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盼来了回国的日子。1953年11月底，我们又登上闷罐列车，旅途不长，不日就到了新义州。这时连长突然命令：立即彻底打扫车厢，准备接受联合国停战监督小组的检查。大伙儿嘁哩喀喳一齐动手，把垫在屁股下面的草袋统统扔出车外，转瞬间一个个方方正正的背包就摆放整齐了。
列车徐徐朝中国丹东方向行驶，大家正襟危坐，唱起了嘹亮的战歌。检查站就设在鸭绿江大桥，列车停稳后，十几位外国军官从前往后挨车厢查看，由值班人员报告人数。我们依旧高唱战歌，以显示志愿军的士气和军容。我坐在中间，一边跟着大伙唱，一边欣赏各色各样的军官制服。他们一走，我们也就偃旗息鼓了。
据史料记载，志愿军正式回国是在1955年3月31日，他们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我们回来时并没有那种风光，不过铁路部门一路上准备的饭菜倒是丰盛可口。在朝鲜，我们吃的大多是罐头食品，很少见到新鲜蔬菜；鸡蛋更是奢侈品，平常只能吃蛋黄粉（据说金日成送过彭老总一筐鸡蛋，彭又转送毛岸英，而这筐鸡蛋最后改变了中国历史）。
呆在暗无天日的闷罐车内，走走停停，也记不清过了多少时日。直到浦口，登上渡长江的轮船，才听说要在丹阳下车，看来我们学校会建在江南地带。进了县城，我们到一个中学休息，师生们热情欢迎志愿军的到来。我们的穿戴富于特色：棉马裤，羊毛里子半高腰靴子，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章。教员孙君领着大家同跳友谊舞，就地开展军民联欢活动。
当天我们就离开丹阳，乘汽车往南约50里，到达华罗庚的故乡——金坛县。县城很小，一条窄而短的街道很快就走到了头。唯一的活动场所是县立中学的操场，我常常去玩篮球。临近年终，学校正式开课了。各班的宿舍和教室都借用民宅，自然给居民带来不少麻烦。不过那个年代民风淳朴，基层组织更是大力支持，所以工作开展顺利。我们借住在一幢两层高的小楼里，楼上打地铺，七八个人睡一屋，很拥挤。楼下有一间备课室，一到晚8点就被俄语自学小组占据，收听广播电台里的课程。在那时，学俄语就像今天学英语一样流行。
1954年春节后不久，全校迁往扬州办学。军分区让出原震旦中学旧址作为校本部。北边是个叫“牛奶坊”的地方，有一片废弃的旧房子，据说解放前是妓院集中地，现在被我校征用。基建组拆除旧屋，新建两幢二层高的教学大楼。建筑工人多来自当地，我常去工地看他们干活。墙基都用人工夯实，有一人领号子，众人随唱，曲调是苏北民歌，悦耳动听。我站在一旁，默默地跟着唱，很快就学会了。
大楼建成后，师生的住宿问题尚无法解决，仍需租借民房，所以与当地百姓朝夕相处。我的住所在校本部斜对面的酱园内（现在“四美酱园”的前身）。老板女儿长得俊，圆圆的脸蛋，小巧的身段，梳两根长辫，带着少女特有的清纯气质。她正上高中，经常坐在院子里捧着俄语课本朗读。我对她并没什么非份之想，可是她的倩影出现在我的回忆中，让我对战后那段平静岁月充满眷恋。
每天清晨，我都被一阵阵卖水的吆喝声叫醒。在这个运河边的古城，自来水还不普及，所以总有送水工推着木制独轮车在门前叫卖，声音悦耳，韵味十足。我起床后，即沿着河边跑3000米，然后回来吃早饭。如果没有课，我就在屋里看一天的书。酱园内有口水井，井深水凉。扬州算得上火城，夏季我在酷热里看书写笔记，汗水沿臂肘流下，浸湿了本子，我就端着脸盆到井边冲澡，凉快以后接着学习。我认真践行着“先专后红”的计划，如饥似渴地啃着书本，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面。这样日复一日，我在不少教员心目中，逐渐成了一位“饱学之士”。】
200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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