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那个集体宿舍（酱园库房），可以容纳12位教职员。跟我邻铺的是校图书管理员老郭，湖北人，解放前乃一到处流浪的穷学生，去过香港和重庆，见过些文化名人。他爱写诗，笔名“古楚”，对马凡陀的诗歌情有独钟。有一次，老郭将过去的手抄诗集拿给我看，我说风格有点像《马凡陀山歌》。对方一下来了兴致，仿佛找到了知音。
我问他：“你知道马凡陀是谁吗？”老郭却茫然地摇摇头。我笑了起来：“亏你还拜他为师。马凡陀就是袁水拍呀！”
老郭不好意思起来。他只是个业余诗人，喜欢看诗写诗，却不了解诗背后的掌故。我那时学习文艺理论，把图书馆里的相关论著看了个遍，自然对中国文艺流派了如指掌。
我告诉老郭：“袁水拍是‘七月派’诗人，《七月》是胡风以前在国统区主办的一本杂志。他的旗下汇集了不少进步诗人，其中袁水拍和臧克家是最有名的两位。其实在七月派里，袁水拍并不是我最欣赏的，我更喜欢曾卓的作品，他的诗带有一种残酷的美丽。”
我随口朗诵起曾卓的《青春》来：
“让我寂寞地
踱到寂静的河岸去。
不问是玫瑰生了刺，
还是荆棘中却开出了美丽的花，
——我折一支，为你。
被刺伤的手指滴下的血珠，
揩上衣襟：
让玫瑰装饰你的青春，血渍装饰我的青春。”
我这“三板斧”，把老郭都砍晕了。他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隔三差五就跑来找我切磋诗艺，搞得我后来不堪其扰。其实我只会评诗，并不会写诗。饶是如此，在速中那片诗歌的荒漠里，老郭得遇我这样一个“伪知音”，自然是不肯撒手了。
1955年2月，“批胡风”运动开始了，这是我到扬州后首次参加政治运动。胡风曾于1954年7月向中央呈递一份30万言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在这部意见书中，胡风激烈攻击周扬所主持的文艺工作，并提出一整套“新政”方案。没想到此事惊动了毛泽东，胡风因此走上了穷途末路。5月份，《人民日报》公布了三批材料，胡风一伙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速中教职员人手一本材料，投入了这场运动。文化课也停了，成天学习社论和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篇：《驳“舆论一律”》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当时不知道它们出于伟大领袖之手，但从口气判断，执笔者来头很大，不可小觑：
“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有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起初，我对此事有些不理解。1951年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才过去三四年，怎么又得来一次“彻底肃清”呢？以前的镇反对象都是有血债有民愤的地主恶霸，而胡风集团却是文人，且多为党员。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是“最最革命”的文化精英，怎么会忽而变成“反革命”了？
我以前对胡风是有好感的，因为我爱读鲁迅的书。伟大领袖对鲁迅的评价之高，无出其右，所以到扬州以后，恰逢《鲁迅全集》出版，我就买了一套。我知道胡风是鲁迅的得意门生，四个抬棺人之一，所以爱屋及乌，对他很是崇敬。
从公布的信件和日记来看，胡风主要是对党的文艺政策有意见，在小圈子里散布不满情绪。这一切都属于思想认识范畴，并没有付诸行动。但是《序言和按语》就根据这些定了性，并说“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或坏分子钻进来了”。我以为这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人，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尽管想不明白，但我提醒自己：在新的时期，敌我矛盾的表现方式未必是真刀真枪，而更有可能是言论和文章。以后说话、写信、记日记都得留个心眼才对，别像胡风那样稀里糊涂地让舒芜给卖掉。我在鸭绿江畔把婉如的日记烧掉，现在看来真是英明之举。
学校还没到暑期，上级宣布提前结束文化学习，并且取消放假，全力投入肃反运动。7月上旬某日，校首长突然搞了次紧急集合。各单位责任人宣布立即开始进行“保密大检查”，命各人回到宿舍，打开箱包，坐等检查小组光临。据说“保密大检查”是在全国范围同时进行的，这标志着运动已由“批判胡风反动思想”，转向实质性的“肃清反革命”。
五分钟后，以保卫干事郑力为首的三人小组开始进屋检查。他们表面上态度平静，但对某些人的箱包检查很细致。我住的那间大平房共有4排铺位。每块床板架在两条凳子上，挂有蚊帐。生活用具很简单，多为军用品。我的床临窗，紧靠墙角。
我站在自己床前，盯着检查员的每个动作。很明显他们是有备而来，事先已掌握检查重点。有几位教员的日记、信件一一登记以后被拿走。到老郭床前时，我看得更加清楚了。郑力等人从箱子里翻出几本诗集，连同床头那本由胡风分子吕荧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一并拿走。老郭有一张解放以前的毕业文凭，上面印着青天白日旗和蒋总统的头像，也被检查小组顺手牵羊了。
接下来就轮到我了，我不由得感到一阵紧张。我自觉地把箱子打开，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捆日记本和厚厚一札信件。日记倒没什么政治问题，但难免涉及个人隐私，有关婉如的记述我尤其不愿公之于众。信件则更加麻烦一些。我的几个兄姐在旧社会就参加工作，难免有些政治污点。如果检查家信，肯定会涉及此类事情。尽管在洗脑过程中，我已经抖落得一干二净，但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就在这个当口，出现了奇迹。郑干事微微一笑，冲我摆了摆手，示意我把箱子盖上，转身到下一个铺位去了。检查组一走，众人纷纷向我投来艳羡的目光。我是整个宿舍唯一享受“免检”殊荣的人，组织上的信任简直让我受宠若惊！
另外10人热烈讨论的话题是：对自己的检查是否像对老郭的检查那样细致？每个人都在努力回忆检查细节，从而确定自己不是“重点对象”。大家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次“保密大检查”，没有一个人公开表示不满，似乎内心关注的只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度如何。
由于待遇悬殊，我与老郭之间好像有了一层隔膜，当天晚上他不再和我说话。他在床上辗转反侧，许久不能入睡。我觉得心中不忍，于是起身劝慰他：
“那张文凭算不了什么，解放前的中学文凭都是要印蒋介石头像的。不过你保存它干吗？我早就烧掉了。领导问到头上，你可以解释一下，就说自己太在乎学历。”
老郭哼了一声，说：“这件事我倒不害怕，现在担心的是图书馆里还有胡风分子写的书。我接到通知后，清理了一次。虽说还算细致认真，可那么多书，谁能保证没有遗漏的？假如别人说我有意为之，让它们继续传播毒素，我能洗得清吗？唉，我在政治上太麻痹大意了！”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寒意。入伍以来，我一直把部队当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但这次检查却使我觉得身处集中营。尽管我得到了特别关照，但郑干事与我仍是狱长和囚徒的关系，否则我有什么必要对他感恩戴德？以前那种比兄弟还要亲的同志关系，开始出现裂纹。
六年来，我第一次开始想家了。】
200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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