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先生，现在风声很紧，你还是多注意，以后能有机会早走的话，你还是早走。”这是1946年初夏，华罗庚在离开昆明时对好友闻一多所说的话。此时的闻一多也确实在为返回北京做着准备。由于妻子有严重的心脏病，闻一多决定乘飞机返回北平。
1946年6月20日，学校分配给闻一多两张机票，闻一多让二儿子立雕，三儿子立鹏两人先飞重庆，在那里等全家到齐后再一起回北平。孩子出门前，闻一多用省吃俭用的钱给他们买了两瓶维他命，叮嘱路上要注意身体。两个孩子走了，当时他们不会想到这竟是与父亲的永别。
就在孩子们离去将近一个月后，也就是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刚刚参加完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在返家途中遭多人狙击身亡，死时47岁。
是谁杀害了闻一多？蒋介石派人刺杀了闻一多，这是人们惯常的认识，然而，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教授在研究后却指出：闻一多遇刺身亡，并非蒋介石主谋。
杀闻对蒋没好处
闻黎明教授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分析，认为杀害闻一多，对蒋介石来说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从1943年初起，国民政府取得了十分突出的外交成绩，与美国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同日，在重庆与英国签署了同名条约，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一时间，蒋介石在国内民众中的声望到达顶点。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不可能下令明目张胆的杀害爱国民主人士。
正如闻黎明所分析的那样，在闻一多突然遇刺之后，美国的强烈反应也确实让蒋介石颇为头痛。许多美国团体要求停止对华援助，矛头直指蒋介石。《纽约邮报》的社论建议马歇尔正告蒋介石，要其“立即停止用暗杀为政治武器，并决心解除内战威胁”，否则“美国将断绝租借援华”。
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市等大学53位教授，联名致电杜鲁门总统、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及美国国会，指出“美国学术界莫不为之震骇”，要求“美国政府必须立刻撤退其驻华军队”，并且“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之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其对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
通过几年前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也可看到蒋介石对闻一多遇刺后，国民政府面临困难的记录：
“（7月30日）马歇尔来谈，彼以昆明暗杀案比内战之消息使美国影响更恶为虑，其意中欲余允民主同盟之请求，准彼党共同侦查也，余婉却之。……总之昆明之案无论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地位艰难百倍，更使共匪在时局上转败为胜。
（7月31日）……昆明李闻暗杀案在政治上实予政府以重大之打击，所部无智，徒增苦痛，难矣哉。”
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正处于内战开始前的紧张状态，此时正是美国支持与否的关键时期。按正常的逻辑分析，作为政治老手的蒋决不会做出这样的暴行来给自己增添麻烦。
而通过当年调查闻一多案的亲历者回忆，蒋介石对闻一多遇刺，确实事先不知情。
没人请示蒋介石
对于闻一多遇刺，军统特务沈醉在其所着《军统内幕》中这样记载：“许多人都认为是军统特务干的。我当时在军统局任总务处处长，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连军统局局本部主管这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
血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提出责难。蒋介石立即命令新上任的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赶赴昆明，“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6天后，仍没有得到任何凶手消息的蒋介石，又命令军统第三处处长程一鸣速赶到昆明，协助唐纵缉查刺闻凶手。
程一鸣十分了解蒋介石的行事风格，据他回忆：“暗杀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到蒋的事先批准，原因是怕错杀蒋派遣潜伏在各党派内的人物。像戴笠如要谋杀某人，事前一定要得到蒋的批准才敢动手。”而狙杀闻一多，蒋介石在事前没得到任何请示报告。是谁如此胆大妄为，自作主张对闻一多下了黑手呢？
谁是幕后真凶
在闻一多遇害后的第三天，《时事新报》、《新民报》、《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大公报》等多家报纸同日刊载闻一多之子立鹏、立雕所写的《是谁杀死了我的爸爸？》。举国上下，无不同情闻一多的不幸遇害。各界要求调查的呼声日趋激愤，而负责调查闻案的唐纵却迟迟拿不出结论。
就在唐焦头烂额之际，昆明街头又出现了关于真凶的传言，说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子龙三就是暗杀闻一多的幕后黑手，吓得龙三连夜逃往昭通老家躲避。这一切，使得本来就迷雾重重的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谁是真凶？随后赶到的军统三处处长程一鸣在调查后给出了答案。程一鸣根据自己在案发现场的观察，在对所搜集的现场遗留下的各种痕迹和罪证——吉普车车轮的印迹、目击者记下的车牌号码、现场找到的弹壳——进行核查后，断定暗杀闻一多的主谋就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
程一鸣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呈报给唐纵，可唐纵听后却完全没有破案后的喜悦，反而陷入更大的烦恼中，因为这个霍揆彰是唐纵的老乡兼同学。唐纵很矛盾：公布结果吧，这个老同学是得罪定了；不公布吧，舆论压力又难以承担。最后还是程一鸣给想出了解决办法。
程一鸣告诉唐纵：“解决这件案有两个办法：一是将查获闻一多被暗杀的全部经过向老先生（蒋介石）报告，建议由宪兵司令部派人来昆明，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的凶手逮捕法办。因为这是军人犯法，内政部警察总署无权过问。二是请唐先生和霍揆彰商量，将全部案情破获的经过告诉霍揆彰，请他自动将暗杀闻一多的真实情况向老先生报告。”（《程一鸣回忆录》）
唐纵去找霍揆彰摊牌，没想到霍揆彰矢口否认。唐纵随后赶往庐山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听后是异常气愤。在7月27日的唐纵日记这样写道：“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蒋介石亲自把霍揆彰叫到庐山当面质询，霍揆彰不得不承认，是他派部下干的。对霍揆彰所做之事，蒋的评论是“罪孽无穷”。
几天后，蒋介石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司令张镇、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到昆明讨论如何公布闻案。这几人商量之后达成一致：
说是宪兵李文山、汤时亮为了执行任务，到李公朴追悼会上进行监视，听到闻一多在会上痛骂国家元首蒋介石，侮辱党国，又在《民主周刊》社招待记者，再度侮辱，两人激于义愤，才拔枪将闻一多击毙。这是宪兵个人的行动，和政府毫无关系。
此方案在通报蒋介石后，得到批准，一件掩盖真凶的假案就此诞生。随后，李文山、汤时亮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实际上，真正被枪毙的也是两名替死鬼。直到解放后，汤、李二人才被清查出来）。霍揆彰不久被蒋介石撤职。
霍揆彰为什么要杀害闻一多？据沈醉回忆：“原来是想要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政府主席。霍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
霍揆彰觉得自己是急蒋介石所急，想蒋介石所想，可惜，这个没有“远大眼光”的警备总司令把“事情”做早了，坏了蒋的“大事”。1947年，霍揆彰在同沈醉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沈醉《军统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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