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元：我的两位维吾尔族上级(2)

陈新元：我的两位维吾尔族上级(2)

发布时间:2012-12-06 10:09 作者:陈新元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42749次

接着说极端主义。宗教信仰；宗教狂热；宗教极端主义；这些概念在现实中界限怎么划分？你怎么判断一个穆斯林对宗教是虔诚还是狂热？甚至到了极端主义？他不付诸行动没法反。 我们应该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恐怖主义，依法严打。不管他是“东突”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也不管他是报复社会，只要搞恐怖活动露头就打；让他不敢搞。 况且，有的动乱是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化解长期积累引发的，与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没有什麽关系。换言之，是“三股势力”利用了社会矛盾。长期贫困；贫富悬殊；失业增多；官僚主义严重；特权思想等等；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化解，给“三股势力”提供滋生的土壤。 “你们要求少数民族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往民族问题上扯，你们也不要把所有闹事都往民族分裂主义上扯，新疆的许多事很复杂。许多闹事的人连什麽是‘东突’根本不知道！” 我理解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观念。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可惜，我人微言轻，发挥不了什麽作用。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很有效，能让每个人自由发表个人的看法，多数人能听到少数民族干部的不同意见，新疆的局面可能比今天好得多。 “新疆的历史还是我们自己来讲” 我喜欢读书，每次和师领导下基层工作别人带着扑克，我带着书。有次我随E副政委下团场工作。他坐在越野车前排，回头问我这次下去带的什么书。我答《维吾尔族简史》。他一听来了兴趣说拿来我看看。我从包里翻出来递过去。他首先翻看版权页，边看边说你发现没有，讲维吾尔族的历史，五十年代出的书和八十年代说得不一样，现在出的和八十年代又不一样，以后再出书还不知道会怎么回事呢！ 八十年代初，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曾经组织批判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我认真读了那些批判文章。实话实说，我对那些批判文章持保留态度。即使批判也应该在学术范围内进行，没有必要在全社会开展，其结果是“吐尔滚理论”广为流传，影响比没有被批判之前更广。鉴于“文革”的深刻教训，我必须弄懂维吾尔族的历史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问这本书怎么样？他翻看说，书是八十年代出的，内容是五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书可以看，后来的书就“白坎儿啦！（没有东西啦）”为什么？我追问一句。他说，五十年代编书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不少从苏联留学回来，又经历了金树仁、盛世才、国民党统治，知识面广，那时还没有阶级斗争为纲，大家还敢讲真话，写出的书可以看。包尔汉，精通维汉俄三种语言，在盛世才的监狱里编了《维汉俄大词典》。赛福鼎是大文学家，诗歌文章都好，精通历史。 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那时汉族知识分子精通维文的很少，几乎没有汉族人参加编写史书。 我说后来历史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越走越偏了。他连连点头，说政治是不断变化的，你看党的路线变化多大，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等等，而历史是永远不变的事实，“让石头跟着鸟儿一样飞！行吗？”他眼望着三岔口光秃秃的山说。 我不喜欢酒宴玩乐，到垦区一有空就看书。那天晚饭后，我陪E副政委散步，又说起《维吾尔族简史》。他说，汉人最早创造了文字，而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有的甚至是解放后才由政府组织专家去给他们创造了文字。他们更多是口头传说，在汉文史书上没有记载。还有，古代与汉王朝打过仗有交往的游牧民族，汉文史书上有记载；没有打过交道的没有记载。你们讲历史完全依据汉文史书这可能全面吗？ 我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他又说了一句，我们民族的历史最好由我们自已来写。即使错了，由我们自己来修改。我明白，他是针对自治区党委组织对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的批判说这番话的。 接下来他说的一番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你们说王洛宾是“西部歌王”，他的歌确实好听，我们也喜欢。但是，我们的音乐家说他是“纳和夏吾乎热（歌贼）”。他把少数民族的歌“偷”过去变成他的了。我们祖祖辈辈唱的歌，因为歌手不识谱，只会唱，他一听立刻把歌谱记下来，再编了歌词就成他的了。你们也就把他抬得高高的。我们认为真正的“歌王”是阿曼尼莎汗…… 我无语了。阿曼尼莎是叶尔羌汗国的王妃，整理了著名的十二木卡姆乐谱，是维吾尔人最推崇的音乐家。 讲历史时突然跳跃到王洛宾，他们的内心怎么想的。 慰问宗教人士  喝“圣水” A副政委的父亲曾经是小海子垦区的大阿訇，宗教造诣深，在穆斯林群众中很有威信。我跟随他去慰问垦区的宗教人士，每到一家，他进门首先介绍：我是白克尔大毛拉的儿子。那些宗教人士立刻喜形于色，热情招待。随行的团场维族干部接着介绍，师里的副政委。那些宗教人士肃然起敬，连连点头“认识认识，知道知道”。 阿訇的笑容先是发自内心，后是出于礼貌。 A副政委在慰问宗教人士时说的最多的事情是教育，小学的入学率是多少；有没有不去的？你们要教育群众送孩子上学。“先知说过，即使知识远在中国也当孜孜以求之”。还有，他接着强调宗教人士要发动群众勤劳致富，带头致富，“先知说过，最不能忍受饥饿和贫困”。 我很赞成A副政委的工作作风，少讲一些政策理论，少喊一些口号，多讲一些实际的东西，穆斯林群众容易接受的东西。教育，富裕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不论那个民族，不论那种信仰都是这样。 我开玩笑说，A副政委，你口才太好了。大家特别喜欢听。走了好几家你的话我可以背下来了。再到下一家你就说“我命令陈处长替我说”。 他天性乐观，哈哈大笑，好好好，下次你说。我自嘲道，我说没有用处，人家知道我的父亲不是大阿訇，把我当成赵本山的《卖拐》啦！人家一听唢呐怎么吹出达甫（手鼓）的声音啦？ 又一阵笑声。维吾尔人天生喜欢热闹笑声。 我心里清楚，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只有少数民族干部来讲才有效果。他们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他们确实不容易，既要坚持党性，又要与广大穆斯林密切联系；既要掌握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又要坚守本民族的精神家园。 那天到了一家阿訇家，院子里几间大房子里挤满了人，过节般热闹。我们一行到来大家立刻恭恭敬敬让出一条路，一片“基勒克吗？（问候）” 原来，这位阿訇刚从麦加朝觐回来，亲友们都来庆贺。其中最隆重的仪式是每个人非常虔诚地抿一口“咋木咋木”泉水。 传说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初期，遭受麦加权贵们的迫害。妻子抱着婴孩躲避追杀，逃到麦瓦尔山时烈日干燥，孩子干渴哭泣。妻子放下孩子奔波找水，没有找到水回到孩子身边一看，孩子蹬着蹬着脚下涌出了泉水。从此，朝觐者来麦加必须在麦瓦尔山来回疾走七次，掬饮泉水。此泉为所有朝觐者的“圣水”。 这位朝觐者用一个大塑料桶装了满满一桶“圣水”，来客用一个精致的瓷碗逐一品饮。 只有我一个汉族干部；我必须尊重穆斯林的风俗。A副政委喝了一口把瓷碗递给了我，全场一片掌声。我虔诚地举碗过头，一饮而尽。众人注目赞叹。 坐在车上，余兴未尽。我说我读过汉文的《古兰经》，内容很丰富。A副政委沉默一会儿说，新疆的阿訇们有个观念，《古兰经》只能用古阿拉伯语来读，翻译成任何文字都可能背离原意。他们不赞成翻译成维吾尔文，也不赞成汉文的《古兰经》。不过，我赞成，不翻译过去其他民族怎么知道《古兰经》呢？怎么了解伊斯兰教呢？ 闻所未闻。唉，我又白下功夫了！阿訇们可能是想垄断话语权吧。万一阿訇??????玄乎！ 那位朝觐者带回的“圣水”因为天热，旅途七八天，我喝了腹泻。但我不后悔。我尊重所有信仰宗教并严格遵守教规的人，不论基督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心诚则灵。我觉得世界上最可畏的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很难理解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一个无神论者很难真正了解一个有神论的人的内心世界。 　酒后听真言 那次我跟A副政委到维吾尔群众聚居的小海子垦区，这里是A副政委的老家，亲戚朋友很多，一天吃五六家甚至通宵。 我有个小小的疑问：A副政委的儿子在这里娶了汉族媳妇，亲家在这里怎么不去看看。我私下问这里的汉族干部，说A在这里当政委时，他后来的亲家是机关的一个科长。他们基本上不来往。不同民族之间的婚姻一直是新疆不可涉及的敏感话题。 A副政委每到一家在介绍完我的职务后，总要加一句：他是“老新疆”，会维语。意思很明显，说话注意一点。 那天白天吃了三四家，晚饭在A副政委一个亲戚家吃。我们一行人中仅我一个汉族。主人家来了七八个维族干部。喝酒很猛，我假装醉了，不顾礼貌往大炕里边一滚躺下，谁叫都不答应。 他们看我醉了睡着了，交谈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收不住缰了。 “上海浦东发展太快了，高楼非常漂亮。外国公司招牌十公里外就看得见。夜里我们坐船顺江游玩，灯光连着星光，又倒影水中，真像作梦，进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神话世界。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非常现代化。但是一回到新疆，我们这里太落后了。我们那里大部分人还在喝涝坝水，人均收入只有上海深圳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 “我们为什么穷？他们为什么富？把我们的资源全拿走了！石油、煤、棉花，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就这个样子西部大开发吗？我们的群众还在烧棉花杆！” “你们口口声声兄弟民族，不错，你们是老大哥，但你们不是有一句话，亲兄弟，明算账吗？你们拿走了多少？还给我们多少？为什么不算清楚？” “还要叫我们去向群众宣传要感恩！谁向谁感恩？搞错了吧？我们为全国的发展送出去多少资源？应该是所有用了新疆的石油、煤、电、气的省市向我们感恩！对！还有棉花！” “他们说新疆的资源是全国人民的。” “西湖、黄山、九寨沟都是全国人民的，你能把它们都搬到新疆来吗？在我们脚下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内地的汉族人对我们确实太热情，把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全拿上桌子了。什么蛇、虫子（蚕蛹）、还上了一盘油炸蝎子！我心里一阵恶心想吐，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洗肠子，两三天光喝茶吃点干馕，不吃肉不吃炒菜。洗干净肠子再吃自已家里的饭。汉族人怎么什么都吃啊！他们自己说汉人是两条腿的人不吃，四条腿的桌子不吃，其他什麽都吃！” 谈到八十年代自治区两个副主席一个汉族，一个维族，因权色交易贪污腐败被查处，降为厅级非领导职务。两个副主席都被一个汉族女老板拉下水了。 “处理太轻了！该送监狱！那个汉族女老板为什么不追究？那个汉族女人真不要脸！” “一个（产品）出疆证，一个火车皮，一个（价格）双轨制，你只要占上一条就可以发大财。把任何一只瘦羊拴在这三个圈里，不久就肥得走不动路了。” “现在把两只肥羊拉走了，又换上了两只瘦羊，老百姓又得用血汗把瘦羊催肥。还不如就一只羊肥了不宰不换一直养到死……” 大家大笑又饮一杯。 在几届自治区主席里，他们认为最有威信的是司马义?艾买提，敢说真话，而且重感情。他六十年代在边防部队当兵，有一次去边防哨所回来遇到暴风雪，迷了路，在雪堆里挣扎。被一个维吾尔牧民发现了，把他背回家里。牧民很穷，炕上只有毡片子。吃了热馕，喝了奶茶，他恢复体力急着回部队。牧民有一双新靴子一直舍不得穿珍藏着，看见这位解放军战士的靴子被雪水泡坏了，他把新靴子套在这个子弟兵脚上。牧民一直把他送出山去。后来，他当了和田地区专员还专门派人去找这个牧民，没有找到。牧民不知跟着水草到哪里去放羊了。再后来，他当了自治区主席上任临走时，专门给和田地区朋友交代，一定要找到这个救命恩人。那一年，果然找到了。他自己掏钱买了飞机票把这个牧民接到乌鲁木齐，亲自陪同参观游玩天池吐鲁番。牧民回去时，他特地买了一双最贵的牛皮靴送给了救命的朋友，说我永远记得你给我的那双新靴子，记得你对子弟兵的热爱！ “这才是真正的维吾尔人！”大家谈笑直到深夜。 酒后真言，难得一闻。司马义?艾买提的故事令人感动。他们谈论这件事还有一层意思：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中央工作时，乌鲁木齐的7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反对把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走！”等。 “资源民族论”令人忧虑。流行甚广，难以纠正。 我只有心里一声叹息：新疆的事情积重难返…… 别忘了一个基本规律：人是以自己的利益来对待理论的，马克思说过“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被看成缪误的”。 　　“当官就得像个官” 汉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产物，而维吾尔人先祖回鹘人曾长期在漠北游牧，唐朝时西迁吐鲁番建立高昌回鹘国，逐步向农耕文明转化，现代维吾尔族形成过程中又融合了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其文化烙上了浓重的游牧文明的印记。其特点之一，部落意识，头人意识很强。官就是“头人”，为部落负责，就要杀伐决断，敢作敢为，绝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迪罕（农民）”。 两位副政委私下都反感有的汉族领导的“研究研究”，他们说“研究研究”就是“抽完烟喝完酒再说”。他们在职责范围里敢于表态，口气威严，绝不拖泥带水。在涉及本民族利益时更是毫不含糊，态度明朗。 党管干部是一个原则。喀什各县党委书记都是汉族。在少数民族中，往往“汉族”和“共产党”“国民党”是一个概念。他们说，你们汉族思维用人提拔干部总是挑选老实听话的人；这样不行，“亚瓦西阿丹木（老实人）”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没有威信，说话没有人听。他们认为县长必须是有威信的乡长；地区专员必须是有威信的县长；自治区主席必须是有威信的地区专员。 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兵团又保留了部队的“首长责任制”。他们要想说话算数，言出必行，不太容易，而且常常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