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观察者网]
美国媒体《纽约时报》11月11日刊载了一名美国历史学家的文章，该文公布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曾逼迫著名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自杀的最新证据。此前坊间就流传着一封联邦调查局逼迫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自杀的信件，如今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比弗利·嘉琪设法取得这封信件未经删改的原稿，并将其公诸于世。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年1月15日-1968年4月4日）是一位美国牧师、社会运动者、人权主义者和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也是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63年，他发起“向华盛顿进军”行动，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负名望的演说家。金的左派激进思想使他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反谍计划”的监控对象之一，后者怀疑金可能与共产主义有关。联邦调查局曾查出金的婚外情记录，并向美国政府汇报，然后再向金寄出匿名信，意图以此逼他自杀。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遭田纳西州孟菲斯市一家汽车旅馆遭到暗杀。
这份“自杀信件”遭严重删改的版本早已流传于世。这封信不仅涉及联邦调查局企图逼迫马丁·路德·金自杀的内容，此外，还暗示金的私生活混乱，曾经拥有多名情人。
信件是一份只有单页的手打打字稿。在这张已经泛黄的打字纸上，密密麻麻地排布着文字。一名匿名的写信人以马丁·路德·金“失望的仰慕者”的口吻，小心翼翼地对这份打字稿的细节做了修饰。写信人还自称是一名“黑鬼”（Negro，英语中对黑人的蔑称——观察者网注），文章中大量充斥着拼写错误。
“自杀信件”原稿
为修正其中的一些拼写错误，写信人又一度在拼写错误的单词上重新覆盖正确的字母。嘉琪认为，文中充斥着口语化的表达，以契合写信人的身份。
在信的题头，写信人仅仅以金的姓（King）来称呼他，未在前面加上任何敬语或者尊称。
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其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脍炙人口
“邪恶”（evil）一词在信中总共出现了六次，最先是在这样一句中出现的：“你是一个大骗子，而且是一个邪恶又品行不端的大骗子。”在其后紧接的段落中，信的作者又开始数落起金的“秘密情人们”。他称这些“秘密情人”是“肮脏而又邪恶的同伴”、“邪恶的玩伴”，所有这些人都说着“肮脏邪恶的下流话”。嘉琪教授认为，这种措辞力图造成一种感受到“巨大愤怒”和“受到背叛”的印象。
“自杀信件”表现出，作者似乎对马丁·路德·金私生活细节了如指掌。在信中，写信人指名道姓地曝光了金的一名情人（信中模糊掉的片段），并声称自己还掌握了其他情人的具体证据。另外一段还暗示，信的作者掌握了记录金本人“不道德行为”的一份录音资料。
匿名写信人还在信的最后一段，暗示金必须以自杀的方式来谢罪：“你应当做的只剩一件事了（there is only one thing you need to do.）。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他还对金作出了最后通牒，要求金必须在34天之内自我了断。
FBI限马丁·路德·金在34天内自我了断
嘉琪称，当马丁·路德·金大约50年前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悄悄地告知了他的朋友们，称有人希望他自杀。此外，他似乎知道希望他自杀的人是谁。尽管信件得到处心积虑的修饰，但金似乎非常肯定这封信的真正来源就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
嘉琪教授在文章中称，“自杀信件”就在美国情报史中占据了一个独特地位，表现出美国情报部门最声名狼藉的一面。
数十年间，不断有关于这份“自杀信件”的复制版本浮现于世，但所有的复制品均遭到了严重的删改。
嘉琪教授是在今年暑期进行一项胡佛（“自杀信件”事件发生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自传的研究时，偶然发现“自杀信件”未删改版的。这封信件被发现于美国国家档案馆，与胡佛在任时的官方文件以及被解密的机密文件归档在一起。嘉琪称，一道被发现的其他文件还包含对马丁·路德·金私生活的明确指责，其措辞带有明显吉姆·克劳时代的烙印（吉姆·克劳法指的是，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观察者网注）。
发掘出“自杀信件”原稿的耶鲁大学教授嘉琪
据了解，这封信件的真正撰写者却是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副手、高级探员威廉·苏利文。
嘉琪表示，通过信中指控内容的凶恶程度来看，足以让当今的人们警醒，对美国公民的严密监控将会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她写道，联邦调查局在胡佛的领导下对金及其朋友进行过严密的监控和窃听活动。
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胡佛
联邦调查局对马丁·路德·金的介入最初并不是是以调查其私生活的名义，而是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1961年，联邦调查局发现，一名前共产党员史坦利·列文森成为了金最亲密的白人顾问，为金代笔，同时也为金的民权运动筹款。此后一年，总检察长罗伯特·肯尼迪（美国在任期间遇刺总统J·F·肯尼迪的弟弟）批准了针对列文森的监听活动。白宫要求金抛弃他那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同伴，不过金断然拒绝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随后，金还针对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南部的一系列作为提出了批评，包括未能保障民权法案的执行以及纵容南方警察的种族主义行为等等。
金的行为触怒了联邦调查局。从1963年开始，调查局又开始了针对金本人的的监控。不过，他们并没有发现金有任何涉及共产主义的行为，倒是意外发现了金在婚外的一些不检点行为。
尽管联邦调查局不间断的监听，发现了有关马丁·路德·金私生活的更多细节，不过民权法案还是在1964年获得通过。数月后，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
嘉琪在其文章的末尾指出，1964年的时候，美国媒体比起当今更为审慎。她认为，如今的美国媒体以挖掘丑闻为荣。她表示，面对当今的政治环境，金会在其私生活方面做出不同的选择；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永远不会有机会成为历史上的那个著名黑人民权领袖。
她认为，正是由于1964年间媒体所拥有的那种审慎，才没有破坏金当时的公众形象，才能够挫败胡佛针对金的阴谋，才能够推动美国民权的进步。她认为，半个世纪后，美国人仍然可以把马丁·路德·金视作道德勇气和人类尊严的典范；与之对照，胡佛却遭到美国人普遍的厌弃。
尽管嘉琪把联邦调查局在有关马丁·路德·金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几乎完全归罪于胡佛的领导，似乎美国的历史在一些“坏小子”的捣乱下，遭遇过些许挫折，至今却仍然走在平坦的康庄大道之上。不过，观察者网专栏作家、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却对此做出了如下评论：“这种报道方式就是把责任推给胡佛，FBI一贯无所不用其极，这个个案还只是小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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