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及解放后我的小学生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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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及49年后我的小学生活.3

几近一个甲子以前的事了。

前两篇文中写过一些老师了,本篇仍称“老师”为先生。

我读书时郇光小学们郑的女先生有三位。学校为了不混淆，统一让我们称呼她们分别为大郑先生，中郑先生和小郑先生。学校女老师穿当时职业女性的旗袍, 素色、合身，天冷时套一件暗色对开毛线衣。1950年后着装方略有变化。男老师随意些。

大郑先生胖胖的，和汪校长是一对夫妻，看起来比汪校长个儿高似的。她是幼稚园园长，不苟言笑，学生觉得她很严厉，怕她，不敢亲近。

在郇光小学及至我后来知道的上海的一些私立学校，兄弟姐妹，甚至母女父子都在一个学校读书毕业是很普遍的。我家兄弟姐妹五个，四个都从郇光幼稚园读到小学毕业共七年，惟有妹妹，因为她入小学一年级时家里没有人能那么远接送才没有去读。此外，郇光一个年级才一个班，老师对学生和家长都很熟，经常会看到老师用手指着调皮学生说，你的哥哥姐姐可比你守规矩多了，你学学他们样子。

中郑先生没教过我，她的丈夫潘先生也同在学校教书，他们两个孩子都在郇光毕业。我后来得知，兄弟俩都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任教，学术均有成就升职正教授，其中一位担任过学院的副院长。80年代初，中郑先生组织在京郇光小学校友聚会，我去拜访过，先生说她的两个儿媳也在音院教书，一家四口被学院人们称为音乐世家。值得一写的是中郑先生和潘先生曾对我的大姐伸出过援手。大姐小学毕业后考上较好的教会学校麦伦中学（53年更名继光中学），那时它是私立，学费贵，而我们家的经济已经开始困难，有意让我姐辍学读似乎收费低的(立信?)会计学校。大姐在学校学业操守均优，当少先队大队长，先生们对她印象都很好。中郑先生知道后坚决反对姐姐辍学，说他们是基督徒每年都作捐赠，这次愿意捐赠姐姐继续学业。母亲多谢了他们的好意，最后是卖了仅存的金戒指解决了问题。大姐进的是私立光华附中。我们至今仍深深感谢两位老师的善举。

小郑先生是本校小学毕业的。读完中学后又回本校任职。记得她负责过卫生室，但凡同学摔了，碰了出血都到她那儿涂红药水（红汞）和包扎。每班她还培养几个同学为助手，教如何配置硼酸水作眼药水用，课间大休息时给同学们滴, 预防沙眼。她是辅导员负责少先队，并做一些学校管理工作。她的钢笔字写得很好看,不少油印机腊纸是她刻的，二姐毕业时特地去请小郑先生在她的纪念册留言，就是要留她的笔迹作纪念。读高中那年我回了次学校，没有见到她。陈教导主任告诉我，小郑先生升职调到另一所小学当校长了，算算年龄她那时还很年轻的。90年初，她负责校友会印制记念文册，让我回信告诉近况，在文集上登了。她亲笔给我复过信并附了她的退休后的照片。那时交通不算方便，看到信封上的地址田林二村离开我居住地虹口很远，我想有的是时间以后再去吧。结果是遗憾终生，听说她患忧郁症辞世，终年不到七十，再见不到了。

二年级的级主任是刘姓女先生。她的年龄比其他先生都大，头发老式梳法向后挽成一个发髻。记忆中好像她在上海临解放前后辞世。学校的老师们集资，在校园操场边建立了一个以她名字命名竹凉亭“凤仙亭”来纪念她。

个儿看上去颇健硕的余老师没教过我，她一直是我二姐班的班主任，所以我也熟悉她。她教过的班的同学都很爱她。前些年，已退休二姐和几个同学又去看望她。这回余老师已住养老院，孤身一人。见到她们同学来看望高兴极了，在同学们走后，余老师她还一直兴奋地和养老院室友们道，学生多年来如何如何还想着她。我们后来知道，余老师当夜不幸脑溢血过世，应是没有痛苦是怀着快乐离开的。

汪校长和陈教导主任都留学过日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俩人在校长办公室一起办公。小学六年，我进办公室有限几次。我不是好学生，进去就是犯事挨训了。相对说来，陈主任亲和，从没有见过他大声呵斥同学。大约五年级上学期时，我的成绩报告单没发，原来是在教导处被遗漏了。陈老师特地把我叫去让我别着急。几天后我拿到自己的了，不是油印而是他用尺子亲自画线打格子作的，陈老师解释，油印的空白成绩单一时用完了，新的还没来得及油印出来，担心我等着焦急，于是他在放假前手工赶了出来，这让我十分感动。汪校长则显得威严，有一回音乐老师长期缺课由他来代，我们都觉得惊讶，从来不知道校长会教音乐。他弹风琴边弹边唱，但是课堂少了平日音乐课的轻松愉快气氛，毕竟是校长上课让我们都拘谨很多。日后想起，汪校长不是学音乐的，他能代音乐课应该和他周日主持主日礼拜唱圣诗有关吧。

我小时候头有点显大（缺钙？），梁老师那时还不是我的班主任，见到我她总叫我“大头”逗我。上海冬天冷又有点潮，那时同学每人手上脚上生几个冻疮是常有的事，这些冻疮来年才会消去，要陪你一个冬天。学校于是规定，下课一定要去操场，不许留在教室不动免的脚生冻疮。记得一次，我在操场冻得哭出来。梁先生带毛线手套捂着我的手说“不哭不哭”，拉着我和别的同学一起跑步转圈，此事至今历历在目未忘。在教室一起剁地板山响让冻僵的脚舒解更是常有的事了。

郇光有这么一个传统，每年毕业生班都出一本年刊, 大约三四十页，抗战时出的年刊我见过不到十页，难为可贵了。一直维持到1951年为止，我53年毕业，整个社会情况已巨变，没有赶上。每届毕业生班按“忠爱勤毅诚信”之类字眼（我记不全）顺序编名，如”诚社“，“信社”等，这些年刊现在在旧书摊有时能淘到，我在国内居所还保存一些，下回更新此文时再附上照片。出年刊是大事要全班开动，有人写，有人收集历年照片，有人张罗请人拍全班各种活动照片,跑印刷厂。最吃重是跑广告，即是半赞助性质的广告。这种活动家长不介入，老师也属场外指导，全由学生完成，也没有学校补贴一说。我想，学校的初衷也是锻炼同学的社交活动能力吧。几个小学毕业生到一家大商店说明来意拉广告，虽然广告效果有限，但花费不高，想来看着他们满怀希望的童稚眼光，商家一般不会拒绝。我大姐那一届年刊由她负责，顺顺利利出了。

每年全校评一个“模范儿童”，硕大相片配上镜框挂在走廊上，每天同学们都见着。那是天大的荣耀，想都不敢想。

学校有两个校工，我记得其中一个叫“阿亨“，他不是广东人，久了也会不咸不淡说上几句广东白话，每每让我们开心半天。油印教材上下课摇铃是他的事，后来改电铃了，也是由他负责。有时有事我们央他早一两分钟打铃他绝对不肻，推托说要被校长辞工的。

这个题目总共三篇就算写完了，黯然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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