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大搞形式主义，背语录、做语录操风行一时。我在解放军报社工作期间，有机会随同一位闻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了一趟差。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可以为当时盛行的那种形式主义，提供一个实例。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之后，解放军报社近一半的编辑记者被揪斗、靠边站，可以信任的已寥寥可数。报纸还得出版，靠谁去办呢？当时林彪手下的黄、吴、李、邱，从部队调进30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给报社“掺沙子”，参加领导运动，改造报社的“旧势力”。同时，他们也领导编辑出版工作，为报纸“把关”。
这些“积极分子”中，有一个是来自沈阳军区著名的红色连队的指导员，当时他学毛著的事迹在全军以至全国都是颇为知名的，这位指导员被派到军报任报社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此人一到报社，便摆出一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改造“臭老九”的架势。最初一段时间，到办公楼上班，办公室热水瓶有的是，可他每天身上还挎着连队用的挎包、军用水壶，扎着腰带，以表示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与报社的知识分子们是有明显区别的。
这位副组长毕竟文化水平低，没做过文字工作，在报社这种单位，要看稿子、上夜班，他哪受得了。那时搞运动，他白天要写大字报，开批斗会，审问被揪斗的人，常常每天搞到深夜。由于睡眠不足，经常打瞌睡。有时主持开座谈会，请了不少外单位的人来。他身为报社领导，在这种场合，也毫不例外，瞌睡照打不误。而且，瞌睡中突然醒来，为表明自己并未走神，张口就讲话。周围报社的同志都得捏一把冷汗，唯恐他说的牛头不对马嘴，闹出大笑话，但是，他是领导，谁也怕得罪他，没人敢在他瞌睡时唤醒他。有人背后给他编了个顺口溜：“逢会必睡，睡醒就说，说了就错。”他的信口开河，笑话百出。
这位副组长自己红得发紫不说，还想得到个教子“学毛著”有方的美名。这一来，他那念小学的女孩子可就吃了不少苦头。据说，为逼他女儿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甚至动用体罚，弄得小孩子边流泪边背诵。经过他加工编造的他女儿“学毛著”的“动人”事迹，当时还在北京的一家报纸上宣传了一番。
1971年，有一次，我奉命随同这位副组长出差成都，参加军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讲用会。这让我有机会开了眼界，亲睹“积极分子”“学毛著”的风采。
随同副组长出差，除我之外，还有两位编辑。我负责兼管四个人的订车票、算伙食帐等杂活。开始要订火车票，我就犯难。按说，副组长尽管原是个指导员，可现在是报社的领导，坐软卧从级别上说是绰绰有余的。可是，“积极分子”觉悟高、革命性强，如果给他订了软卧票，他心里不满意，那也吃不消。想来想去，和两位编辑商量，订四张硬卧、一张软卧。车票拿来后，由他挑选。我费点事，去退掉一张就是了。
车票还未拿到，副组长就急于出发了，说要提前去做些准备工作。后来知道，他老家在成都附近，想赶在会前回老家一趟。我赶忙联系提前的卧铺票。想了种种办法，甚至找了车站的军代表，一下子要弄到四张卧铺票实在困难。我向他汇报了这些情况，建议等拿到原来订好的卧铺票再走。没料到他很不满意，斩钉截铁地说：“走，没卧铺就不革命了，就坐硬座走!”我只好赶紧去买四张硬座票。不过，我们三人心里都暗暗叫苦，这两天两夜的旅程是够熬的了。
登上火车，我们四人坐在互相面对的两排三人座上，另两位旅客，一位是北京火车站的工人，一位是中学教师。火车开过保定站，这位“积极分子”便对那两位旅客说：“毛主席号召学哲学，咱们六个人就是一个学‘毛著’小组，咱们路上一起学习好吗？”那两位旅客见是解放军的提议，说的又是“学毛著”，那个年月，谁还有不同意的，直说：“好，好”。
于是，这位副组长便指定我们一位编辑介绍一下部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情况。然后，“积极分子”又说开了：“咱们解放军要向全国人民学习，请这位工人老大哥介绍工人学毛著的经验好不好？”其他人自然附和说好。那位年近50的老工人，看上去实实在在的，不善言辞，憋得满脸通红，只说了句：“还是解放军学得好，向解放军学习!”这位“积极分子”不肯放过人家，硬是要他介绍“学毛著”的体会，说：“现在全国掀起了学毛主席哲学著作的高潮，工人老大哥一定是学在前头的。”那老工人实在拗不过，恐怕也想到，这年月不说点“学毛著”的情况，会被人认为太落后，只好又说：“我们车站也组织大家在学习，前些天还念了报纸登的，你们解放军的一位干部的女孩子背诵‘老三篇’的事迹……”这位“积极分子”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直向我们三位使眼色，意思让我们不能暴露他的身份。那位老工人终于解除了思想负担。接着，“积极分子”又动员那位中学教师说了些地方“学毛著”的情况，然后才宣布心得交流会暂时告一段落，下午再继续学习。过了中午，不知这两位旅客是到站下车了，还是感到不胜负担，不辞而别，座位上已不见踪影。
漫长的旅途，使人感到疲惫了。我想设法去搞几个卧铺。总算了解到，有个硬卧车厢是二炮部队包下的。我向带队的同志说明，我们是解放军报社的，有一位领导是有名的红色连队的指导员某某某。那带队的一听“积极分子”的名字，脸上兴奋喜悦，连说没问题，他们还有几个空铺可让给我们。我们还商量如何说服副组长到卧铺车厢去。不过，当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他时，他跟我们三人一样，喜形于色，不需作什么说服，提上旅行包，一起到了卧铺车厢。
坐上了卧铺，舒服是舒服了，但也带来新的问题。全车厢都是部队的同志，知道全军闻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就在身边，都找机会在车厢里走动走动，达到既闻其名又见其人的目的，那投过来的目光是不一般的。副组长自然感到有些心理压力了，手上那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就再没放下过。他一手拿书一手拿着红铅笔，过不多久就在书上面划一道又一道红杠。他本来就有爱打瞌睡的毛病，列车上一颠簸，更是容易昏昏欲睡。没看多少时间，他就睡着了，可手里还是抓着那本红宝书。车子震荡得厉害，他猛一震醒，就像做错了什么事，被人发现似的，立即拿起红铅笔，继续在红宝书上划道道。一路上，除夜里睡觉时间外，他就这样坚持着。让人觉得，当积极分子真是够累人的。
终于到了成都。成都军区的领导来看望我们。副组长下车伊始，就对军区的工作大大地表扬一番，我们在旁都觉得有些话说得太离谱。如说什么“你们军区抓学哲学，走到我的老家沈阳军区前边去了。”他的表扬，让军区的领导很是高兴。事后得知，不久前，周总理刚刚严厉批评了成都军区某些领导在“支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军区有的领导想用副组长的这番话，为自己提提精神，给下边的人打气。于是背着副组长，整理了他的讲话，作为会议文件下发部队。那时，副组长已先回北京了。我们向他汇报这些情况后，他也感到这下子可能引来严重的后果，要我们立即找军区领导，收回下发他讲话记录的文件。
会议期间，我们壮着胆子向副组长提出，第一次到成都，能否利用休息时间参观有名的都江堰、杜甫草堂和武侯祠等风景名胜。副组长很严肃地答复：“不要去，报社会说我们出来游山玩水!找个时间，我带你们去参观刘文采地主庄园，受一次阶级教育。”后来，报社有事，副组长先于我们提前回北京。我们三人又去驻重庆部队采写稿件。我们实在经不住长江三峡秀丽风光的诱惑。工作任务完成后，我在电话上向副组长报告，我们准备乘船到武汉，然后坐火车回北京。坐船比坐火车费用还低些，就是时间多了点，不过，这些天我们星期天都没休息。他开始不同意，我一再表示，我们在武汉决不停留。他终于开恩了：“可以坐船，但是回报社后不要说坐船，也不要说是我批准的。”我心里发闷：这有什么不能公开说的，“学毛著”同看长江三峡是那么不相容的？看三峡，就会影响思想革命化？到了武汉码头，买好回北京的车票，在车站里坐等了近三个小时，附近的街市也没去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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