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斗敌人，后斗盟友，最后斗自己人——毛泽东的革命对象清单越来越长，最后范围大到将人类文明及其基础，都纳入革命对象的范畴。毛泽东几十年革命，一步一步地、最后把自己推到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他要以人类文明为敌，以现存的一切秩序、典章制度，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为敌
我们看到，在他漫长的50多年革命生涯中，革命对象有若干变化：
最开始搞农民运动，他确定的革命对象是土豪劣绅和军阀——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其它还有一些；
抗战期间，民族矛盾超过中国国内矛盾，必须要打日本——当然大家也很清楚，毛泽东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抗战以后，他确定了要打倒所谓“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再往后，中共建政以后没几年就搞“三大改造”，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列为革命对象了。
在矛头指向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实际上从1955年反胡风、“肃反”开始，已经在整知识分子；到1957年，就集中对所谓“民主党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手了。
再往后，社会上的革命对象都清得差不多了，他的目光就逐步转到党内：从“四清”开始到“文革”，重点都是党内“走资派”，到1975年，更明确提出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
这是国内的革命对象。国际上，开始日本是主要革命对象，日本战败之后，毛泽东跟美国人干仗，60年代初再跟苏联翻脸，连带著，跟著苏修跑的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等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了一两个之外，都是“修正主义”，都属于斗争对象；中国周边国家中也无不是“反华反动派”：印度、南越、缅甸、印度尼西亚……最后，一句话统而言之：“帝修反”！
从国际和国内这两方面看，在毛泽东列为革命对象的清单上，发展脉络极为相似（脉络当然不是绝对的）：先斗敌人，再斗盟友，最后斗自己人——国际上，美国本来是中国抗日反法西斯的友邦，50年代成为毛泽东的头号敌人；苏联本是国际共运、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60年代、70年代被毛泽东列为危险性超过美帝的对手。
国内斗争重点目标，也同样是这个脉络：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本来是盟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还有他们的两颗五角星，但毛泽东翻脸不认人，打成革命对象。盟友都斗完了之后，就把中共内部所有各种派系都一个一个整掉，“文革”中更是在自己的派系——例如跟随自己的林彪、江青集团中不断整肃清洗，闹得鸡飞狗跳。
那么，毛泽东革命对象是不是越来越集中、越来越缩小了瞄准范围呢？并不是。新确定的革命对象是对象，以前打过的敌人也还是敌人！是的，毛泽东对日本人说过：欢迎你们侵略；他为了跟苏联斗，也会跟美国拉关系，跟尼克松握手，似乎“敌、友、我”是可以转化的，选定新的敌人之后，老的敌人又可以转化成盟友。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毛泽东真会将日本、美国看成自己人吗？在毛泽东心里，跟他们交好，都只是一种利用他们的手段。
在国内也是一样。最开始是斗“四类分子”（地、富、反、坏），50年代末变成了“五类分子”，加上了“右”即“右派分子”；到“文革”又加了三类：“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挂在后面，算是“老九”——“文革”后期才有了那句从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台词来的话：“老九不能走”。毛泽东并不因为有了新敌人“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放过了过去的老敌人“五类分子”。“右派”摘了帽，也还是“摘帽右派”！
实际上，毛泽东是把盟友圈、自己人圈里的所有人，都一步一步地移到革命对象圈里。“我们”一天天小起来，“敌人”一天天大起来；革命对象的队伍越来越壮大，革命的队伍反而人马越来越少。一步步把自己推到人类文明的对立面
毛泽东不但在政治上如此，在思想上、文化上也同样是如此。他所划定的革命对象，范围越来越大——他的夫人江青敢于断言从《国际歌》到《东方红》之间是“一片空白”，统统都是“毒草”，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毛泽东自己可以看《资治通鉴》看17遍（这是他自己说的），但是他大搞愚民政策，不许老百姓看；
毛泽东导致全民“痞子化”
人类文明的许多核心观念，在毛泽东眼里都该被打成革命对象。人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自我意识，人类文明越往前走，自我意识越来越苏醒、越强化，毛泽东恰恰把自我意识当成主攻对象，下令“要斗私批修”。我们都经历过“文革”，记得很清楚，“狠斗私字一闪念”，“彻底改造世界观”是我们每个早晨、每个晚上，都要高标准严要求地自我检查的。
毛泽东的整个革命，正是利用人们人性中的许多弱点，与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整个现代文明体系为敌。正如陈映虹所说过的：什么道德、财产、阶级、城市、家庭、货币……所有这些，无所不包，都成了毛泽东要革命的对象！
礼仪就不用说了。在我看来，中文世界，尤其是大陆背景的中文世界，戾气、痞气、污秽气，这肯定是毛泽东、“文革”的遗产。毛泽东不仅以“痞子”自居，在那么严肃的中央委员全会上大谈“操娘”、在诗词《念奴娇》里“放屁”、对宋任穷的女儿表示对“文质彬彬”不以为然，而后通过官方喉舌传遍全国……他还提倡“卑贱者最聪明”，脚上有牛屎也“最干净”——那么自然嘴里有牛屎也“最干净”了！这就是身教言教让全国人民都“痞子化”，带动了整个社会以“大老粗”为荣，以说脏话为酷，并传至后代。
眼下在平时交谈中，在网络帖子中，在社交媒体中，“丫的”“屌丝”比比皆是——“屌”是男性性器官，堂而皇之在媒体上大登特登；“屄”是女性性器官，用了一个“逼迫”的“逼”字作为“白手套”，也大行其道：“傻B”“牛be”“装B”……这么难听、不雅的词汇，人人都司空听惯，大家也习惯成自然，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交往中的常态！
这一切就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极其糟糕的、恐怕多少年都很难“消化”的遗产之一。不仅是在社会交往中礼仪规范大倒退，更严重的是，既然把道德伦理都当作革命对象加以横扫，其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又破产殆尽，那么，最后就只剩下利益驱动了，只能是“一切向钱看”，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唯一考量和唯一动力了！
对文明可以不可以批判呢？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确实暴露出很多虚伪、偏执、双重标准……等等弊病，批判文明，不仅是可以的，更是应该的、必须的。西方多少大师对文明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而走得更远，离经叛道，向文明宣战，也从来都是对人、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很有诱惑力的一件事。毛泽东是很有语言天分的——又把这种对文明的宣战强化了。
但是我们说，对文明的批判，绝不能站在野蛮和愚昧的立场批判；对文明的改造更新，绝不能越改造越野蛮，越改造越愚昧。毛泽东恰恰利用他的权力和威望，站在野蛮和愚昧的立场上，率领全党全军全国，逆人类发展潮流而动，将人类文明当成革命对
我们看到，在他漫长的50多年革命生涯中，革命对象有若干变化：
最开始搞农民运动，他确定的革命对象是土豪劣绅和军阀——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其它还有一些；
抗战期间，民族矛盾超过中国国内矛盾，必须要打日本——当然大家也很清楚，毛泽东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抗战以后，他确定了要打倒所谓“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再往后，中共建政以后没几年就搞“三大改造”，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列为革命对象了。
在矛头指向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实际上从1955年反胡风、“肃反”开始，已经在整知识分子；到1957年，就集中对所谓“民主党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手了。
再往后，社会上的革命对象都清得差不多了，他的目光就逐步转到党内：从“四清”开始到“文革”，重点都是党内“走资派”，到1975年，更明确提出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
这是国内的革命对象。国际上，开始日本是主要革命对象，日本战败之后，毛泽东跟美国人干仗，60年代初再跟苏联翻脸，连带著，跟著苏修跑的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等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了一两个之外，都是“修正主义”，都属于斗争对象；中国周边国家中也无不是“反华反动派”：印度、南越、缅甸、印度尼西亚……最后，一句话统而言之：“帝修反”！
从国际和国内这两方面看，在毛泽东列为革命对象的清单上，发展脉络极为相似（脉络当然不是绝对的）：先斗敌人，再斗盟友，最后斗自己人——国际上，美国本来是中国抗日反法西斯的友邦，50年代成为毛泽东的头号敌人；苏联本是国际共运、社会主义阵营的龙头老大，60年代、70年代被毛泽东列为危险性超过美帝的对手。
国内斗争重点目标，也同样是这个脉络：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本来是盟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还有他们的两颗五角星，但毛泽东翻脸不认人，打成革命对象。盟友都斗完了之后，就把中共内部所有各种派系都一个一个整掉，“文革”中更是在自己的派系——例如跟随自己的林彪、江青集团中不断整肃清洗，闹得鸡飞狗跳。
那么，毛泽东革命对象是不是越来越集中、越来越缩小了瞄准范围呢？并不是。新确定的革命对象是对象，以前打过的敌人也还是敌人！是的，毛泽东对日本人说过：欢迎你们侵略；他为了跟苏联斗，也会跟美国拉关系，跟尼克松握手，似乎“敌、友、我”是可以转化的，选定新的敌人之后，老的敌人又可以转化成盟友。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毛泽东真会将日本、美国看成自己人吗？在毛泽东心里，跟他们交好，都只是一种利用他们的手段。
在国内也是一样。最开始是斗“四类分子”（地、富、反、坏），50年代末变成了“五类分子”，加上了“右”即“右派分子”；到“文革”又加了三类：“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挂在后面，算是“老九”——“文革”后期才有了那句从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台词来的话：“老九不能走”。毛泽东并不因为有了新敌人“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放过了过去的老敌人“五类分子”。“右派”摘了帽，也还是“摘帽右派”！
实际上，毛泽东是把盟友圈、自己人圈里的所有人，都一步一步地移到革命对象圈里。“我们”一天天小起来，“敌人”一天天大起来；革命对象的队伍越来越壮大，革命的队伍反而人马越来越少。一步步把自己推到人类文明的对立面
毛泽东不但在政治上如此，在思想上、文化上也同样是如此。他所划定的革命对象，范围越来越大——他的夫人江青敢于断言从《国际歌》到《东方红》之间是“一片空白”，统统都是“毒草”，是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毛泽东自己可以看《资治通鉴》看17遍（这是他自己说的），但是他大搞愚民政策，不许老百姓看；
毛泽东导致全民“痞子化”
人类文明的许多核心观念，在毛泽东眼里都该被打成革命对象。人性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自我意识，人类文明越往前走，自我意识越来越苏醒、越强化，毛泽东恰恰把自我意识当成主攻对象，下令“要斗私批修”。我们都经历过“文革”，记得很清楚，“狠斗私字一闪念”，“彻底改造世界观”是我们每个早晨、每个晚上，都要高标准严要求地自我检查的。
毛泽东的整个革命，正是利用人们人性中的许多弱点，与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整个现代文明体系为敌。正如陈映虹所说过的：什么道德、财产、阶级、城市、家庭、货币……所有这些，无所不包，都成了毛泽东要革命的对象！
礼仪就不用说了。在我看来，中文世界，尤其是大陆背景的中文世界，戾气、痞气、污秽气，这肯定是毛泽东、“文革”的遗产。毛泽东不仅以“痞子”自居，在那么严肃的中央委员全会上大谈“操娘”、在诗词《念奴娇》里“放屁”、对宋任穷的女儿表示对“文质彬彬”不以为然，而后通过官方喉舌传遍全国……他还提倡“卑贱者最聪明”，脚上有牛屎也“最干净”——那么自然嘴里有牛屎也“最干净”了！这就是身教言教让全国人民都“痞子化”，带动了整个社会以“大老粗”为荣，以说脏话为酷，并传至后代。
眼下在平时交谈中，在网络帖子中，在社交媒体中，“丫的”“屌丝”比比皆是——“屌”是男性性器官，堂而皇之在媒体上大登特登；“屄”是女性性器官，用了一个“逼迫”的“逼”字作为“白手套”，也大行其道：“傻B”“牛be”“装B”……这么难听、不雅的词汇，人人都司空听惯，大家也习惯成自然，成为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交往中的常态！
这一切就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极其糟糕的、恐怕多少年都很难“消化”的遗产之一。不仅是在社会交往中礼仪规范大倒退，更严重的是，既然把道德伦理都当作革命对象加以横扫，其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又破产殆尽，那么，最后就只剩下利益驱动了，只能是“一切向钱看”，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唯一考量和唯一动力了！
对文明可以不可以批判呢？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确实暴露出很多虚伪、偏执、双重标准……等等弊病，批判文明，不仅是可以的，更是应该的、必须的。西方多少大师对文明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而走得更远，离经叛道，向文明宣战，也从来都是对人、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很有诱惑力的一件事。毛泽东是很有语言天分的——又把这种对文明的宣战强化了。
但是我们说，对文明的批判，绝不能站在野蛮和愚昧的立场批判；对文明的改造更新，绝不能越改造越野蛮，越改造越愚昧。毛泽东恰恰利用他的权力和威望，站在野蛮和愚昧的立场上，率领全党全军全国，逆人类发展潮流而动，将人类文明当成革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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