱国思想，且有一定才能”，并称为彼此“气味相投”，已经相当不易。对当时的连长周磐，彭德怀的评价要低一些，认为他爱国思想“不及袁强烈”、“在紧急时无决断”。但周磐对彭的关心不次于袁植，在彭德怀逃亡的时候送过旅费，在彭父逝世后还一次致赠了二百元丧仪。
彭德怀所在的部队在湘军中被称为“老六团”。时任湘军第2师师长，后任江西、浙江两省主席的鲁涤平，时任第2师第3旅旅长，后任师长、湘西宣慰使的刘都出身于该团，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基本部队。1923年谭延、赵恒惕之争时，鲁涤平和刘也因拥谭、拥赵而对立，并且都在拉拢接任该团团长的袁植。结果，袁因态度暧昧被鲁涤平的同乡、本团第7连连长所刺杀。事发之后，已经升任第1营营长的周磐不知所措，还是彭德怀挺身而出，建议立刻集合部队到西郊，并主动要求作为代表到师部探听虚实。此后又建议周磐率部移驻湘乡，向本团第3营靠拢，避免了更多队伍被鲁涤平拖走。
此后，在投奔北伐军、脱离唐生智等重大决策上，周磐都要征求彭德怀的意见。还曾按照彭德怀的建议，任命黄公略担任随营学校的副校长，彭德怀也说“我和周相处十年，是利害相依”。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和国共两党关系的裂变，周磐和彭德怀走得也越来越远。从夏斗寅进攻武汉到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彭德怀都建议出兵讨伐，但均被周磐所拒绝。彭德怀感到“气愤又惭愧”，“我和周磐近十年共事的所谓感情，一朝破灭了”，并且认为周磐在为人和思想上都反动，不可能走共产党的路。
平江暴动的种子在这时已经发芽，最终造成了周、彭二人的分裂，也摧毁了周磐的前途。暴动之前，周磐担任副师长的独立第5师辖两个训练处共六个团，实力可观。师长刘并不到部办公，大小事务均由周磐负责，前途不可限量。但平江暴动之后，独5师成为众矢之的，部队被拆散安置，周磐也调任闲职，从此一蹶不振。
彭德怀因革命抛弃了多年的上司，但对湘军袍泽仍然保持一份情谊。1930年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陷长沙后，从平江赤卫队手中释放了旧日袍泽舒适存，任命为军团部作战科长（一说红8军参谋长），但舒后来还是乘机跑掉了。彭德怀还收养了他参军时老班长郭得云之子郭炳生，一直带在身边，从勤务兵晋升为红军师长。郭炳生在1932年投奔了国民政府。彭德怀曾说郭“叛变投敌，子不如父，甚为可耻”，郭炳生叛变的不仅是革命，还有彭德怀多年培养的苦心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许多左派黄埔军校生都放弃“革命”，脱党自新投奔国民政府。彭德怀这个旧式湘军军官却选择相反的道路，其间的因果与历程值得玩味。
一位旧军官的晋升路
与大众的普遍认识相反，清末民初时想到正规陆军当一个兵很不容易。湖南人有从军的传统，但本省陆军却没有多少容纳能力。小学教师舒适存投奔湘军第2师当兵时，因无缺可补，只能做备补兵，“不独无饷可领，连吃饭也要自己出钱”。即使如此，也领到“德造七九步枪、刺刀、弹盒、背囊、黄呢军服、黄呢大衣、皮鞋、绑腿、灰布棉军服、夹军服、黄布单军服、卡其单军服、番布雨衣、饭盒、水壶、十字锹、棉被、毛毯、被单、蚊帐、枕头”等一大堆装备。军队物质生活远较平民丰富，兵缺难补倒也不难理解。
原本做堤工的彭德怀能在17岁时当上湘军正兵，每月寄三块钱回家维持祖父、父亲和弟弟的生活，与湖南的政治局势关系密切。民国建立后，湖南成为北洋政府与两广军阀的角力场，湘军内部也因此时合时分，纷争不已。1916年夏天，湖南军人响应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出兵驱逐了袁派湖南将军汤芗铭，彭德怀正是在这个时候投奔了急需兵员的湘军。战乱之后，彭德怀所在的部队整编为湖南陆军第2师第3旅第6团，他是第1营第1连的二等兵。这件事情对彭德怀的一生意义重大，到他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专案组撰写简历材料时，对这一串番号和各级长官的姓名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彭德怀的湘军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16年到1920年是第一阶段。他在长官的赏识和自己的努力下，先用三年时间从二等兵逐级晋升为第6团第1营第3排第9班班长。期间，彭德怀曾率本班掩护全营撤退，也曾孤身前往敌军防区侦察情报，俨然一个骨干士官。接下来，彭德怀又从班长而升至代理排长，继而在1920年夏天正式官拜少尉，成为一名军官。在湘军中这样的晋升并不常见。日后的解放军大将陈赓与彭德怀在同一个团当兵四年，离开时还只是一个大头兵。
1923年5月，彭德怀从湖南讲武堂毕业，回到第6团担任第1营第1连的连长，开启了他军旅生涯的第二个阶段。1923年到1925年间，湖南战乱频繁，拥护孙中山的湘军总司令谭延和支持北洋政府的湖南督军赵恒惕大打出手，湘军为之分裂，彭德怀所在的第6团也不例外。此后，彭德怀随军开入广西为旧桂系军阀陆荣廷解围，又开赴湘西阻击入湘的熊克武所部建国川军。很多年后，彭德怀评价这些战争不过是“军阀之间的激烈矛盾”，毫无意义可言。但在当时却为他提供了展现身手的舞台，用上级的死亡和退缩为他铺平了晋升的通道。
1926年，湘军第4师师长唐生智与赵恒惕发生冲突，由此引发两广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经升任营长的彭德怀随第6团加入反唐的“讨贼联军”，但随后在彭德怀“北伐军必胜”的判断和鼓吹下，又全团投奔唐生智，作为其第8军的一部分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9月底的某晚，正率部在湖南南县驻防的彭德怀接到消息，他所在的部队改称第1团，编入独立第5师，而他将接任团长。12月，彭德怀正式接到委任状并入主团部。从当兵到升为上校团长，彭德怀一共用了11年，比起因发动“马日事变”而名声大噪的许克祥团长还要快了几年。但仅仅半年多之后，彭德怀在平江率领第1团发起暴动，结束了自己的湘军生涯。
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史
前途远大的湘军团长选择了叛变，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有些不可思议。但重新梳理彭德怀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却不难理解他的选择是必然的结果。
彭德怀于1898年10月24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一户农民家庭，拥有一套完整的名字“名清宗，字怀归，号得华”。关于他早年经历的记载十分混乱，据彭德怀在文革期间撰写的自述，他6岁起上过两年私塾，后来因为母亲去世、父亲生病而辍学，甚至跟随祖母外出讨饭为生。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却记载彭德怀讲述家中是富农，母亲死后父亲又娶了继母，而祖母则是“把我们大家都看做她的奴隶”的鸦片烟鬼，甚至曾因彭德怀不听话而召集家庭会议要把他淹死。无论哪种说法，都提到彭德怀在13岁时离开家庭，做矿工、做短工、做筑堤围坝的堤工，直到当兵。
清末民初军队的特点是帮会盛行，青帮、洪门、哥老会都在军队中发展组织，帮会辈份在背地里甚至会颠倒官兵之间的地位。即使冯玉祥这样长于治军的将领，也只能引入基督教来抵御帮会对军队的侵蚀。但是，彭德怀的军人生涯中，却始终没有参加帮会活动的记录，不得不说是个异数。
彭德怀早年读过私塾，当兵后又在团训练班中接受过文化教育，从保定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那里听到许多富国强兵的道理，或许因此产生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自觉”。他自己也承认，当时刻意结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做朋友，时常谈论救国救民的宏大话题。日后参与平江暴动、拉起红五军大旗的黄公略、李灿、贺国中等人都是此时结识的伙伴。
彭德怀谢绝帮会，不代表没有组织团体的意识。流浪做工时的经历，早就在他心目中立下了“杀地主、救穷人”的目标，做堤工时几次参加罢工，也让他认识到“没有组织领导的活动难以成功”。从军之后，彭德怀对有组织的反抗活动更加热衷，当兵的时候参加过“闹饷”的兵变，当团长之后甚至怂恿手下“闹饷”，以“提高士兵的觉悟”。
认准了“士兵一旦觉悟组织起来，这个力量是很大的”的彭德怀在1920年串联其他六名士兵发起“救贫会”，第一次行动便是派人刺杀了当时部队驻地华容县注滋口当地的税务局长兼堤工局长欧盛钦。彭德怀回忆称欧“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但在此之外，或许还有一点对少年时代两年堤工生涯备受剥削的报复心态在内。
这次刺杀很快就被告发，彭德怀不得不从军中逃亡，一度到粤军中任职，后来又回到家乡种田。在长官的庇护下，他废弃了自己被通缉的原名“彭得华”，改以“彭德怀”的名字进入湖南讲武堂学习，在毕业后又回到部队担任军官。
经过这一番洗礼，彭德怀认识到“杀一两个人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开始在部队里扩大其“救贫会”的组织。但彭德怀和青年士兵们反复讨论形成的“救贫会章程”，依然是“灭财主”、“灭洋人”、“发展实业”、“实行士兵自治”这样大而空的言论，很能反映当时的底层青年既想反抗社会现实，却又没有思想出口的困苦状态。
当彭德怀所在的部队参加北伐后，他这样一个具有组织能力、得到士兵拥戴又有朴素爱国思想和反抗意识的青年军官，很快进入共产党人的视野。不断有人来找他谈话，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引申到更遥远的反帝斗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些新鲜的理论以其本身的斩钉截铁和在苏联的实践成绩，获得了彭德怀们的认可和追随，从彭德怀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镇压深恶痛绝，甚至在1927年国民政府清党之后依然拒绝所部参加清乡，并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8年2月，多年好友黄公略从广东归来，以满口“我们的校长（指蒋介石）”如何如何试探彭德怀态度的时候，差点被后者直接杀掉。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以及从“救贫会”发展而来的“士兵委员会”形成组织基础，当彭德怀被推向“清乡剿共”的第一线时，突然率部倒戈一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段袍泽情谊的始与终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万言书”遭到批判，林彪曾说彭“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抛开其中的政治因素，倒不失为对彭德怀性格的一次白描，这种性格早在湘军时代就已经形成。彭德怀担任营长时，军长何键下令举行佛法大会，要求全体军官行受戒礼，他坚决不去，营内军官也无人参加。彭德怀升任团长时，副师长、参谋长要他举行就职礼、举行全团会餐和官佐宴会，彭德怀坚决不应，甚至说出“这多麻烦！这个团长我不当了”。这样一个满身钉子的人物却能在湘军升为团长，实在离不开几任长官的赏识和照顾。
先后担任第6团第1营营长、团长的袁植和周磐，是彭德怀在湘军的伯乐和保护人。彭德怀在第6团训练队时就因作文写得好得到兼任语文教官袁植赏识。1918年2、3月间，第6团渡湘江撤退时，彭德怀率一班人担任第1营后卫，阻截住从侧翼迂回的北洋军，让押阵的营长袁植逃脱了被俘的命运。1920年讨伐张敬尧的宝庆之战，第1营进攻时侦察不确切，钻入了敌军的火力网，遭到很大杀伤，袁植本人也负了伤，也是时任代理排长的彭德怀率部发动佯攻转移敌军火力，把袁植救了出来。
这几件事进一步加深了袁植对彭德怀的信任和爱护。彭德怀指使士兵杀死欧盛钦后，也是袁植为他开脱，为他争取到湖南讲武堂的学习机会。彭德怀在文革期间写材料，依然评价袁植“有爱国思想，且有一定才能”，并称为彼此“气味相投”，已经相当不易。对当时的连长周磐，彭德怀的评价要低一些，认为他爱国思想“不及袁强烈”、“在紧急时无决断”。但周磐对彭的关心不次于袁植，在彭德怀逃亡的时候送过旅费，在彭父逝世后还一次致赠了二百元丧仪。
彭德怀所在的部队在湘军中被称为“老六团”。时任湘军第2师师长，后任江西、浙江两省主席的鲁涤平，时任第2师第3旅旅长，后任师长、湘西宣慰使的刘都出身于该团，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基本部队。1923年谭延、赵恒惕之争时，鲁涤平和刘也因拥谭、拥赵而对立，并且都在拉拢接任该团团长的袁植。结果，袁因态度暧昧被鲁涤平的同乡、本团第7连连长所刺杀。事发之后，已经升任第1营营长的周磐不知所措，还是彭德怀挺身而出，建议立刻集合部队到西郊，并主动要求作为代表到师部探听虚实。此后又建议周磐率部移驻湘乡，向本团第3营靠拢，避免了更多队伍被鲁涤平拖走。
此后，在投奔北伐军、脱离唐生智等重大决策上，周磐都要征求彭德怀的意见。还曾按照彭德怀的建议，任命黄公略担任随营学校的副校长，彭德怀也说“我和周相处十年，是利害相依”。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和国共两党关系的裂变，周磐和彭德怀走得也越来越远。从夏斗寅进攻武汉到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彭德怀都建议出兵讨伐，但均被周磐所拒绝。彭德怀感到“气愤又惭愧”，“我和周磐近十年共事的所谓感情，一朝破灭了”，并且认为周磐在为人和思想上都反动，不可能走共产党的路。
平江暴动的种子在这时已经发芽，最终造成了周、彭二人的分裂，也摧毁了周磐的前途。暴动之前，周磐担任副师长的独立第5师辖两个训练处共六个团，实力可观。师长刘并不到部办公，大小事务均由周磐负责，前途不可限量。但平江暴动之后，独5师成为众矢之的，部队被拆散安置，周磐也调任闲职，从此一蹶不振。
彭德怀因革命抛弃了多年的上司，但对湘军袍泽仍然保持一份情谊。1930年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陷长沙后，从平江赤卫队手中释放了旧日袍泽舒适存，任命为军团部作战科长（一说红8军参谋长），但舒后来还是乘机跑掉了。彭德怀还收养了他参军时老班长郭得云之子郭炳生，一直带在身边，从勤务兵晋升为红军师长。郭炳生在1932年投奔了国民政府。彭德怀曾说郭“叛变投敌，子不如父，甚为可耻”，郭炳生叛变的不仅是革命，还有彭德怀多年培养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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