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于1962年调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前，他的编制与职务都没动过。名义上在解放日报社呆了五年，实际上呆的时间并不多。一因市委有指示,姚的主要任务是照中央精神给市委写重点文章，文艺部实际上仍由副主任黎家健主持日常工作。二因他生了一场重病、长病。姚文元来报社一年多就得了传染性肝炎，就去住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后又去青岛疗养。身体恢复后，1965年4月又向报社请全假，说市委要他写文章，不看文艺部的稿子了。“五一”节后，即到宛平路11号华东局内刊、后为市委写作班所在地的三楼去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从此一去未回报社文艺部办过公。所以，姚实际在文艺部工作不过两年而已。
姚文元一年四季大部分时日都是穿当时流行的蓝咔叽布中山装，配蓝色干部帽。中山装有时已洗得泛白。长期戴帽子大概是因头发稀少之故。脚上常穿一双旧皮鞋。“文革”初期，姚的邻居王维的小儿子曾说过：“姚文元有什么了不起，穿破皮鞋的!”姚文元在文艺部期间，我从未见他穿过新皮鞋。有时在春节期间穿一套深藏青粗呢中山装制服，配套的黑粗呢帽子，都属最一般的大众粗呢料。姚文元平时的装束意味如何？我揣度，当时当局提倡干部节俭、衣着朴素易接近群众。当时的社会时尚也确实如此。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叶，衣着是一片“蓝海洋”。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下物质匮乏。
对姚来说，他因父亲有历史问题，故也为人低调，服饰上也不想显眼，惹人注意。“文革”十年，干部、红卫兵等，又转为一片黄军装，折射出全民皆兵、政治军事化的特色。“文革”中我多次遇到姚文元，他平时大都是穿军装了。有时，他夜里穿着军装，戴上口罩，骑上自行车，从兴国宾馆住处骑到他父母住处，去看望他的父母及女儿。
极少主动对别人开口，不管是陌生人还是熟人
姚文元初来报社时，被安排在汉口路274号二楼西南角的一间带有卫生间的房子里办公。这间房子，据说原为《新闻报》的总经理室。当时为《解放日报》文艺部的两间办公室之一。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约十五六平方米，坐了5个人。靠窗是一张正方形的两边带抽屉的双人台，东西两边分别坐着副主任黎家健和组版编辑徐葆璟。靠西墙卫生间门前是一张单人写字台，坐着言论编辑武振平。进门一张双人台由姚文元和我合用。姚文元坐北朝南，我坐南朝北。姚文元有时来上班，有时不来上班。上班时经常是从黑色塑料提包里拿出一摞书，闷声不响地看书。一般没有人主动对他讲话，他也极少对别人开口，包括来往于文艺部的陌生人或熟人。
前不久读到原《上海海港报》主编金宝山先生的一则短文，是怀念文艺部已故编辑汤家驹的，其中有言，说姚文元明明与他认识，但不与他搭腔。这是事实，但姚文元不是对他一个人，对其他熟人也一样。我坐在姚对面，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我和文艺部同仁，工作上的问题大多向副主任黎家健请示。偶尔问及部主任姚文元时，他还是耐心回答的，但他从来是简明、扼要作答，从不发长篇大论，包括在部务会议上的发言。他给我的印象是，虽然擅长写作，但不擅长辞令。1967年1月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个小会上遇到陈伯达，听其发言，也是这种类型。这同乔冠华、胡乔木等那种既擅文又擅言的文人截然不同。“文革”前胡乔木曾在上海养病，在剧场里，我遇见过他。这两类文化人还可举出很多，健在的如我的学兄邓伟志和余秋雨先生，“文革”中都曾在市委写作班呆过，两人都擅文。邓写自然辩证法文章，很有特色；余借《文汇报》一角写人文方面的文章，被称为“一匹黑马”，皆奉命作文也，不过为吃饭尔。但邓不善言辞，余则能言善辩，少人及也。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信哉!
我在文艺部是后生——最年轻的编辑、记者。我编、写的杂文直接交资深言论编辑武振平审阅，武认为可使用的，由他交部主任兼编委的姚文元审阅；我采写的文艺报道、人物专访之类稿件直接交副主任黎家健审阅。所以，我在工作上并不直接同姚文元打交道。我在业务上、写作上，也没有直接向姚文元请教过什么。姚文元在写作方面也从不主动为人师。有时，文艺部几位同仁，包括姚文元在内一起外出开会，一起坐公共汽车，大家车上说说话，但姚一言不发。如一次集体去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开会，在车上就是这样。回报社时，姚跳上一辆71路公共汽车先走，我赶上后一辆车挤上。我在延安东路下车后，沿着江西中路回报社。在一个杂货店门口，见姚文元正在拿着一小瓶桔子水喝。他向我点点头，也不讲话，我稍等他喝完，一起步行回报社。几百米的路程上，他基本无话，我也不便问他什么或随便搭讪。
据我观察，在文艺部期间的姚文元，是一个十分内向、不善言谈的人。在那个因言获罪的年代，也许有一种主观上的自我制约性、保护性在调控着自我，孔老夫子“谨言慎行”的箴言在起作用。姚撰文批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是根据中央、市委组织的文件精神或直接口谕。批别人者，也怕被人批，故特别谨慎。他并不是一个傲慢自大、自命不凡、瞧不起别人或趾高气扬的人。他也明白，他不过是依附在一个社会组织——共产党机体上的一个发言人、一杆冲锋枪、一门小钢炮。若离开这个社会组织，他只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匹夫、白丁而已。
“事情总归是发展变化的”
姚文元调到报社初期，报社内部有些关于他的传闻。如说他在卢湾区区委、区政府时，谈恋爱，主动追求同事金英；但金英见他相貌平平，发稀齿松，并不回应。当时区委一位头头，不知出于何种动机，也极力劝阻金英不要与姚好。但后来姚在写作上崭露头角，金英还是嫁给了姚。后来在回忆时，金英“揭发”这位区委头头阻挠她与姚文元谈恋爱。姚后来写文章时，有时用“金文”的笔名。
姚文元来报社后，报社通过市委机关行政管理局分给他一套住房，地处香山路孙中山故居边上底层，楼上住的是第二总编辑王维。后来，孙中山故居要重新修葺，准备对外开放，市里又分别给王维、姚文元安排了新住处，将孙中山故居原住处收回。
一天，文艺部行政干事老潘告诉我，说姚文元这两天已从市传染病医院肝炎隔离病房出院回到家里，而家里又正在搬家，乱糟糟，但部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去过问过，不大合适吧。我听出老潘的弦外之音，我还算个年轻力壮、可出点力的人。问了老潘姚家的旧地址，第二天下午我赶到香山路，见一间长方形三四十平方米的底层房间，有高级地板，四周全是书橱。家什、器具都已搬光。书橱是上下两层垒放的，上面的一层，也已搬光，只剩下面一层，约半人高，还都没动过。书也整齐地摆在其中。我俯身浏览了一下，见全部都是解放前出版的书，有布面精装书，有些还是线装书，有些是外面有布套的书。我思忖，这绝对不是姚自购的，十有八九是承袭其父亲姚蓬子开作家书屋时留下的旧家底。
我正在看书，忽然从后面厨房间走出一个人来。我定睛一看，正是姚文元。互相寒暄几句后，他说：“很抱歉，凳子搬得一只也没有了，只好站着说话了。”我问他：“病情痊愈否？”他说：“基本稳定下来。” 我再问他：“搬家需要帮忙吗？”他说：“不用了，已搬得差不多了。”我仔细看了看他的面容，白白胖胖，显然医疗条件不错，但似乎也略带几分浮肿滥胖之状，并非正常的胖。
姚文元问了我一些报社及文艺部的情况。我说，原分管理论、文艺的副总编辑徐惟诚已调团中央任候补书记，文艺部副主任黎家健调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处长。我有点带感情色彩地感叹说：故人多去也，若《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人气不足了。他听了说：“事情总归是发展变化的。”
我问他：“你还能回文艺部工作吗？若能回，估计何时？”他说：“医嘱还需要疗养一段时间，或许半年，也说不定。”后来听说组织上批准他到青岛去疗养了。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姚文元没有来过报社。
这期间，我收到他一封信。雪白的信封带有一些水墨淡青装饰，信笺同一风格。内容大意：“小赵：一个人的工作好比挑担子，先担五十斤，再担七十斤，后挑一百斤，再后挑得更多……”这显然是针对我对文艺部人去楼空的感叹而写给我的。我揣度，寓一种气可鼓而不可泄之意，又寓一种要我这个后生小子逐渐挑起工作重担之意。
姚文元于1964年下半年名义上回到《解放日报》文艺部，但因市里有写作任务，所以也是断断续续来一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基本不坐班，只看一些重点稿子而已。我同他接触也不多。到了1965年4月，他正式向总编辑请假，说市委有写作任务，报社稿子不看了。其实，是接受了写批《海瑞罢官》的稿子的任务，去了华东局内刊，关门写作去了。以后，直至“文革”爆发，姚文元只在报社领工资，报社公务都不干了。调中央“文革”小组后，工资也不在报社拿了。那段时间，我很少见到姚文元。直到1968年春，我才在另一个层次上，又恢复了和姚文元因工作关系而不时见面的机会，容后另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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