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冷静注意：您提出的问题，建议您多看，尽可随意讨论，咱们在海外玩，没有禁区。谈个人感觉——尽管随意；下断语，做结论，不是咱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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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会员、著《林彪画传》《开国纪事》等
高岗秘书为重新审查高岗冤案向中央的建议
(2012-06-27 19: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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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秘书苏丹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2000年8月17日
江泽民总书记
并政治局常委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尉健行：
日本投降后，我第一批由延安派往东北，曾任高岗第一任秘书。1946年5月，国民党侵占四平、长春，即转入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建国后，一直在外交部工作。离休后，先是为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四位老同志执笔，请示中央解决陕北1935年的错误肃反问题。接着应聘陈云同志倡导的《辽沈决战》一书首席编辑。所以对陕北和东北这两个地区的历史情况比较了解。
长期以来，特别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对“高饶”事件的背景、起因和处理，始终抱着怀疑态度。最近翻阅了邓小平同志1980年3月19日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原始谈话记录，更感到这是我党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大冤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应当予以纠正，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邓小平同志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来，“彭德怀同志那次不能算了，刘少奇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但是，又说“高饶问题还要肯定”。这不公正。因为，高岗的问题主要是反对刘少奇，他至死不承认反对敬爱的周总理。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曾多次说过，高饶问题的头子是彭德怀。最近出版的《陈云年谱》，揭发“在高饶反党阴谋中，林彪实际上是大后台”（参见该年谱1971年10月8日的谈话）。既然彭德怀的问题能平反，林彪叛逃前还是党的副主席和列入党章的接班人，为什么高岗的问题就不能加以正确对待？
据邓小平同志的原始谈话记录，高岗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当时指控他犯有“军党论”的错误也就不能成立了。按照邓小平的原始谈话记录，高岗的罪状是“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这点要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因为邓小平在同一份谈话记录中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利很大，把政务院管理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另外，“高岗也确实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辫子，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了，有批评对了的。……（少奇）天津讲话，还是有缺点错误。最近报刊上好几篇文章都说，天津讲话没错误，高岗夸大事实。但少奇同志确有讲得不妥当的地方，起码语言不准确”。据以上看法，得出的结论应该是：
一、高岗的错误，作为党的领袖的毛主席也有一定的责任。
二、高岗批评刘少奇，不是完全批评错了，有批评对了的。作为时任政治局委员的高岗，在党内对党的第二号人物提出公开批评，属于党内的正常民主范围，不能算是“搞阴谋诡计”。
邓小平同志在同一份谈话记录中还说，对高岗的问题，他知道的很清楚。当时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华北是高所反对的，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这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又转过进行试探，说把恩来同志推上来好不好？我说，恩来同志我很熟悉，但两个人比较还是少奇同志合适。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据此分析，高岗要把少奇同志推倒，是代表了当年党的高层和全国范围内不少同志的意见。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不能说他：“搞阴谋诡计”。
从以上情况看，高岗要拱倒刘少奇，并推崇周恩来，要把周恩来同志提到毛主席的主要助手位置，是为了解决党的接班人的重要举措，不能说他反党，分裂党中央。高岗死前曾一再表示，反对刘少奇本来是大家一致的意见，暗指毛主席也在内，最后却要他一个人负责，他始终想不通。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慎重对待，否则党内民主就很难贯彻。何况，毛主席在世时，接班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
高岗为什么要反对刘少奇，据我所知，是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的。
首先从解放战争说起。日本投降后，全国都需要和平。毛主席还亲自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受美蒋的和平宣传的欺骗，刘少奇于1946年2月1日曾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一份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文件，提倡裁军和走议会斗争的道路，使各解放区的巩固与发展受到损失。当时，东北局书记彭真，在这个文件指引下，提出“最后一战”（即所谓“锦西会战”）的口号，集中力量于南满和大城市周围，企图“独占中长路干线和各大城市”，而忽视根据地建设，遭到高岗的几次电报反对。陈云1947年5月在给高岗的信中说，如果当时不避免锦西会战，后来又成功的撤出四平保卫战，就很难有以后的好形势。而少奇是支持前者如锦西会战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企图军事上冒险取胜，是个大错误。这个问题，彭真和陈云之间的争论，在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官司打到邓小平那里，至今也没有解决。不久前，在编写《四野战史》时，原四野作战部长苏静中将，为正确表述那段历史遭到否决，死时也不瞑目。这方面的情况，我参加了以上工作，都是很清楚的。
其次，在土改问题上，东北是做得比较好的，否则群众就不会出兵出粮，支前那么踊跃，很快扭转了劣势，取得三大战役的首先胜利。但是，少奇47年在平山县西柏坡主持全国土地会议后，也出现过一些偏差。陈云还把当时自己在辽东土改工作中的错误，引入自己的《文选》，实在难能可贵。在“平分土地”高潮之前，各根据地的土改进行得大致还可以。然而，少奇未经切实调查，加大反右倾的力度，结果普遍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政策和打杀过多等现象。后经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花了很大气力，例如通过十二月在陕北米脂县召开的会议，拟定划分阶级标准等具体措施，才把错误从“左”的角度纠正过来。这在当时参加过土改的同志都很清楚；舆论上也对全国土地会议的失误有一致看法。
根据以上这些，高岗说少奇政治上不成熟，缺乏指导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也不为过。
高岗进京后，反对刘少奇的言行表现比较显著的，是他在中央主持的两次会议上：前者即53年夏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成果中央还是肯定的；随后主要是在同年8月中央召开的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
我党对组织工作一向比较重视。从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的人选看，历届都由党的主席或书记处、政治局成员兼任。第六届中组部部长先后是周恩来、康生、任弼时、博古、陈云、彭真，第七届是彭真，并由少奇分管中组部的工作。彭真派往东北后，由少奇遴选当时在太岳区任党委书记的安子文，进驻延安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1925年加入共青团，27年转党。他和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刘澜涛等，都是从事白区工作的，先后在北方局工作过。他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1950年9月又被任命为中央人事部长，掌握了干部和人事大权。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分析，高岗要拱倒刘少奇，重点就是联合五大区，孤立和反对华北行政区，对安子文等人自然不放心。
会议进行的情况，跟财经工作会议一样，出现了反对刘少奇的局面。财经会是“批薄射刘”，这次是“讨刘倒安”。与会者根据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论述，指责中组部有意保护富农，替资本家评功摆好，在建党方针上有“敌我不分”的右倾现象。特别揪住安子文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的错误不放。这样就使得会议十分僵持，安子文只好把刘少奇请出来做调解团结工作。
我认为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是个大错误，过去罗章龙拉帮另立中央，被开除党籍，安子文虽没有另立中央，但仅给予“警告”处分也太轻。据知情者说，名单中确实“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没有林彪）。这样就把乱子捅大了。消息传出去，肯定会引起四野将领和有些人的不满。而且更重要的是，据我所知，毛主席早就怀疑刘少奇1929年担任满州省委书记时，有出卖过组织和同志的变节嫌疑，要高岗去查看敌伪档案。高岗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秀山（我也担任过秀山秘书）。为了保持党的队伍的团结，组织工作长期掌握在某个山头手里，肯定不合适。与会者的争论，也不能说高岗就是他们的后台，“阴谋分裂党”。若说高岗在背后串连，从事非组织活动，其实对方在高岗参与主持的这两次中央会议期间，遇到困难，不同样互通声气，或如饶漱石讲“打小报告”，寻求刘少奇的支持。一个党如果没有完备的民主制度，地下活动就难于完全避免。
现在看，处理高岗问题，是否有偏颇？
一、在邓小平、陈云揭露高岗的反党言行后，主席已知道问题的严重和双方对立的观点。建国后，历次中央全会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不久前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也是如此。唯独这一次主席没有亲自出马，要去杭州休养和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显然他知道高岗的问题与自己有关，他有责任，是回避不了的。去杭州之前，于53年12月24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他去杭州休养期间，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还是由书记处或几个负责人轮流值班？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赞成由刘少奇主持；高岗、朱德主张可以大家轮流。最后议定，还是照惯例由刘少奇代理。这是一个大转折，对高岗下一步命运很有关系。但其中也有力量对比的因素在起作用。高岗多次推崇林彪（例如向邓小平和向陈云），认为林彪是主持部长会议或国务院的最适合人选，显露了高岗在政治上的幼稚。
二、建国后，主席对刘少奇的态度、距离日趋加大，而在许多问题上与高岗的看法基本一致，或不谋而合。对高岗主持的工作也十分满意。像对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岗来京不久就理出头绪。抗美援朝，主要打后勤，除倚重彭德怀，也倚重高岗。高岗在东北主政，创造了一些成功经验，被中央转发，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像著名的“三反运动”，就起源于高岗。而刘少奇在建国方略上则失误较多。像对待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对资本家利用改造问题，以及提出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当时都认为是违背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但高岗刚愎自用，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也需要敲打。因此主席离京前，提出要好好抓一下团结，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团结，可以搞一个增强团结的决议，对全党进行教育，这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三、主席在杭州休养期间，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议程有三项：1、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2、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3、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关于第三项议题，少奇于一月初送给主席一份草案，据说该决议草案经主席身边的秀才做了大量修改，原稿没有保存下来。修改后的中央决议，也只是一般性地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没有指名批评任何人。并于1月7日和22日，主席两次给刘少奇写信，强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还说：“关于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但在开会之前，即1月25日和2月3日，书记处先后分别召开对高岗和对饶漱石的座谈会，以所谓“帮助”自我批评为名，追查他们的反党言行，显然也没有很好领会主席的意图。
四中全会闭幕不久，2月中旬周恩来作了高岗问题的总结发言。2月17日，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以后变成缺席批判。高岗始终不承认他反党，反对刘少奇不等于反党，更不是野心家，没有搞阴谋。后来他用积攒下来的安眠药，于8月17日服药身亡。
高岗死后，主席曾自责：“是我把他耽误了，这个人的性格过于刚烈，我曾给习仲勋讲过，让他回陕北工作，他也愿意。”以后毛主席曾多次讲过，如果高岗不死，“打算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并向中组部交代，“对高岗的子女，由组织上抚养。”高岗的遗孀李力群，后来被安排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总算尽了一番师生和战友之情。高岗死时49岁，是当时包括五中全会在内的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个。
通观高岗的历史，1905年他生于陕西省横山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起初在西北地方部队做兵运工作，1933年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42师政委。作为刘志丹的得力助手，创立陕北根据地的历史，功不可没。在延安时，他就受到毛主席的多次表扬。
1945年9月19日，高岗、李富春、张闻天一批人，与林彪、罗荣桓等经不同路线同时被派往东北。我就是在承德于苏联十月革命节日跟上高岗给他当秘书的。“七七决议”后，林彪在前方主管军事，高岗在后方主管党政工作。两个人的合作，非常默契。当时的东北局在哈尔滨，“东总”在离哈尔滨不远的双城县。每隔一段时间，林彪总要领着他身边的干将去看望高岗，说“我们去听课去，”可见对高岗的信任与尊重。我认为东北解放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那么快，他们两人的密切合作是重要因素之一。当然罗荣桓和陈云起的作用也不小。但罗帅身体不好，常去养病，这时高岗就住总部，替代罗帅的工作，并兼任“东总”第一副司令员。陈云主要在南满，以后兼任财经方面的工作。经查资料，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最早突破与转折是1947年的夏季攻势。这个战役的发起人和文件起草者就是高岗，他精确地分析了敌我形势，从而使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反攻，提前了两个月。
抗美援朝期间，东北对志愿军的援助，可说倾巢而出。先后出了六个东北局委员、四个政府部长，专职赴朝从事志愿军供应。还不包括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东北局副书记张明远为首组织的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统一调动中、苏、朝的铁路运输物资。至于高本人，曾两次入朝，数次陪同彭德怀来往于北京、沈阳、安东之间，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凡彭总提出要办的事，都鼎力相助。由于高岗的干练、果断和组织能力，深得彭德怀的欣赏，在高岗受批之前，彭还向毛主席举荐高岗为我军参谋总长，统抓军委日常工作。
在批判高岗的反党言行中，作为他的主要罪证之一，是高岗曾建议取消总书记制，提出多设几个党的副主席，扬言“你一个、我一个”，这就表露了他篡党夺权的野心。但是当领导小组在会议上进行对证时，高岗立即予以坚决否认，说这不是他讲的，是别人这样说的。此事现在已死无对证。我认为看一个人有无野心，要从他历史上去了解。高岗一向是搞五湖四海的。当他同林彪在沈阳第一次见面时，林彪曾建议由他来当东北局第一书记，取代在位的彭真，遭到了高岗的坚决拒绝。以后，在北满高岗对陈云和洛甫也很尊重，彼此合作得很好。就是来京以后，主席任命他为计委主席，他仍坚持“一五计划”由陈云主持，他愿做陈云的助手。
根据以上这些，说高岗有野心，搞阴谋活动，企图分裂党、篡党夺权，似乎材料还嫌不足。当然，高岗是有错误的，他出身一个农民干部，学识程度不高，平时学习马列不够，特别来京不久，对情况并不了解，仅凭从主席那里探听到的一知半解，就二杆子脾气发作，要拱倒党的二号人物刘少奇历史形成的职位，当然为党的纪律所不容。这是一个历史悲剧，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待。
现在的情况是，高岗的问题不搞清楚，陕北的历史不好写，东北的历史不好写，包括建国以后的某些历史也不好写。一个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就这样湮没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讲“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也不好解释。
文化大革命是“打倒一切，全国内战”的政治浩劫。其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试比较文革中揭批刘少奇的那些事实，跟十多年前高岗讲过的内容，何其相似！其实，高岗当时并非要打倒刘少奇，只是想让他挪一挪位置，例如去搞“议会”即后来的人大。如果按照高岗当时的意见办理，或对高岗问题处理恰当，我们党也许不会经受执政以来的那么大的挫折，中国人民也将免去吃尽文革中的苦头。这不仅是高岗的悲剧，也是毛主席晚年的悲剧。
为了党的形象，为了共和国的形象，也为了那些因追随或同情高岗而被打成反党集团冤鬼的形象——他们都有子孙后代，今后也许会为此鸣不平。我建议中央尽快组织班子，重新审查高岗的问题。
我因离休已久，接触不到内部档案材料，其中失真之处是在所难免的。我今年已年过八十有二，来日无多，还是趁现在头脑尚清楚之时，不得不向党一吐积压心头的疑虑。如有错误，愿接受组织的批评指正。
最后，特附上邓小平同志1980年3月19日谈话记录原始稿。
仅致新世纪的革命敬礼！
苏丹
二○○○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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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2013 postreply
07: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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