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我开始在预医科院上研究生，学的是营养学。第一年上基础课，50多位同学集中在北京南郊大红门一小洋楼里上课，吃住都在那里，至今我们对大红门仍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一年经历太多，尤其是八九年春夏成为我们无法抹去的记忆。
我们那时很快乐，研究生是难考易上，除了英文外，我们很少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球场，运动场，溜冰场，舞会，音乐会，郊游公园，电影院到处都有我们的身影。因为清贫，去的最多的是电影院，听，唱最多的是齐秦的歌，至今齐秦的歌依是我的最爱，歌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梦想。年轻的我们尤其关心政治，常常会为一些时事争论不休，那时是国内政治最宽松的时期。
快乐的时光总是易逝，很快到了八九年的四月, 随着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北京尤其是天门广场出现了示威游行，主旨是要求民主，解除报禁，反对官倒和腐败，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其间，我们也零零碎碎的参加了一些游行。除了所谓匹夫的责任外，当时参加游行也是一种时髦。慢慢的，大家不再满足于分散的参与，决定集体以研究生院名义去游行，打出我们的主张。说做就做，五月十四，十五号我们准备制作了大量的口号，标语，记得最大的横幅是用我们的窗帘做的，棍子是问旁边工厂要的，很快准备工作就绪，五月16号全部五十几个学生就浩浩荡荡往天安门出发，由于我们的 横幅大，口号新颖，队伍整齐，一出发就吸引了注意力，在天安门很多人给我们鼓掌，欢呼，第二天我们游行的照片上到很多大报的头版，我记得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法制报，农民日报等，十七号我们又去游行一整天，口号是不达目的不罢休。随后准备休整一两天再去。但五月20号，中央发布了戒严令，大家尤其是老一点的同学觉得以集体名义再去不妥，主要还是怕秋后算账。之后我去过天安门几次，觉得乱糟糟的，本地的学生想撤，外地的学生不断涌入，没有统一的诉求，像一盘散沙。我太太，当时的女友，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去参加这种活动，从报纸上看到我们参加游行的照片，更是担心。为了不让她太担心，我也决定不再去广场了。
六月三日晚，四号凌晨解放军武力清场，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其中我们有两位同学是最后从天安门广场走出来的，勇气可嘉。那些天我一直待在中关村，六四上午告诉女朋友，要回大红门上课，其实主要还是想去看看街上的情况。我骑着自行车从中关村出发，穿过大半个北京，看到的场景触目惊心，整个北京就像一惨烈战场，很多资料中有过详细描述，而这些场景使人毕生难忘。记得经过前门时，在解放军的戒严线外，很多人都在围观，怒骂当兵的，骂完就跑，当兵的去追，追上了就狠揍一顿，一个白人青年也在围观，被追赶，鞋都跑掉了，还是被抓住，揍得嘴角都流血。交谈后，知道他是美国来留学的北外学生。那地方非久留之地，随后我骑上自行车迅速离开了。
六四后，各单位进行了清查，感觉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至少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这样。当时住在我们楼上的有一对七八级分到院里的年轻夫妻，男的在八九期间，参与了自由女神像的建立，是个活跃份子，清理开始，感觉大难临头，有天晚上两个人在痛哭，整个大红门的楼里都能听见，那种撕裂哭声我至今还记得。但后来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写了一些检讨，被院长保下来了。 还有一个上研究生前单位的同事，跟柴铃是中学同学，曾经去广场看过她两次，对她表示支持，后来有人举报，但单位也只是要他写检讨，并没有拿他怎么样。另有一个是军科的研究生，在六月三号那天被打断了胳膊，也被找个理由保了下来，学习，工作和出国都没有受太大影响。那时很多业务单位的领导都是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经过不少苦难，尤其是文革的折磨，对知识分子爱惜有加，他们痴心不改，依然保有知识份子的良知和傲骨。
六四过去了二十六年，每年都要求平反，我觉得六四其实根本不需要平什么反，在我们心中六四从来就没有反过，连"伟光正"都说,那是一场风波。只是风波过后，沉默的多数依然坚信民主是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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