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元：我的两位维吾尔族上级(3)

 

　　

 

 

 那次在党校办少数民族干部学习班，学员是维吾尔族副团职干部。我忙着找教材，请教员，还要安排吃住。第二天就要开学上课了，按照兵团领导的惯例，报到那天首长要看望学员。E副政委叫我一起去党校看看学员。那些学员对他十分热情，争相握手。他问有没有什麽要求，那些学员说“纸拖鞋”穿着不舒服，洗脸间固定脸盆用着不习惯，还有人没有带牙具毛巾。

E副政委立即回头对我命令说，每人解决一套脸盆；塑胶拖鞋，牙刷，毛巾。我心里一咯噔，学习班经费预算没有这一项，但我深知E副政委的心理，立刻连连点头。所有当官的“面子”不可驳。

从党校回来已经下班了，我立即给管钱的师领导打电话请求追加经费。师里是“一支笔批钱”。因为我办一次事情就要一次钱，一年下来不知要了多少次钱，“一支笔”早就不耐烦了，答复说学习班的经费已经批过了，“办个学习班那有这么多事？谁答应给拖鞋脸盆你找谁要钱去。”

下级对上级没有道理可讲，只有服从。

“一支笔”的话不能讲出去，讲了影响师领导之间特别是汉族领导与维族领导的团结。而E副政委的领导权威必须维护。我立即给党校校长打电话，叫他们先把钱垫付，明天早晨必须落实E副政委的指示，解决拖鞋脸盆等。等我们下次再办学习班时把这个窟窿补上。那位校长笑着说你老给我们找麻烦。我说理解万岁，理解万岁。我给你打欠条，实在不行从我工资里扣除。

第二天开班E副政委作动员讲话，第一句话问拖鞋脸盆都解决了吗？大家笑了齐声说解决了，他满意地点点头也笑了。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尽可能维护好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威信，尽可能维护师领导班子的团结，也算是忍辱负重吧。

A副政委也十分看重自己的领导威性，而且对本民族文化有强烈自豪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兵团开会领回一项任务，自治区和兵团都要收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自治区成立了“三套集成”办公室，兵团也安排了这项任务，但没有专职人员也没有机构，文化处代管。经费各师自行解决。

我回师部向A副政委汇报，他突然问出不出维文的？我答兵团没有明确出不出维文的。他口气有点生硬了，兵团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我们师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一吧？我们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得很，有许多宝贝吗！为什么不出维文的？你马上向兵团请示。

我恭敬地点点头，心里说麻烦事又来了。

我的请示结果是：是否出版少数民族三套集成，你们师自定。好一个“自定”！他们也怕“谁安排的问谁要钱！”

A副政委不容商量地对我说，这件事你牵头具体负责搞。不出维文的怎么行呢？少数民族文化也要好好发展吗！

新疆的许多事情只要扯上民族问题就鬼神难测。汉文的三套集成已经搞得我头痛不已，要钱、聘人、到基层催稿等，维文的三套集成难度更大。

“一支笔”表态：兵团没有明确安排出维文三套集成；“谁安排的你找谁要钱。”

我又被夹在中间了。天无绝人之路，幸亏我与师机关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干部关系不错，他们极积帮我想办法，提供了重要线索：小海子垦区有几个五十年代的老翻译，爱好民间文学，收集了不少故事谚语歌谣。

我立即到小海子垦区诚恳拜访，他们同意让我复印收藏的资料。有的团场也征集了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的资料。

但是，谁来编辑审查把关呢？我的维文水平远远达不到，况且我是汉文三套集成的主编，忙得焦头烂额。

也算天助我也！党委办公室调来一位翻译，叫阿布拉江，来自基层，三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正想到大机关创一番事业。我向A副政委推荐了他。A副政委立刻把阿布拉江叫来，把维文三套集成任务交给他。小伙子欣然领命。

党办室主任是我的老朋友，说你怎么挖自己朋友的墙角呢！阿布拉江是我的人，正要用他呢！我说我走投无路了。

A副政委很喜欢文学，年轻时是“帅哥”，被挑选到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次我去他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维文三套集成草稿。他正在认真审稿，抬头看我一眼，满面喜悦，啧啧称赞道：这里面真有好东西！

我正为维文的三套集成出版经费发愁时，E副政委从地方调来了，A副政委改任副师长，分工管教育、卫生、民政等，都是有“活钱”的口子。几万元的出版费不成问题。无需我“死猪不怕开水烫”去找“一支笔”要钱了。

农三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出了汉维两本，受到兵团文化处口头表扬。全兵团有8个师出了三套集成，维文仅我们师的一本。其中甘苦，只有我心里明白：中国的官员们少一门社会科学——新疆少数民族心理学。

　对汉文化的独特看法

自古以来汉人有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远人不服，修文德以徕之”。新疆的汉族人有一个普遍的共同观念，少数民族越精通汉文化就越亲近汉族人。这个观念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因为你忘了辩证法，没有想想他们会怎么看待汉文化中的糟粕——他们称为“脏东西”。

还有，现代维吾尔族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不少部落，族群，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于是，两个都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迎面相遇了。没有隔阂，矛盾，甚至冲突那才是怪事呢！

两位维族领导精通汉文化；A副政委的两个儿子娶了汉族媳妇；对汉文化的精华十分推崇；但是，他们对汉文化中的“脏东西”非常敏感；比不懂汉文化的一般群众更加敏感。

有次我与A副政委去为一个团职汉族干部送葬。喀什汉族公墓在飞机场北的一大片石头滩上。出殡车上一路撒纸钱，下葬时亡者穿着新衣服，戴着手表，墓穴里赫然摆了五粮液等。

A副政委是参加葬礼的唯一维族干部。如果他不是去世干部的上级，他是不会去参加葬礼的。

回来的路上，A副政委终于忍不住了，长叹一声对我说，人死了还会看表吗？还会喝酒吗？还会花钱吗？维族人认为，人死了灵魂就升天去见真主，好人得好报，坏人得惩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赤条条的啥也没有，人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带走那么多东西？真是??????

我委婉地说，汉族人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他们老家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活着的人为了表示希望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活下去，他爱喝酒就送他酒，他爱那块手表就让他带走，这是寄托一个心愿希望。其实，谁都知道人死灯灭，什麽都没有了。

A副政委一声不响，只摇头。看着风中飞起的纸钱，突然回头问我，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苦笑了一下，绕开这个问题，说我死了一定火葬，学周总理把骨灰撒了什麽都不留。我知道维吾尔人主张速葬薄葬，白布裹身，黄土为穴，没有任何陪葬品。我很赞成他们的生死观：我从真主那里来时一无所有，我回真主那里去时一无所有。

作为北大数学系研究生的E副政委对汉文化的看法更加深刻。有次我们聊天，他说，我上小学初中时对汉文化非常热爱，那时的教育都是正面宣传，英雄主义。但是，上喀什师范学院时，有一次去喀什纺织厂一个同学家里，有个汉族工人从老家把老母亲接来了，那老太太是小脚。我第一次看到小脚老太太走路，摇摇摆摆，随时可能摔倒。当时对我震动太大了。我第一次知道汉人的祖先曾经这样虐待妇女！我疑惑了：为什么书本上没有告诉我这些啊？

我说，汉文化里有糟粕，有“脏东西”，必须克服。各民族之间应该是互相学习优点，自己克服缺点，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

他说，那是对的。新中国怎么样？妇女解放，反对缠脚丫子，新疆的妇女没有戴面纱的了。妇女是半边天啦！但是后来怎么样？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女人写的；第一个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是女的；几个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女的；江青就更不用提了是个坏蛋女人！把“伟大领袖”的形象都损害了！

E副政委后来告诉我，“文革”运动特别是“批林批孔”全盘颠覆了汉文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小人和女子难养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等，把汉文化中的糟粕“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反感和强烈排斥心理。原来汉文化这么多“脏东西”！你想，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父母兄弟之间都以阶级划线，“亲不亲，线上分”，提倡儿子批判父亲，兄弟互相斗争，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而我们这个民族重亲情，重感情，伊斯兰教提倡“信奉真主都是兄弟姐妹”，主张人与人，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纯洁。基督教也是主张“信奉基督都是上帝的子民”。不管他们能不能做到，至少他比“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游街，抄家，打砸抢”合乎人性吧！

这就是“文革”结束后，你们说的“宗教狂热在南疆普遍兴起”的原因之一吧。

有一次，E副政委路过某县时要去看一个维吾尔族副县长。那个副县长很年轻，对我们非常热情，对E副政委非常亲切。

E副政委在这个县里当过县委书记，发现这个年轻人在乡里工作出色，就重点培养他，不久当了副县长。听说新上任的汉族县委书记，对这个年轻的副县长不满意，公开几次点名批评他工作不大胆，不敢严格管理下级。弄得这个“年轻干部好苗子”好没有威信，心情沮丧。

那个年轻干部诉说心里话，我才三十几岁，那些村长有的五六十岁，胡子那么长，我怎么能因为对他们工作不满意就训斥他们呢？他们是我的长辈啊！E副政委问那个县委书记批评你时你没有给他讲这些吗？他说讲了。书记怎么说的？书记说你是县级领导干部，不管你的下级胡子有多长，辈分有多高，该批评就批评，该收拾就收拾。

此前，我们在车上说了顺口溜：村干部是打出来的，乡干部是骂出来的，县干部是吹出来的，地州干部是送出来的。

E副政委对那个年轻干部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怎么“收拾”？揪着胡子骂一通？他（汉族书记）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当了官就六亲不认。别忘了我们是维吾尔人！

话中有话：汉族领导为了“政绩”可以不讲亲情，有了“政绩”升官走人，我们祖祖辈辈还要在这里作人哪！??????

难忘的“高峰论坛”

听听那些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心里话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宝贵的——不管他们说的对与错，能听到就是打开的另一扇天窗，让你知道除了汉文化的天地之外还有另一番天地。

E副政委上喀什师范时的同学都快六十岁了，不是县级就是教授；博导等等。有几个出过一摞子书，在喀什名气很大。

我在调到乌鲁木齐之前，参加过E副政委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使我久久难忘。那是真正的“高峰论坛”。

只有我一个汉族，听了E副政委的介绍大家都很信任我，于是“提起闸门放水——想怎么流就怎么流”，畅所欲言。

在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新疆问题民族问题是永恒的话题。

他们认为新疆的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一是毛泽东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高指示没有人敢不听。被神化为“救星”，代替了真主的权威。二是大家都讲阶级，民族界限模糊了，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民族意识压下去了。全社会只讲阶级成份，不讲什么民族。三是那时新疆西藏工资在全国最高，再加上革命英雄主义，支援边疆虽然艰苦但很光荣。四是那时党风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融洽，基层政权稳固。没有公开的特权阶层，没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五是各民族之间利益冲突很少，全党重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会积累社会矛盾，引发闹事。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全国大饥饿，新疆闹大事了吗？六是解放前南疆的大地主同时也是宗教上层，经过土改、镇反运动，宗教的影响力大大减少。许多村庄的清真寺坍塌了。

现在呢？不说了！谁心里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楚。

他们对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等提出一系列质疑：

我国的民族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五六十年过去怎么民族越划分越细了越多了？民族之间界限越来清楚了？民族之间隔阂越来越深了？我们的民族理论是从苏联引进的，现在苏联解体了，我们还紧抱这个理论不放。根据这个理论，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搞错了吧？有的人群千百年生活在深山老林，几乎与世隔绝，处在原始部落阶段，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把他们命名为什么什么“民族”，没有文字给你创造文字，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再成立什么什么“自治县自治乡”。“原始部落”怎么能与“现代民族”相提并论呢？

我们的路子是：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四个标准划分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民族问题完全政治化了！

宗教的路子简单得多：信奉《圣经》你就是“上帝的子民”，信奉《古兰经》你是穆斯林“兄弟”。宗教跨越了种族、国家、民族等界限，形成强大文化力量。

民族问题尽可能不要政治化，要突出一点：文化！向宗教学习！要重文化，轻种族。

“都是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这把我们排除在外了！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藏族人是松赞干布的子孙，我们是乌古斯汗的子孙，西南少数民族也各有祖先。你们算一算五十六个民族中有多少个祖先不是炎帝黄帝？难道他们都不属于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这又把我们排斥在外了！我们的祖先回鹘人的图腾是狼。

一位老教授多次到内地、西藏考察。他的观点令人吃惊：什麽是中华文化？三部分组成，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新疆伊斯兰文化。凡是信奉这三种文化的都是中华民族。“西南那些少数民族是穿着祖先衣服的汉人，因为他们全盘接受了汉文化。”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我们承认汉族人最多，汉文化是主流文化，但我们的文化，藏族人的文化放在什麽地方？“民族融合是你融合我，还是我融合你？”

 

 

 

正好端上来了一盘香喷喷的油馕，那位教授即席发挥：“麦子，包谷，小米，大米，青稞等等，五十六种粮食糅在一起，烤成一个大馕，好不好吃？能不能拿得起来？那些研究民族理论的专家们先研究一下这个馕的问题。”一片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