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来愈少听到关于北非的消息：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那儿现在怎样？以西方为主的全球传媒，似乎忘了那几个国家。抑或一切回归正常，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从颜色革命到后颜色革命：拐点不在事件本身，而在媒体聚焦点的诡秘转移。先是平地惊雷、一拥而上；24小时、全天候、地毯式的新闻轰炸。之后一地鸡毛，碎片狼藉。但从某一刻开始，忽然就无声无息、销声匿迹。
从颜色革命到后颜色革命：拐点不在事件本身，而在媒体聚焦点的诡秘转移
十月初的基辅，正临近这个“由璀璨归于平淡”的难言境界。
最先关注到这种现象、为之命名、并提升到哲学高度的，是法国人居伊·德波（Guy Debord）。1967年，巴黎左翼学生大造反并无疾而终的前一年，德波发明并推出这组新词：The Society of Spectacles 。由此，他概括并点破一个重要事实：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整个西方文明进化到一个全新阶段。
这个词组，不同的汉译者分别译为“观景社会”、“大围观社会”、或“造势时代”。秋风渐凉的基辅，天空幽蓝。笔者追忆过去一年，Maidan革命后的几轮脸谱变换，最终得出结论：所谓 Society of Spectacles，比较合适的译法， 应为“拱星体制”。
制作大片，需要造势，捧出明星。而在后面运作的，并非某位特定名导、或巨星，或制片公司，而是一个络绎吞吐、昼夜运转的庞大产业。该操作法则一旦用于社会管理、民主竞选、或国际政治，就逐渐演化成为史无前例的一套群众动员模式、和权力施展模型。
“拱星体制”第一重大特征：聚散莫测，有如无色之水、无重量之空气；它没有，亦不需要“行政上级”、或“统一口径”。各自独立行动、但配合精密、一哄而上、铺天盖地、犹如汹涌之大潮。这是因为：在最终意义上，“拱星体制”是一台铺设全球的网状机器，本身不代表任何特定主张。它供奉的意识形态，有极大伸缩性和可变性；其聚焦点或道义诉求可围绕选超女、邓玉娇、爆头哥、秦火火、马航17、莱温斯基、或季莫申科 – 亚努科维奇。
2014年2月到10月，笔者住在基辅。每天上网读报，出门谈话采访，要说自己彻底中立，没有个人立场或偏见，那是骗人。凭良心说，本人接触到的西乌克兰人、东乌克兰人，支持革命、喊打喊杀的，或主张分裂入俄、同样喊打喊杀的，在笔者面前展现出相似的豪爽、直率、冲动、大度，面对逆境的淡然，以及兵荒马乱之际，对旁人起码的礼貌和照顾。据说东斯拉夫民族性格中，包含这些特性。笔者对俄罗斯毫不陌生。也可以肯定地说，就民族性格而言，乌克兰人同俄罗斯人几乎雷同；但是同中、西欧人很不相同。过去十个月，没发生过哪怕一次个人冲突、或不愉快事件。
但是立场无可回避。尚未等到那某一天，在人行道上，看见僵卧在地的老头不成人形；而他自己鞋子上，亦沾了红红的血。战争嘛，总要死人；基本上是无辜的人。你说我杀的，而我说是你杀的。有朋友去了马航现场，看见的画面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说到立场，在二月底，俄军出现之前的克里米亚街上，对各方说辞的真伪，我已有了判断。
欧洲生活品质远高于乌克兰，我能看见。伦敦和维也纳温馨可爱。相比之下，莫斯科、圣彼得堡即便很有气魄，也还是不够温馨、不够可爱。这一点，哪怕全心支持普京的俄罗斯爱国青年，亦不会否定。由此，乌克兰多数人渴望融入欧洲是天经地意，完全理解。乌克兰一部分政治家/知识分子将本国的不完美、政治纷争或民生艰难，一古脑全怪到俄罗斯头上，怪到一段共同历史头上，我就有所保留，但还是理解，因为情有可原。
过去十个月，在乌克兰的亲身经历，让我彻底失去对西方各主流传媒的基本信任和尊重。偏袒崇拜欧美的西乌克兰人和基辅革命者，给予无穷无尽的褒扬、鼓吹、赞美诗一般的报道；这是出于不可抑制的共同价值观，或许勉强说得过去。对亲俄东乌克兰人的观点、诉求、情感、或生命，持续、全面、众口一声地无视、蔑视、扭曲、消音、屏蔽，就不太说得过去。原先心中对西方羡慕嫉妒恨五味杂陈甚至以羡慕为主的俄罗斯基层百姓，这几个月，感情、观点都有变化；他们是支持普京的。那些没完没了的制裁愈多、愈重，这种支持就愈加坚定。考虑俄罗斯的体积，这个结果危害整个地球的和平和安定。二月份，俄国在索契办奥运；当时同西方关系尚未如此。是西方传媒和政府，不懈不怠，强力促成了这个变化。
笔者人生一大半，盘恒于欧洲美国，应算半个西方人。至今不认为西方有前苏联式的言论控制。到伦敦、纽约街上走走，同各族裔百姓聊天，绝不会感到对俄国人、中国人有全面性的偏见或敌意。但是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在我眼里，同自由、公正、客观渐行渐远。打开电视，一看BBC、CNN，便想起小时朦胧印象里的梁效、罗思鼎、两报一刊。对乌克兰、中东“公民英雄”/“自由战士”的夸张赞美，让我回忆起黄帅、张铁生、“就是好呀就是好”。“抓革命、促生产”变成“上Maidan，搏发展”。已过世的中央文革组长，马列学究陈伯达老先生垮台之前，说了这么一句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近几十年在发达的西方，传统工会、教会、阶级、族群无一例外扁平、碎片化。阶级斗争等等概念，或许的确过时。“拱星体制”乃是高度信息化、原子化后现代社会中，演绎出来的一种新颖社会动员方式、和意识形态灌输方式。它的运作机理来自于公关学、营销学、大众娱乐传播学、集体催眠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它的洗脑能力所向披靡，不可低估。
如同好莱坞的“梦工厂”，它本身只是一套高效操作体制，并无特定政治性。而一旦运用到政治领域，它以精密、无定向的诡异方式，将政治、公关、和民主选举产业化、娱乐化。用到国际政治领域，就是接连不断的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如同米兰时装秀或“梦工厂”。不断推出新产品，这体制的内在需求。即便没有足够消费者，也要通过无孔不入的青春文化、广告宣传，制造一种需求、一种追星效应。这是“拱星体制”第二大特征：它制造对自己的需求。在国际政治领域，它顺理成章地生产、维护、推销、并复制革命的冲动。
在大伙基本有饭吃的后现代，革命燃料并非饥荒或古拉格群岛，而是青春求酷、身份提升的力必多荷尔蒙。每一个坐在酒吧抽烟的文青小妹都无限清楚：做欧洲人酷！做俄国人不酷！还有“我要酷！” 翻译成亚洲语言，就是“WE ARE HONGKONGERS! WE ARE NOT CHINESE!”，这是本质。抗争也罢，选举也罢，服贸协议或关税联盟，等等，都是台词和集体舞步。
演员是年轻人，负责舞台设计、投资、布景和台词、宣传推广，就是媒体。有人发明新词，把前者称为MAIDANCRACY，后者则是MEDIACRACY。它的共同功能是心理提升，高大上体验；让全地球每一处梦酷、求酷的老少文青一如既往，如醉如痴。这套操作的人才和技术专利由巨型西方传媒垄断，亦便成为国际政治攻城略地的巨无霸利器；横扫中东、东欧，留下一地狼藉，并踌躇满志杀向靡靡珠光的青涩大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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