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时期的前半年中，红卫兵
1966年8月26日，大约上午十点钟左右，在王府井的《人民日报》读者接待室，来了一批红卫兵。他们身穿军装、臂佩红袖标，气势汹汹、蛮不讲理，在接待室的桌子上把鞭子甩得“叭、叭”响，说是要编辑去见他们，并气势汹汹地贴出大字报：“勒令人民日报立即停刊！”
原来，那一天，《人民日报》的第二版发表了一整版红卫兵的文章。版面用了通栏的大标题：“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头条是北京二中红卫兵的文章《向旧世界宣战》，其余的是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战斗小组、哈尔滨工业大学半工半读一个红卫兵和铁道兵某部王某的文章。《向旧世界宣战》一文把矛头直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以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指责他们“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把那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电影明星们捧上了天，使他们神魂颠倒，眉飞色舞”；“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小说，使那些狗崽子们从你们那里得到满足”；“还有那些商店，你们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这样谩骂在现在看来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但在当时是“革命有理”。那么，这些完全符合红卫兵的“革命之理”，红卫兵为什么还会冲击《人民日报》社呢？
原来，红卫兵主要针对的是这一版右上角位处二条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作者为“中直某机关红卫兵”。文中以气冲斗牛的语言怒斥他们的父母，声称“要造他们的反”。这里摘引几段：
“爸爸妈妈们：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天才到头呢？”
“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自己也不感到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
“你们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你们的‘资本’早就花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到群众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淘汰了。”这些怒斥《人民日报》的红卫兵认为这篇文章的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
读了上述几段就足够看到文章的火药味之浓烈。不过，在当时，也是很平常的。《人民日报》8月9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1日发表社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8月12日报道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西门接见斗志昂扬的工农群众；8月14日发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8月19日报道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兴无灭资、破四旧。被历史认定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还刚刚开头。
据了解，到《人民日报》社闹事的红卫兵主要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他们中不少是高干子弟或中直机关干部子女。那样，文章直指他们的父母，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联，他们不能坐视不问。
当时，这版文章是理论部编辑的。主要负责人是沙英，编辑有陈柏生、陈大可。我刚从“四清”工作队回报社，作为年轻编辑，具体设计版面。在红卫兵冲击的时候，我们哪敢下楼接待。曾任理论部文革领导小组的头头何匡下楼接待。红卫兵们当然不买他的账，依然狂甩鞭子，我们的办公室在四楼都听得到。当时没有人敢解决这个局面。
时间过得很快，到十二点吃饭时间了。那时，报社食堂在编辑部楼对面的东单三条27号。报社的同事们都要走出报社大门前去用餐。这时红卫兵堵住了大门，检查工作证。工厂的师傅们属工人阶级自然放行，编辑人员则需报出身，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可以放行，如果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则需审查是不是版面编辑。如此情景，叫我们几个执行编辑非常恐慌，怕被无缘无故地被抓走。可饭也不能不吃呀。不知哪位提出了躲避的高招，我们从编辑部北边的楼梯下到二层，再向西通过总编室办公区下到工厂，然后从报社后门溜到晨光街走向长安街，乘上公交车到豫王坟宿舍汪子嵩家里。老汪招待我们吃了简便的午饭。大约到下午三四点，老编辑们都直接回家了。我是单身，宿舍在报社的旧楼，只得回报社。当我走进报社时，红卫兵已经撤离。据说是当时跟陈伯达来报社夺权的总政宣传部的钱坻千同志以解放军的身分出面做了工作，我们这才躲过了一劫。
之后，当时的总编唐平铸同志在五楼开大会时，说明这个版面是毛主席要求组织编辑的，稿子也是上面交来的。事件总算有了了断。
红卫兵第二次冲击《人民日报》是1967年1月19日。那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称：“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此前，上海的造反派制造了著名的“安亭事件”，提出向上海市委夺权。接着是造反派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由此，引发了全国的“一月革命”风暴的降临，到处纷纷夺权。
那一天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一群红卫兵冲进《人民日报》，占领五楼俱乐部礼堂。据了解，他们是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红旗战斗队”、“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东方红战斗队”为主的大学红卫兵。因为已经近深夜了，报社工作人员大多回家了。前几天，北京一家高校的红卫兵刚同报社人联合，把胡乔木拉到报社五楼批斗。那么，今天他们想干什么？我们住在报社的一些单身编辑都想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他们也是夺权来的。可是，这些失去理智的年轻人哪里知道《人民日报》早由陈伯达带人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了。毛泽东主席早就有言：“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陈伯达的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他们来又有什么用呢？不过，当时，《解放军报》也开展了夺权活动。他们也许是冲着时任《人民日报》总编唐平铸等来的。
过不久，陈伯达亲自带着王力、关锋来到五楼俱乐部礼堂。陈伯达用闽南普通话发表了一通演讲。当时，我认真地把他的讲话都记录下来了。可惜的是，以后这份记录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总之，他是支持和鼓励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的。就这样，以后在报社有了“首都革命造反派驻人民日报监督小组”（俗称“红卫兵监督小组”），监督《人民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而那时从《解放军报》调来的一些编辑也陆续地离开了。之后“红卫兵监督小组”还要“揭人民日报阶级斗争的盖子”，把彭德怀同志拉到报社进行批斗。这个“红卫兵监督小组”大约在林、陈事件暴露后，自然地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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