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清楚，“文革”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足球，“文革”同样是无法承受之重。翻开关于足球历史的资料，总能找到“‘文革’期间，我国足球运动陷于停顿”的字眼。如果说在前面戴麟经、胡登辉的故事中，我们讲述了“文革”是怎样伤害足球运动员个体的。那么本期，我们试图通过很多人的回忆以及当时遗留下来的文字记录，拼凑一幅中国足球“文革”岁月的全景图。也许对于动荡浩劫的十年岁月来说，文字显得过于轻描淡写，但毕竟，我们为这段中国足球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找到了一些记忆碎片。
至今，很多足坛元老回忆起“文革”岁月都会痛心疾首地感叹道:“如果没有那十年的浩劫，中国足球的发展肯定会好得多。”那是一段漫长而灰暗的日子，尤其是在1967年至1969年的三年间，国字号球队全部解散，全国找不到一支正规的足球队，相当一部分运动员甚至受到冲击和批判，给刚刚有点起色的中国足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碎片1
年维泗烧锅炉的岁月
年维泗在1956年红队组建后，一直担任队长，但是这也未能使他在“文革”期间免遭冲击，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情况，年维泗还是觉得那是他人生中非常沉重的一段记忆。当时在国家体委工作的年维泗在一次大会上被打成了“贺龙反动路线的忠实走狗”，会场上“年维泗教练不教人的资反路线必须批判”等口号都喊了起来，然后体委大院里贴满了他的大字报。在一次次过关检查后，年维泗已经被剥夺了继续执教球队的资格，体委革委会很快就重新安排了年维泗的工作，到体委锅炉房烧锅炉。当时体委的锅炉房在大门口，每天年维泗就在这个小小的锅炉房里烧热水，成了一名锅炉工，而同时他还要继续反省和检查。
年维泗当时唯一的乐趣就是唱唱样板戏。年维泗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唱歌，在受审查和批判期间，他只能通过唱歌来抚慰自己，但是就连这点乐趣也差点被夺走。有一年当时国家体委进行一次革命样板戏大合唱中，军宣队以问题尚未审查清楚为由不让他参加。年维泗急了，与军宣队论理:“我没有历史问题，有缺点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不让我唱样板戏？”最终他在球场锻炼出来的顽强作风为自己争来了应有的权利。
碎片2
棉纺厂的天津足球队
年维泗在“文革”的遭遇是无数足球运动员的缩影，前国家队主教练戴麟经甚至因为无法忍受批斗而含恨自尽，多名运动员都受到了批斗而离开球场。当时根据上级指示，全国从国家体委到地方体委内部都必须成立“人民体育革命委员会”，下设各种部门，但是所有教练几乎全部都被打倒，体委的工作由“革委会”统一安排，上级领导也由各级体委转变为各级革委会领导。特别是从1968年开始全国体委系统实行了军事管制，使得训练和运动队正常工作彻底瘫痪。“文革”开始后，各省市的专业队也都停止了训练，左树声回忆当时那三年间，天津足球队员必须每天到天津一家棉纺厂去参加劳动，还算好的是，棉纺厂有一个球场，天津队员参加劳动之余就可以踢踢球，当时很多其他兄弟球队八一队、北京队的队员来串联看到这么好的球场也上场踢球过瘾。但是，很快随着生产发展，球场“一部分成为原料仓库，一部分被圈入棉四的领地”，天津队员们失去了踢球的场地，只能埋头工作，当时左树声也曾在这块场地上踢球，受到这些下放劳动的队员们的影响，最后左家兄弟三人走上了足球之路。
碎片3
球员张路变成解说员
现在北京国安俱乐部副总张路对“文革”的祸害有着切身体会，1964年，他考上了北京先农坛体校足球班，其后，在守门方面显露出天赋的他便被北京队、八一队等几支专业足球队看中。无奈“文革”的到来，让所有的事情全部停止下来，当时他每天可以到北京四中学习、踢球，但是全国知青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所有球队都被取消建制，本已崭露头角的张路不得不在那三年里终止了足球生涯，1969年，他来到陕北的延安插队。
将近四十年后，张路还是很遗憾地说“如果不是“文革”，我还能在专业足球道路上走得更远”。1971年足球运动刚刚开始复苏，正在延安插队的张路在别人的推荐下，幸运地被陕西足球队选中，但是过去三年里荒废了球技，球队在组建后也没能系统训练。两年后张路考上了北京体育学院足球专业，成为工农兵学员，成了一名足球专家和解说顾问。
碎片4
银幕上的1974年亚运会
在“文革”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节目组曾一度被撤销，直到1970年体育节目才重新恢复。当时的广播都是政治新闻，与体育彻底绝缘，直到七十年代中前期，现场直播体育比赛主要还是通过电台广播完成的，因为电视尚未普及性地进入百姓家庭。人们通过画面看到的体育比赛，主要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提供的《新闻简报》等影片，1974年的德黑兰亚运会就是通过在国内银幕放映而被国人了解的。当时中国足球队派队参加了该届运动会，当时中国队员在银幕上踢球的姿势让底下观众们感觉振奋，这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后无论中国足球取得怎样的成绩，再也没有上过电影纪录片的大银幕。
碎片5
邓小平两次复出的足球缘
时间进入1971年，社会各方面开始有了复苏，其中邓小平的起落也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而巧合的是这名超级球迷复出都与足球有关。在邓小平三上三下的传奇经历中，有两次复出都是通过足球场发出了信号。
1973年，经周恩来总理努力，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有人发现尚未安排工作的邓小平出现在先农坛体育场的主席台上看足球，人们知道小平离担任中央要职的时候不远了。1975年5月28日，已经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于繁忙工作间隙，前往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运动会足球比赛。1976年4月，邓小平又被“打倒”。
“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17日，北京举办了10个国家和地区12支球队参加的“长城杯”足球邀请赛，这是“文革”后我国首次举办的国际足球比赛。同一天，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7月30日晚，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席台上，出席这次足球邀请赛的闭幕式，并观看中国青年队同香港队的比赛，当播音员念到“出席这次比赛的首长有邓小平”时，全场掌声雷动。邓小平的复出意味着体育运动和足球项目的全面复苏。
碎片6
政治特色的行军拉练
“文革”进入尾声后，1971年国家体委组建了新一届的国家队，名宿张俊秀直到现在还始终认为“中国足球的第二个高潮出现在“文革”后期足球解禁之后”，徐根宝、迟尚斌、戚务生这批人都是“文革”前选拔出来的，70年代恢复训练之后出现了比较高的水平，而这一批人的身体素质也比50年代的第一批人身体素质更好、技术更全面。
徐根宝等队员成为“文革”后首批国家队队员。当时政治气氛还是相当浓厚，中国队组建后的训练也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首期集训在北京集中后，安排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拉练。全队每个队员都背上背包，从北京到保定往返拉练行军，要求是在一周之内走完全程。当时队员们的体质并不好，走到第三天就已经走不动了，但是行军拉练是一项政治任务，在这样的命令下，队员们每天能走40公里，走了5天才走完，才算是完成了北京保定之间的折返。虽然长途行军能促进体能，但是从科学理论角度，这对足球运动员的爆发力、柔韧性和协调性来说也是一种摧残，可是当时包括徐根宝在内的所有队员执行得非常坚决，没有人说“不”。
碎片7
"假球"盛行的原因
随着体育运动的重新开展，就连一些国际比赛也带着一些“场外因素”，年维泗回忆，“文化大革命”后，当时的“假球”又被赋予新的涵义。就连最没资本的足球也在实行“让球”。当时请来了一些非洲三流球队，先打进对方几个球，再让对方进几个，踢球已经变质为“完成政治任务”。
恢复了教练身份的年维泗当时比赛前常常接到上面的指示是“能不能先让一个”，结果球“让”多了，队员动作走形、心理异常，无法适应大型比赛。到1974年参加德黑兰亚运会时，队员们都感到不大适应那种寸土不让的气氛，当时亚运会上，对方下脚非常凶狠，铲球也是力度十足，让队员们无法适应，结果在小组预赛中被淘汰。
碎片8
援藏教练金志扬的遗憾
很多教练都从“文革”后期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其中金志扬算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了。在“文革”期间，金志扬作为援藏教练之一赶赴西藏组队，可是“文革”爆发后，足球联赛被迫终止，西藏足球队也停止了正常的训练，而当时队中的不少球员，也被迫结束了自己的球员生涯。金志扬对西藏球员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当时的西藏队球员综合实力并不逊色，“藏族人的耐久力强，而且部分球员也有爆发力，但是“文革”那些年阻碍了他们的足球发展。”本来国家体委也非常重视西藏足球，可是“文革”打乱了计划，金志扬回想起来也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文革”，西藏足球应该可以进入国内足球的前列。”
碎片9
"文革"末尾诞生的海埂基地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足球地标性的昆明海埂基地却是“文革”产物。马克坚是昆明人，现在担任着国青队的技术顾问，他介绍，“‘文革’刚刚结束，足球恢复了训练，所以就开始找集训的地方。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我是昆明人，最终发现这里的条件很合适。”
当时由于围海造田的缘故，那是片农场，没法耕作农作物，“只能当足球场”，而且面积足够大，可以建设很多场地和场馆，马克坚把想法汇报给当地政府之后，对方立即就同意了。于是，1973年开始动工建基地，1975年投入使用，第二年“文革”终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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