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震（1888—1978），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晋绥军早期将领。历任河北省主席、山西省主席，河南省主席。抗战时期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战后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国民政府参军长、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是少有的在军事，政治，外交上都有突出表现的人物。
抗日名将
商震早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在步科学习。1905年，商震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1908年，商震在日本短暂留学一年后，回国到长春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于1912年初被公推为“关外民军总司令”。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年仅24岁的商震被授予陆军部“高级顾问”的虚职。1916年, 商震投奔阎锡山，受到重用，屡立战功。但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由于同阎锡山在是否坚决服从中央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商震最终在中原大战后率军离开山西，脱离晋系，并在蒋介石、张学良的支持下，担任第32军军长。
长城抗战爆发后，第32军编入第二军团，商震任军团总指挥，率部浴血抗日。1935年，商震被授予二级上将，同年12月出任河南省主席。全面抗战爆发后，商震调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奔赴河南、河北一带抗日。期间，其指挥部虽屡遭日军飞机轰炸，但商震仍坚守岗位，指挥若定。1940年，商震被调往湖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到半年即又调任重庆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后又兼外事局局长，自此结束了长达30年的戎马生涯，转而在外交战线上为国效力。
考察缅、印、马战区
商震从陆军上将调任外交战线，一方面是由于他擅长英语，能和外国人直接对话；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擅长交际，有外交天赋。这些优点使商震在兼任军委会外事局长后，与英、美军事人员接洽顺利，颇受好评。
1941年初，中英两国为制定出保卫缅甸的正确作战方案，中国派出了以商震为团长的“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商震在考察了缅甸的地形、交通、气候、军事设施、民情等情况并进行研究后认为，日军一旦与英国开战，将首先在缅甸境内击溃英军，腰斩滇缅公路，而不会先在中国境内切断滇缅公路。因此，中国军队应尽早以三至五个军的兵力开赴缅甸，配合驻缅英军布防。
回国后，考察团编写了长达30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无论对形势的分析、敌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的作战部署，都是基本正确的。然而遗憾的是，在报告书送交英方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英方没有做出积极回应，最终报告成了一纸空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开罗会议首席军事随员
1943年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的首脑会议，是战时中国元首参加的最高级别的盟国会议。商震作为首席军事代表同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空军司令周至柔、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等陪同宋美龄，先蒋介石一天飞赴开罗，商震能以蒋介石首席随员身份参加如此高级别的盟国首脑会议。
1944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顾维钧、魏道明两位大使一同出席了同盟国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事后，英、美代表对包括商震在内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表现给予高度评价：“中国代表团成员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4年3月，蒋介石派遣商震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当时的《中央日报》报道称，商震任团长的消息公布后，美国各界都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中、美、英加强军事合作之举。该报还称赞商震主持军委会外事局多年，经验丰富，必能胜任新职。
在担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期间，商震充分显示了其精力过人、处事勤勉的优点，他为争取中国战场急需的物资装备奔走不息的敬业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表现甚至赢得了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的宴请。
为国激辩日本天皇命运
抗战胜利后，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去日本受降。1946年下半年，商震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商震出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1946年5月3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在此之前，由各同盟国家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已先期抵达日本，并围绕是否追究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及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举行军事代表团辩论会，商震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会议。期间，商震代表中国在辩论中以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指出，不论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及以后对中国长达八年的全面侵略，裕仁天皇都是首要决策者，作为日本惟一的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的惟一最高统帅，天皇是日本所有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中国坚决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商震的慷慨陈词，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心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天皇制未被废除，天皇也未被追究战争责任，但商震代表国家和民族所作的辩论不容忘却！
1949年3月，商震辞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定居日本。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两次回国观光，受到朱德、叶剑英的接见和宴请。1978年5月15日，商震病逝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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