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共将领们信念一致，团结少间，且设立政治委员制度，一武一文，互为犄角，或正副之间，配合默契，且统帅毛泽东常在文电中以姓氏并列称其所属部队，故以姓氏并称的搭档甚多。著名的有朱彭（朱德、彭德怀）、林罗（林彪、罗荣桓）、刘邓（刘伯承、邓小平）、陈粟（陈毅、粟裕）、陈谢（陈赓、谢富治）。在国民党一方，虽将领众多，但由于各有其主，各怀其志，且统帅蒋介石心胸狭隘，凡感有异者必予分化离间，故同心同德的将领不多，以搭档并称且著名的有李白（李宗仁、白崇禧）、张杨（张学良、杨虎城）、陈罗（陈诚、罗卓英）等几对。李白同为新桂系开山人物，休戚与共，但在关键时刻，常有龃龉；张杨只是蒋介石将两支非嫡系部队推放在围剿陕北红军的两颗棋子，虽合作尚融洽，但毫无历史渊源。而陈诚与罗卓英，可谓是在国民党芸芸众将中，一上一下，正副之间，亲如兄弟，始终如一，独一无二的最亲密搭档。
“土木系”军事集团的副帅
罗卓英，字尤青，1896年3月19日出生于广东大埔县百侯乡渔洋坪村。1903年起先后在本村私塾、新湖学堂、大埔中学接受教育。中学毕业后北上报考著名的保定军校，未被录取，时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招募新兵，罗卓英应征入伍，被编入北洋军第2师第2团第1营，因工作勤勉，且通文墨，受该团团长赏识，不久即升任少尉司务长。翌年7月，罗卓英再考保定军校（蒋介石曾在该校1期肄业）被录取，被编入第8期炮科班，与同时考入的陈诚同班同桌。在学期间，两人习性相近，意气相投，结成莫逆之交。
陈诚，字辞修，1898年生于浙江青田，1922年保定军校毕业后在浙军服役，1923年3月经同学介绍，奔赴广东，投奔曾在保定军校当过他的区队长、时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７委员之一的邓演达，担任黄埔军校教育副官。1925年初，黄埔军校从苏联运回一批火炮，蒋介石即借此组建炮兵营，下辖3个连，由陈诚和罗卓英分任第1、第3连连长。此为陈、罗成为蒋介石嫡系的开始。陈诚性格持重，办事干练，处世严谨，对蒋忠诚，深受蒋介石的赏识和器重，不到五、七年时间，就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助手，以后曾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国防部总参谋长兼海军总司令。1949年去台后历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成为仅次于老蒋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
陈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黄埔军校二等教官，一直平步青云，在国民党军政界纵横捭阖，这固然与他个人的因素而深得蒋介石信任有关，但与罗卓英的忠诚襄助、得力配合也是分不开的。而罗卓英自从1924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与陈诚同事开始，一直仕途亨通，军中畅通无阻，军阶达上将衔，官拜国民党中委、广东省主席。这与陈诚的信任、支持、举荐不无关系。而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形成别人难以形成、且受刚腹自用的蒋介石信任、在国民党军界上颇有名气的“土木系”军事集团。这无疑是陈诚、罗卓英这对特殊搭档营造的在国民党军内出现的个别现象。
“土木系”的雏型形成于1928年。当年底，由蒋介石主导的以削弱别人、壮大自己为目的的军队编遣工作展开，以原17军和第1集团军警卫司令部合编的新11师在浦口成立。该师由陈诚任副师长，罗卓英任参谋长，下辖3个旅，分别由罗卓英（兼）、桂永清、林蔚任旅长，这几位旅长以及所属6名团长均为陈罗保定军校时的同学以及黄埔军校一、二期毕业生中陈诚熟悉的人物。该师师长曹万顺，出身闽军，生性耿直，常指挥不了这些旅团长们，故不到几个月就去职他调，陈诚即升任师长，罗卓英充任副师长并兼原有职务。
在新编11师，罗卓英协助陈诚着手对部队进行严格的整顿，提出以“三公开”作为整军的主要内容，即“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规定对部队的经济、人事、教育、管理、训练和作战等军务，不论官兵，不论级别均可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提出来的意见，有关部门要限期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以向上一级反映，只要不是诬告，都应妥善处理，不得打击报复。
他们还借鉴其学兄兼老上级严重（湖北麻城人，保定军校４期毕业）在治军时提出来的“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的经验。对此，罗卓英与陈诚身体力行，与士兵同吃同住，自觉遵守纪律，督促士兵深入民众。还规定各级长官之间均可以互相批评。
开明的人事，严格的管理，融洽的官兵关系，使11师很快成为蒋介石的一流部队。在迎击先后反蒋的冯玉祥、宋哲元、石友三、唐生智部队和中原大战中，陈罗率领的11师所向披靡，屡获胜仗，受到蒋介石高度赞赏。蒋、冯、阎大战结束后，蒋命11师开往湖南调整扩充部队，成立18军，陈诚任军长，罗卓英任副军长兼11师师长。18军在蒋介石嫡系各军中，兵力最为雄厚，共辖2个师1个攻击旅，计有兵员4万多人。罗卓英的11师还有直属炮兵、工兵、通讯兵、辎重兵各1个营和1个特务连。该军团以上军官都是陈诚、罗卓英亲自选配的保定军校同学及黄埔军校毕业生，包括后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桂永清、周至柔、樊嵩甫、霍揆彰、黄维、方靖、夏楚中等。
由于陈诚、罗卓英治军的成功，又由于陈诚、罗卓英对蒋介石的忠诚，使蒋介石对11师、18军关爱有加，装备配强，军饷优先，并常常对所属将领予以关照。这使资历比陈罗深的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刘峙对11师、18军都另眼看待，故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形成以陈罗为首领的军事集团，因“11”汉字“十一”合为土，“18”汉字“十八”合为木，故史称“土木系”。“土木系”军事集团不仅在军阀混战阶段，还是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时期的历次战斗中，都留下明显的印记。罗卓英虽为副帅，但由于陈诚后半段多在中央的决策中枢，罗卓英实际成为“土木系”的具体操盘手。
围剿红军的先锋
早年的罗卓英与陈诚一起追随蒋介石，从而在反对共产党、围剿红军上唯蒋的马首是瞻，不遗余力。
1929、1930两年，蒋介石连续击败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在国民党内如日中天，稍有暇力，蒋无时不把剿灭共产党红军放在心上。三十年代初，他一连组织对江西中央红军五次大围剿。从第三次围剿起，罗卓英就与陈诚一起，成为一名围剿红军的先锋人物。
1932年2月3日，红军为解根据地一侧之围，派2万余人奔袭赣州，随后展开攻城爆破，猛烈攻击，守城敌军急电驻扎赣南的18军增援，罗卓英即率两个师、一个旅的部队星夜赶赴赣州城外。时红军围城士气正旺，而对城外警戒不严，罗卓英利用红军这些疏忽，指挥该旅旅长黄维率二个团和一个工兵营偷渡赣江潜入城中，使城内敌军实力大增。6日深夜，罗部精锐分兵2路从城南和城西出城偷袭红军，红军仓促应战，损失巨大，红一军师长侯中英被俘。翌日，红军被逼撤退，围攻赣州的计划失败。
1932年12日，蒋介石分兵左、中、右三路，以中路司令陈诚为主力发动对红军第四次大围剿。罗卓英担任中路军第一纵队司令，率领所属第11、52、59三个师围攻南丰红军主力。在蛟湖、霍源战役中，中路军得到的情报失实，罗卓英指挥进攻的路线错误，而且红军机动灵活、英勇善战，一举将罗卓英的部队击溃，52师师长李明、59师师长陈时骥被红军活捉，两个师几乎全师覆没。战斗结束后，罗卓英被降职回18军任副军长。此时的罗卓英，仍执迷不悟，与陈诚探讨败绩原因，一同向蒋介石表示彻底围剿红军的决心。
1933年10月，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集100万大军，配备飞机200余架，自任总司令，向红军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大围剿。在这次围剿中，罗卓英和陈诚向蒋介石献策，提出“战略上取得攻势，战术上取得守势”，“以守为主，以攻为客”，“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原则，改变过去“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做法，改战略上的速决战为持久战。采取的战术概括为“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陈、罗的策略得到蒋的采纳。
1934年2月底，罗卓英亲率第11、14、67、94四个师进攻苏区的门户广昌。当时毛泽东已离开红军中枢，红军一方面军前方司令部也已撤回瑞金，实际负责指挥红军的是擅长指挥城市保卫战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他宣称要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集中红1、红3、红5、红9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准备决战。在罗卓英部猛烈攻击下，红军损伤巨大，尤其在火力上，红军无法与国民党军相比。4月25日，红军放弃死守广昌计划，主力乘夜撤走，罗卓英率67师和79师进占广昌。随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1年5月，罗卓英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他率领国民党11、14师围剿红军，在一个叫空坑的村庄受到我农民自卫队和项英率领的红军一部的狙击，损失不小，罗卓英恼羞成怒，命令士兵放火烧山，并杀害从山上逃出的部分老百姓。红军长征后，罗卓英就任江西绥靖预备军代总指挥，对苏区人民进行屠杀。
抗击日寇的猛将
罗卓英是国民党军内屈指可数的军事战术家。他深谙军务，治军严谨。在抗日战争中，他的军事谋略得到较好的发挥。他与陈诚营造出来的“土木系”部队，在抗战中发挥了精兵强将的作用。他率领“土木系”部队，在华东、华中、中南各抗日大战场与敌周旋、鏖战。哪里有硬仗就被派往那里，在国民党军内有“救火队”之誉。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罗卓英应召率部驰援上海。罗卓英时任第16军团军团长，负责守卫嘉定与浏河之间的小镇罗店，该镇是淞沪左翼的桥头堡，又是上海、苏州的门户，日寇集结重兵、配备精良武器强攻我阵地，罗卓英率部英勇迎击日寇的猛烈进攻，双方寸土必争，战斗异常激烈，伤亡惨重，罗部1名旅长和2名团长相继阵亡，所属姚子青营、雷汉池营近千名将士几乎全部殉国，敌军也付出死伤一千多人的代价。这次战役，被日军在其战史上称为“肉磨之战”。
上海失陷，罗卓英率部撤退，与日军激战于太仓、常熟一带，且战且退向无锡、江阴。1937年11月中旬，日军海陆空并进挥师直指南京，此时蒋介石决心守卫南京，以顾及国际观瞻。任命罗卓英为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罗接到任命后，即协助司令长官唐生智部署南京保卫战，罗认为，要守住南京，必须以城墙为依托消耗敌人力量。他布置精兵守卫南京各大城门，选取楼房制高点，火力左右交叉、上下配合迎击敌人。12月10日，日军攻陷中华门，罗卓英亲率88师一部与日军展开巷战，将攻入中华门的日军全部击毙。他还对部将说，人生总有一死，我们如战死在首都，葬身钟山之下，死而无憾。
南京失守后，罗卓英率部至苏皖浙边区，在南浔线一带与日寇展开游击战。1938年6月，罗卓英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多次挫败企图在湖口一带登陆的日军，并指挥鄂南、湘北诸战役。9月罗卓英担任武汉卫戍司令，为保卫武汉作了较合理的部署，迟滞了日寇打通大陆东西、南北交通线的进程。1939年3月，罗卓英率19集团军参加南昌会战，他还兼任第9战区前敌总指挥，率领5个军的兵力与敌冈村宁次指挥的4个师团激战于万家埠、安义一带，指挥所属上官云相第32军、卢汉第一集团军的高荫槐一部两次向被日军占领的南昌发起反攻，但敌军火力凶猛而难克。罗卓英随时改变战术，以游击战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1941年3月，日军分北、中、南三路，配飞机100余架，战车40多辆，大举进犯湘赣的交通要道上高。其时罗卓英率部驻在上高一带，决心给日寇迎头痛击，他指挥王耀武、李觉、刘多荃3个军共9个师的兵力，以诱敌深入的战术，作反包围之势，奋战几昼夜，打退日军进攻，歼敌15000余人，史称“上高大捷”。此役深受国民党军界和全国民众的赞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美结盟，决定派遣远征军赴缅协同英军作战。1942年4月，罗卓英被任命为援缅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4月初蒋介石亲自陪罗卓英飞抵缅甸腊戍赴任。在缅战期间，罗卓英功过参半。功者，他于4月中旬在仁安羌率兵与日寇交战，击退日军，救出被日军围困的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将军及所属英军7000余人，使英军感恩戴德。过者，对英、美军首领的错误意见未能坚持原则，而且在掩护英军撤退时忽视自己军队的安全，使我10万远征军的归路被日军切断，孤立无援，乃决定撤退往崇山峻岭、原始森林中，丢弃辎重无数，死伤、失散官兵超过5万人，使远征军遭受意料不到的重创。
1943年5月，罗卓英调任军令部次长，不久又改任军委挂林干训团教育长，嗣后又兼军委督训处主任。1944年10月，蒋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抗日，罗卓英被任命为全国知识青年从军编练总监。在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47年，旅南京潮籍人士发起复建“潮州旅京同乡会”，罗卓英与同为大埔籍的邹鲁、吴奇伟、范汉杰一起，担任同乡会名誉理事。
1949年，罗卓英携家眷随蒋介石迁往台湾。退役后，在台南屏东县居住，1961年11月6日因患糖尿病去世，终年65岁。蒋介石及台湾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都前往吊唁。陈诚悲痛万分，前往守灵并赐挽联，亲撰祭文《哭尤兄》寄托哀思。罗卓英去世后，不到3年多时间，陈诚肝癌恶化，也病逝台北，终年67岁。罗卓英年长陈诚2岁，陈诚迟罗卓英3年多故去，两位亲密搭档可谓是生死之交
| 罗卓英将军和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唱和的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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