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不只是批评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高行健、莫言，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同胞，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格拉斯等作家的作品。而格拉斯的《铁皮鼓》被誉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可能也影响了莫言的写作。在当今中国文坛，没有几个是他看得上的小说家。
顾彬说1980年代好多作品也许过时了，但还可以谈一谈，80年代到现在有些好的作家，虽然他们的语言水平不一定很高，像朦胧诗人我都喜欢，我还可以举王蒙和王安忆的例子，王蒙到90年代中期之前，写了不少值得再看的小说，王安忆在90年代初之前也写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我个人认为，他们都停滞了，停止了。而1990年代之后的作品都有很大的问题。他说看过余华、李锐的作品，很多看了第一次就够了，不想再看第二次。他说余华早期的作品很空洞。残雪、余华开始写的时候，模仿别人的作品，读者感觉不到他们的生活。如果一个作家，没有什么经历，没有什么经验的话，肯定没办法写出好的作品来。他的先锋作品我不喜欢，他说余华很有问题，比如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总在重复一个故事。他说“他的《兄弟》太差了，是为市场写作的小说。这部小说里，男人总是重复地看女人的屁股。作为一个男人，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看他的小说让我感到无聊。”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莫言的小说里，“在莫言的《酒国》里，男人碰到女人，女人胸部很大，他就想摸一摸。”他说余华太成功了，他在美国有代理，所以他可以什么都不考虑。我比较喜欢他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格非的《迷舟》不错，但后来的作品不喜欢，都在讲故事。苏童有同样问题。孙甘露在是在玩文学。
他说王安忆是个好作家没有问题，但她是不是个大作家就很难说，格非也是这样。原来他特别希望王蒙、莫言能成为伟大的作家，现在看来他们问题很大。
很多人觉得阿城是奇人，但顾彬认为阿城“现在什么都写不出来，如果一个作家什么都写不出来还是作家吗？我怕他不是作家，是在玩文学。”阿城去写电影剧本，但在他眼里那不是文学。阿城在八十年代是非常优秀的作家，他的《棋王》、《孩子王》、《树王》写得好。阿城对写作抱着特别执著的态度，要进入状态才写，不肯轻易为之。阿城很长时间不写小说了，估计一直找不到感觉。 顾彬说“我跟阿城一直有交往，我希望他早上起床以后，先写好自己的东西，再写剧本。如果从早到晚写剧本，我有点接受不了，在德国，只有非作家才写剧本。” 严肃作家也许不会写连续剧剧本，但写电影剧本的有不少，格里耶、杜拉斯等都写过，《去年夏天在马里昂巴》还成为名著。当然好的作家不会把小说写得像剧本，故事里更不能有好莱坞情节。阿城写得太慢、太少，他和莫言是两个极端。但他后来转而写剧本就叫玩文学吗？还是他对小说太认真了。
顾彬说欧洲的当代作家写小说通常都写一个人，莫言的小说一写就是几十个人，这让人受不了。中国作家都喜欢写得很长很厚，中国当代小说家，他们不会写人的内心，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他们写的都是人的表象。他们根本不是先锋，他们是落后的。中国的当代小说家写不出一个城市的味道来。王安忆写上海，她写的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上海。中国当代小说家喜欢讲已经讲过的故事，他们没有什么想象力。他们不会少写一句话，一定会多写一句话。他们盲目自信，他们觉得文学可以玩，玩够了可以下海。80年代一批很重要的作家，现在什么都不写了。
顾彬说我的论点是这样：1949年之后的作家，能够和1949年之前的作家相提并论吗？我的三个标准就是：语言的有效性、生活观，以及形式。我是老一套，我的标准是1945年以前的，都是现代主义的。我讨厌后现代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批评是有问题的。我认为语言应该是美的，我要的是深度。后现代主义却不一定这样认为。我要的是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新的世界观等。我希望非常复杂的东西，我自己的文学作品就很复杂。
顾彬的结论是：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现在则卖给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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