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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世纪后看来，《纽约时报》记者汤玛斯·米拉德显然写下了一篇“短视”的述评：他相信来自清国体制内部的力量，已经足够推动清国政治改革的继续深化，而像袁世凯这样的“务实型”改革家，则会成为这个体制自我修复运动的领袖；他还认为那些体制外的反对者，比如孙文，则是一群形迹可疑甚至可能是为国外势力操纵的阴谋家和煽动家，他们对清国的影响力注定微乎其微。
接下来的历史则完全走向了汤玛斯·米拉德推演的反面。
在天津实验“普选制”的袁世凯，还没机会在帝国的其他地方实验，就已经被赶出了权力核心——因为在立宪问题上与利益集团的分歧（摄政的醇亲王载沣甚至在讨论立宪会议上，曾欲拿枪射杀袁世凯），不到半年后，他被开缺回籍。
利益集团的私欲就这样让清国错过了体制内改革最后的时间窗口。体制外的反对者则有机会拥有更多对改革失去信心的支持者。不到3年之后，无法填补权力真空的载沣再次邀请袁世凯出山，可此时已经没有时间留给“君主立宪”了，袁世凯最终选择“走向共和”，清国覆亡，可新生的中国也就此走向数十年动乱的深渊。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的题记，正是当时利益集团状态的最好刻画：清国当局面对“变革运动”的强大压力处变不惊，外国势力在清国政局中扮演的角色耐人寻味。掌握体制的利益集团以“稳定”为理由，把“外国势力”当做假想敌，试图为自己赢得更多支持。
汤玛斯·米拉德最大的错误也许在于低估了利益集团是多么难于让自己权力接受限制，这是政治改革无法前行的真正原因。利益集团内心也日益恐慌和不安，他们只能信任国家的暴力机器。可最终，这不过是一撮幻像。
慈禧死了，清国改革走向何处
（文章来自于1908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
题记：清国当局面对“变革运动”的强大压力处变不惊，外国势力在清国政局中扮演的角色耐人寻味。
人类总喜欢预先推定历史高潮的到来。长期以来，很多研究清国问题的专家都非常自信地断言，大清国会在慈禧皇太后死后发生一场政治大灾难，十年前当我到东方时这种假设性的推定就已为人们所熟知和公认了。
好，现在那个权势显赫的女人已经死了，并且，人们普遍认为是她统御天下之工具的大清皇帝几乎同时也断气了。人们先前针对慈禧皇太后之死会对清国证据产生何种影响做出推断时，大概没有预料到会有这种巧合。事已如此，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断定这种巧合很可能会加剧清国证据的动荡不定。然而，根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分析，大清国在其如此紧要的历史关头却表现得非常镇静，并且没有显示出任何要歇斯底里发作的倾向。当初人们的判断，实际我本人也持这种判断，并没有获得验证。大清国从整体上表现出了其社会体质的稳定性，并且清国政治家们在面对紧急事态时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和能力。显然，他们对这个紧急事态的出现绝对是早有预料。
然而，我们亦不能因为大清国在事件发生的紧急关头能够自我控制，就认为上周所发生的事情不重要了。相反地，大清国上周所发生的事情不只对该国本身，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极为重要。我们并没有过分地估计这些事件和这个帝国未来之间的关系，虽然随后发生的事证明哪些悲观的预言不正确。事实是，这个让人期待了许久的事件终于发生了，并且按不同于常理的观点来看，人们当初与其的那些事“什么都没发生”，这完全同发生了革命一样意义深远并耐人寻味。这两位君主的死确实为一个新时代的启动扣响了发令枪，它开创了大清帝国这艘古老航船的另一条航线。
清国改革变动的方向
上周清国政局发生的不事声张的变动。其原因可以从目前正在大清国进行的所谓“改革变动”中找到答案。有关这次改革的低声议论我们早就听说了，但这次运动取得发展进步还只是最近这十年间的事。即使在这段短暂的十年时间内，运动也呈现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两个阶段分为“理论上的”和“行动上的”。
朝廷和改革运动之间的关系十分耐人寻味。但我想，这种关系并没有某些评论家们认为的那么重要 。在过去的五年中，这种关系经历了重大变化，就连慈禧皇太后本人都感受到了持续不断的外界压力所带给她的影响。很明显地，在最近几年中，朝廷已经意识到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一直关心这种改革到目前为止已对满清王朝的通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即使在不久前刚刚逝世的两个位君主的通知下，朝廷官员们都没有反对改革。朝廷所坚决反对的，仅仅限于两点：改革的目的是废除满族人的统治；或者有任何汉人觊觎皇位。
慈禧皇太后对改革计划持相对宽容的态度，这可以从她对一下事情所持的态度显示出来，即她赞成袁世凯以及以袁世凯为首的那个受过外国教育的汉人政治团体在权利上跃升。其实，毫无疑问，在慈禧太后死前至少一年时间里，她实际上所拥有的权势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她已经不敢把自己直接地置于进步分子的对立面虽然反对改革的派别一直敦促她这样做。保守派发现进步分子已经在朝廷和中央的政权机构中掌握了权利，并且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一场真正的改革最终将彻底结束他们的统治，不让现今政权继续存在下去。
慈禧皇太后首要的政治考虑显然是必须保证满清王朝的继续统治。为了达到目标，她赞成推举溥仪小王子殿下来继承皇位，由其父醇亲王载沣在新帝未成年时担任摄政王。这个方案一经朝廷或中央行政机构中的其他实力人物同意并付诸实施的话，那么，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所有争执和分歧也就迎刃而解。然而仍有彻底抵制满族统治的政治派别，这一派的成员大多是汉人或汉官，但这派人由于受到客观条件和环境的限制，以致他们并无可行的方法来表达出他们的这种感情。他们宁愿要以为汉人登上帝位，然而在汉人贵族内，受到血统的限制，无人适合接替这个位子。这就导致了汉人的感情不能形成一个可以聚焦的焦点。从这个问题伸延开来，我们最好先来看看最能代表改革运动的几个派别，这些派别彼此之间又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种敌意。
改革运动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大家都公认的领袖任务或政党组织，许多在政治是那个是属于空想那一类的。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如孙中山等，希望能建立一个共和政体。而更加明智的人士，如康有为等人则非常清楚，像中国目前这样的社会架构，要建立健康，民主的共和政体是不可能的。维新派们倾向于通过推举一位新皇帝来建立新的统治王朝，这个新皇帝最好从这些改革运动的领导人中遴选出最有才能的那位。言以蔽之，哥老会（本文所称的“哥老会”，实则指“中国革命同盟会”。按：清代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对内称“洪门”， 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其支派有小刀会、红线会，受“洪棍”一职，后并手订制公堂章程八十条，其中第二规定：“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1905年8月20日，在孙中山倡议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员在日本人东京成立了同盟会，确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故有些外国人将同盟会归为哥老会之一支。）的最终目的就是找出一位中国的拿破仑，让他重建帝国，并带领这个帝国走向世界民主之林的最前列。
如果让我在清国改革家们之间寻找出区别的话，我认为，哥老会的领导人更像是一群煽动家，而不像是一群革命家。这里的人们相信，革命当中有许多人受雇于哪些希望大清国分裂的外国政府，并且接受了外国政府提供的资金，他们已经在靠近大清国的很多地方建立了根据地，如香港地区，新加坡，西贡，澳门地区和日本等。他们在这些地方进行宣传，并且把武器弹药输送进大清国内部，以便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做准备。这些所谓的“会党”，可能只不过是为那些力图分裂大清帝国的外国势力所驱使的傻瓜。
当大清国发生了什么引起国际社会瞩目的大事件时，哥老会的会党们就会利用一切机会跳出来，通过那些由敌视大清国的团体所操纵的新闻机构向全世界大肆散播反清言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不管这些煽动家给国际舆论留下了与他们真实面目怎样相背离的印象，他们对大清国内部事务的影响仍然是相当有限的，虽然他们偶尔也会制造一些暂时的骚乱，如上个春季他们对云南的入侵等。但较高阶层的汉人都反对哥老会的教义和目标，当然大清政府也是反对他们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哥老会的目标对大清国毫无益处，并且意识到它的险恶动机来自于为它提供大部分物质支持的外部势力。看样子哥老会在现阶段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建立起一个严密的政党组织。
大清国爆发骚乱将招致外国势力的介入或者给外国势力干涉清国内政制造借口，因为企图干涉清国内政的外国势力就像幽灵一般挥之不去。若不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总体利益，国内政治力量或许已经利用慈禧皇太后死亡的机会夺取了国家政权，或者发动了一场革命，以大清国暂时的分裂来寻求她将来的稳定。但所有明智的清国人都意识到，在他们自己中间疑惑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都存在着的严重而混乱的一件分歧，如果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可能给外国人提供干涉清国内政的机会。所以，人们加倍小心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如此分析起来，对于一个了解清国实际状况的人而言，他对大清国上周所发生的时间就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了。某些大国预测清国将会发生骚乱，一些新闻机构还预先写好了用来宣布这个消息的电讯稿以及对危机的叙述和评论，他们在这些电文中充分表达了对清国事态发展的悲观看法。但大量的证据表明，这些人的担心是庸人自扰了。
北京新政体是推动改革的稳定力量
我六个月前在北京时即已获悉，对醇亲王的任命实际上早已取得大家的认可。并且考虑到现任皇帝随时都有可能驾崩，大清政府即预先部署新军（现在大约有12000人以上）以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骚乱。在全国所有省份那些人们认为可能出麻烦的地方都部署了军队，并且还有几支部队待命，作为预备力量准备随时开赴那些需要支援的地方。在北京附近部署了三只部队，由支持进步力量的军官指挥。北京城内的卫戍部队数量已经加倍。这样一来，除了在非常偏远的地区（那些地方本来就经常发生骚乱，但骚乱无法迅速传播），其他各地不大可能发生骚乱。大清国新军的部署，是由袁世凯亲自监督实施的，而新军对袁世凯无限忠诚。
人们对早料到的光绪皇帝之死的注意力，被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慈禧之死戏剧性地转移了。有一种说法是，宫廷御医为了国家政治利益而采取了极端措施来加速慈禧死亡。类似事件在东方国家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慈禧皇太后本人就被指控做过这样的事。
由醇亲王担任摄政王而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利，这在帝国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醇亲王是个年轻人，他成长的时代正处于现代思想在东方世界取得立足点之际。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西方世界，其心智和视野并没有因为紫禁城的城墙而受到限制。因此，他可以做到其他大清国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即立足于现代观点，以透视的目光，从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对比中来认识自己的国家。单单凭据这一事实，，即能证明他对目前大清国所面临的事态所采取的态度是可靠而正确的。
袁世凯及其政治团体的势力因为慈禧之死将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增长，这对于一个熟悉朝廷内情并曾执掌过中央以及地方行省权利的人而言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从袁世凯已经取得过的一些成绩来看，他对大清国很可能会是个非常有帮助的人。袁是位“务实型”改革家，在这方面他明显地有别于那些煽动家和半吊子的“革命党”，他对清国政体施加影响意味着这个政体能够在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下发展，进步。袁不会进行草率的试验和欠稳妥的冒进，而只会推进理性和必需的改革，大清国能够消化并吸收这些改革的速度有多快，改革推进的速度就会有多快。
美国支持清国改革
迄今为止，在一直对社会进步怀有第一的宫廷内部，庆亲王和溥伦贝勒无疑是实力最强大的人物。溥伦贝勒同样去过国外，他于1904年作为特使出席过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他是位温和的改革家，其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进步色彩。人们看到朝廷受到具有现代进步思想的人所支配，这肯定是非常新鲜的事。这种现状和昔日曾由一千年僧侣与太监通知并被大量陈规陋俗以及迷信束缚的朝廷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现状很可能意味着朝廷将会从现在起鼓励在大清国内部进行体制改革，甚至朝廷有可能会成为变革的领路人。一个进步的朝廷是使得改革在不愿的将来成为现实所必需的条件。从发展到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完全是可能且可行的，而且这对于那些在观察研究清国政治、社会制度及民情时事业开阔的人们而言是显而易见的。而那些囿于的东方陈旧观念的人当然无法摆脱成见，会继续对大清国的前途抱持悲观的态度。不过，西方世界最高尚的情感是希望大清国能够在未来取得成功。
在西方国家中，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这样真诚地祝愿大清国繁荣昌盛，也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这样在帮助大清国实现其合理的发展志向方面给予她精神鼓励和物质支持。在未来的五年中，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因素将是塔夫脱总统本人会发挥出怎样的影响。在所有到访过大清国的外国人中，没有任何人能比塔夫脱先生对大清国所有阶层所形成的印象更深刻。或许除了清国皇帝和摄政王以外，没有任何人的建议曾比塔夫脱先生的建议更充分和真诚地被清国政府采纳过。在未来几年中，当诸如此类基于友谊并对大清国有所帮助的建议不断被清国政府采纳时，或则当大清国向美国寻求援助时，，大清国的机遇就可能出现。而假如机遇终于来临时，大清国将会很高兴地发现，美国总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曾经访问过大清国，并且通过亲身观察熟悉了东方情况，了解了问题的症结，并且一再表示出了对大清国的同情和友好。很难想象，大清国这个正在露出端倪的新政治集团不会把它们自己的国家与美国的关系拉得更近，并且增加我们美国的威信和影响力，而我们自己的国家战略也应是通过一切正当手段以达到此目的。唐绍仪阁下不久将作为大清国特使访问美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亲善。唐绍仪本人就是大清国进步官员阶层中的一员，他的到访将会为我们美国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即让美国人民向清国人民表达进入新纪元的良好祝福，让美国给清国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来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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