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私史”北大荒，与狼为伴的青春岁月
——被放逐黑龙江部队农场的67届大学生
一、别了，学校！
1968年9月的一天，将近中午时分。
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火车站站前广场，出现了这样一幕奇特的场景——数百名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穿着那个年代仅有的流行色——或黑、或蓝，长短不一的服装，背着行李，由几个军人带队，神色凝重、脚步匆匆地走出出站口。
虽然不过才是9月，但这些青年都穿着臃肿的冬季服装，脚蹬棉鞋或大头鞋，头上戴着棉帽或狗皮帽子。如果不是帽子下面露出的头发，还真难辨别出队伍中有一半是女青年。
这 支军人不像军人、犯人不像犯人的队伍蜿蜒穿过车站广场，一直走到车站对面，在靠近马路的广场边缘，背对火车站、面朝马路席地坐下。除了带队的几名军人，这 群青年人没有一个人站着，更没有一个人走动，一个个静悄悄地坐着，或者默默低头沉思，或者茫然失神地望着前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相互间也没有什么交谈， 整个队伍没有一丝声音。
此时，我正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和身旁的许多青年同伴一样，我也席地而坐，呆呆望着眼前的街道、行人和楼 房，望着面前的哈尔滨。这个号称东北最漂亮、最有特色，曾经令我无数次梦中神往过的城市，今天首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却竟然显得无比冷峻、严肃而陌生。当我 今天真真切切地面对她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1968年，正是文革后期。经过了66年的“破四旧”、抄家、游街、批斗“牛鬼蛇 神”；67年的武斗；68年工宣队、军宣队先后进驻学校，成立革委会，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校园又一次掀起了一场疯狂的红色恐怖。无数“阶级敌人”、 “反革命分子”又一次被揪出来批斗、游街、关进专政队遭受毒打。
文革初期曾被“万寿无疆”的最高统帅和中央文革捧得很高，热血沸 腾、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此时陡然成为了围棋中的弃子，一下子变成了被改造对象，一个个犹如霜打的茄秧般，蔫头蔫脑失去了精神，只剩下了乖乖接受改造，接 受先后进入学校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再教育”，也就是管辖、训导的份。尤其是像我这种家庭有问题和“站错队”，甚至犯有政治错误乃至罪行的学生，此时就更 得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了。
文革中，我的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大学教授父亲在运动初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美国经济 特务”遭受批斗，被戴高帽游街，被抄家。68年在工宣队、军宣队领导组织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再次被关进专政队，经常被打得七死八活、满身青紫。我已经有 半个月没有见到父亲了，每天到关押我父亲的校专政队所在地物理楼去给父亲送饭，交给楼门口的看守递进去。最近一连几天，饭盒送进去什么样，递出来还是什么 样，几乎一口没动。我不知道父亲在里面怎么样，也不知道父亲能不能挺得住。就在前几天，物理楼的楼后地上，躺着一个已经没有了气息的中年男子，只见他脸色 惨白，身下一滩血迹。原来这是从楼上厕所窗户跳下来的一位老师。我真怕父亲会像那个跳楼的老师一样走那一步。可是，我见不到父亲。在他遭受屈辱和折磨的时 候，我作为他的儿子却无法在他身边保护他、陪伴他。
我早在66年文革初期就曾为父亲喊过冤，后来又对文革和某位大人物表达过不敬 言论，加上所谓“站错队”的原因，遂在68年被扣上“为反动老子翻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帽子，在工宣队指挥下，在班级里接受过多次批判，充分地 领教了工宣队、军宣队的无产阶级整人水平和某些同学落井下石的嘴脸。但毕竟班级人数少、范围小，绝大多数同学还是碍于同班同学情面，光动嘴文斗、没动手武 斗。所以，除了挨批判，我还不至于遭到毒打。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个同班同学被校专政队用麻绳捆走了，进到那里，皮肉之苦肯定是免不了的。如果再过几天，下 一个被捆走的，想必就该轮到我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这届该毕业却没能毕业的大学生，被通知出发离校了！
我 们这批67届大学生，如果没有文革，本来应该在一年前毕业，却一直拖到68年还始终在学校里参加运动。现在终于要离校了，但并不是分配工作，而是按照上级 指示，奔赴黑龙江北大荒劳动。北大荒，那个遥远而神秘的荒蛮之地，自然并不是青年人的梦想天堂，对于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体力劳动自然也并不是理想的人生 选择，但相对于正处于腥风血雨、红色恐怖之中的学校和大都市而言，能够躲过恐怖的“清理阶级队伍”这一劫，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列车昨天下午从辽宁省省会沈阳出发，在东北大平原上穿行了十几个小时，在第二天上午到达哈尔滨。我们这些应当“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臭老九”，自然不可能享受卧铺，一律硬座。到达哈尔滨后，队伍需要在这里作短暂停留，以便换乘另一趟列车继续北上。
这时在哈尔滨火车站站前广场席地而坐的队伍，正是将要前往位于遥远而神秘的大兴安岭余脉下的XX大学外语系、经济系两个系的67届大学毕业生，放逐北大荒从事劳动、接受再教育的中国无数67届大学生中的一小批。
当 时在哈尔滨火车站站前广场上席地而坐的我们，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目的地具体究竟是哪里，也并不知道将要去做什么，前面将会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 可怕而残酷的现实使人不由自主地变得慎思谨言，既不敢多想，更不敢多问，麻木的神经任凭命运将自身任意抛掷，人已经彻底沦为了听天由命的奴隶。
我 不知道，遥远的北大荒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什么？总不会比清队中的学校更可怕吧？像我这样的“反动分子”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奢望和期盼呢？能勉强活着不被批斗和 殴打已经成为最低限度的人生愿望了。我没设想自己还能回大城市，还能从事我从小梦想过而现在想都不敢想的文学艺术事业，那个领域早已彻底荒芜、成为一片废 墟！也许我将在深山老林度过一生，将终日与荒草、野猪、野狼为伴。比起文革中毒打父亲、批判我的那些人，野猪、野狼似乎并不那么凶残；比起腥风血雨的校 园，荒蛮的北大荒显得并不那么可怕。我也不知道，我走了以后父亲怎么办，谁给他送饭？更不敢设想我和父亲还有没有重新相见的一天？此时此刻，前途和命运已 经由不得自己来考虑了！
昨天当我们刚刚登上列车，列车还停在站台上尚未启动的时候，我看到外系低年级的几个女生也来到了站台。有的女生我认识，她们也发现了我，有一个女生还对着我敲了敲窗玻璃，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我不敢开窗，更不敢有所表示。
过 去，我曾是学生中的才子，棋琴书画样样拿得起来，无论学习成绩还是书法、征文或文艺演出都有不俗的表现，颇博得一些女生的好感。可是那时学校纪律规定严禁 谈恋爱，而懵懂幼稚的我情窦未开，也不懂得爱情。直到文革来临前夕，我隐隐约约发觉，自己似乎喜欢上了一个曾经在一个演出队里演出过的外系女生。然而，一 场文革，无情地摧毁了我稚嫩的情愫幼芽。作为被打翻在地的反动分子，我被残酷地剥夺了爱的权利，也丧失了表白、倾诉的勇气。清理阶级队伍以来，本班、本系 的女同学早就对我这个反动分子、批判对象退避三舍，外系的女生对我目前的身份和处境似乎还不太清楚，所以还想和我说几句告别的话。但是我无法和她们说话， 更无法开窗，因为那样只会遭到军宣队和学生干部的训斥。再说，我一个反动分子能和她们说些什么呢？更何况我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和她们永远也不会再相见了， 还不如什么都不说的好。于是，我只有深深地把头垂下，埋在桌面下。
发车的铃声响了，列车开动了。我熟悉的这座城市的身影从车窗外掠过。车厢的扩音器里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席语录歌。可是我的心里却似死水一潭，没有任何乐曲。没有激动、喜悦，也没有忧愁、悲凉；没有依恋不舍，也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别了，学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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