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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恢复高考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引自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从195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高校即停止了招生。此后，成千上万高、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大学名存实亡。
1972年，在全国高校停止招生六年之后，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这次招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开始实行。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各地的招生工作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走后门”的现象，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大学教学活动难以进行，还要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
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十年，但“文化大革命”延续下来的招生办法仍未改变。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依旧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一些老同志也给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写信，提出恢复高考制度迫在眉睫。
此时，面对教育界亟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邓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虽然他尚未复出，但他一直在关注着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且开始思考和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两位领导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上任伊始，尽管身兼党政军多项要职，但邓小平却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并率先提出了他思考已久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问题。
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门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8月1日，他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时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招生。
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这是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8日，邓小平听取了与会代表反映的对高等教育现状的忧虑和意见。当时一位武汉大学的教授在座谈会上非常强烈地呼吁：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在座的科学家们发言踊跃，情绪热烈，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恢复大学招生制度。邓小平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听后当即决定，“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他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历经磨难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们，以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对这一决定的拥护和对邓小平的由衷敬意。
这次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8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但是，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拨乱反正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状态。
9月6日，邓小平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深刻地阐述了立即恢复高考制度的原因、招生的政策和标准问题。他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邓小平的“这一谈话”给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就在邓小平这次谈话后，历时38天的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结束，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1977年9月30日，邓小平在《红旗》杂志根据他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送审稿上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
10月3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
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规定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恢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生；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的原则；严格考试制度，抵制和反对营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当天，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10月2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12月，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在这个数字背后，是积压了十多年约3000万享有上大学权利的学生。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
当时，由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就这样，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
人们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在这个涌动着春意的冬天里，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和科学的春天。
今天看来，邓小平当年在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刻所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策，其意义早已超出了高考本身。
今天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导致的整个民族精神面貌的变化，大大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更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
邓小平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教育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教育是未来，是希望。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最丰厚的遗产。
决策恢复高考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引自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从195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高校即停止了招生。此后，成千上万高、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大学名存实亡。
1972年，在全国高校停止招生六年之后，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这次招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开始实行。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各地的招生工作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走后门”的现象，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大学教学活动难以进行，还要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
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十年，但“文化大革命”延续下来的招生办法仍未改变。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依旧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一些老同志也给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写信，提出恢复高考制度迫在眉睫。
此时，面对教育界亟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邓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虽然他尚未复出，但他一直在关注着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且开始思考和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两位领导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上任伊始，尽管身兼党政军多项要职，但邓小平却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并率先提出了他思考已久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问题。
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门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8月1日，他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时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招生。
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这是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8日，邓小平听取了与会代表反映的对高等教育现状的忧虑和意见。当时一位武汉大学的教授在座谈会上非常强烈地呼吁：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在座的科学家们发言踊跃，情绪热烈，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恢复大学招生制度。邓小平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听后当即决定，“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他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历经磨难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们，以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对这一决定的拥护和对邓小平的由衷敬意。
这次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8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但是，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拨乱反正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状态。
9月6日，邓小平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深刻地阐述了立即恢复高考制度的原因、招生的政策和标准问题。他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邓小平的“这一谈话”给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就在邓小平这次谈话后，历时38天的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结束，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1977年9月30日，邓小平在《红旗》杂志根据他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送审稿上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
10月3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
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规定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恢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生；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的原则；严格考试制度，抵制和反对营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当天，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10月2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12月，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在这个数字背后，是积压了十多年约3000万享有上大学权利的学生。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
当时，由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就这样，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
人们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在这个涌动着春意的冬天里，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和科学的春天。
今天看来，邓小平当年在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刻所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策，其意义早已超出了高考本身。
今天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导致的整个民族精神面貌的变化，大大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更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
邓小平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教育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教育是未来，是希望。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最丰厚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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