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后

  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后

 

  

     （1978年10月，我第一次随老记者孙兴盛出差到西宁，采访文革中因反江青入狱的郑恩元

       与吴几滨背景是西宁宾馆，从左到右：郑恩元、孙兴盛、我、吴几滨、青海团省委的潘铁民）
 

 天安门事件平反，背后是一场深刻的政治较量。天安门事件中一些标志性人，其实早就转变身份了。比如《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在10月份召开的共青团十大中，已经选为中央委员了。但天安门事件正式彻底平反，却是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它的彻底平反，意味着邓小平真正掌控了中央权力。

   10月， 王蒙作为一个共青团老干部，也参加了十大开幕式，他还专门帮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敬礼，合金钢》，抒发重新置身共青团怀抱的体会。共青团十大开完，我作为 《中国青年》的记者，第一次坐飞机出差，随老记者孙兴盛飞兰州，再从兰州坐火车到西宁。胡耀邦当时要求《中国青年》杂志要连续报道一些与四人帮作斗争的青 年英雄，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完全是当时政治决斗的需要。文艺部在报道“四五”英雄后，又找到了一个感人典型——文革前北大附中的高三学生郑恩元与吴几滨， 他们在七十年代初就以“5172（《国 际歌》的前四个音符）部队”署名，写信批判林彪和江青，被判了死刑。后来又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改判为十多年徒刑，关在青海监狱里。我们到西宁时，两人刚刚 释放。这是我第一次随孙兴盛采访，采访的过程模糊，记得还专门去看过他们劳改的农场。稿件是孙兴盛写的，我只参与了初稿，等于舒舒服随他旅游了一次，去了 塔尔寺、青海湖，那时的青海湖水干净得真像一块蓝玻璃，方圆没有人烟，仅海军的一个潜艇试验场。

   这篇报道因为连续修改了几次，滞后发表在1979年第二期的《中国青年》上，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还写了推荐文章。发表时候，政治风向与刚从青海采访回来时已经截然不同。这期刊物出版半个月后，中越自卫反击战就打响了。

   从青海采访刚回来时，北京真像是翻了天的那种感觉——西单民主墙开始有了各种内容的张贴，观众云集。但那时还是各种文革中被迫害的控诉居多，激进的政治言 论并不显眼。记不清当时《北京之春》、《四五论坛》是否已经在民主墙诞生，在我的记忆是，民主墙上出现各种油印杂志的时间其实很短很短。那时候，民主确实 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似乎真可一切赤裸相对，无需任何禁忌了。 11月11日出 版的《中国青年》复刊后第三期上，刊登了林春、李银河一篇接近万字的长文章《要大大加强民主和加强法制》，这篇文章中突出了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的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它很快就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影响极大。林春、李银河当时是我仰慕者——那样年 轻，又那样有思想，这一年后来，她们还在《人民日报》，就天安门事件平反发表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章《人民万岁》。《中国青年》请她们来编辑部，我原来记 忆，一直记成她们是《光明日报》的，其实她们当时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这两人，李银河后来1988年带着王小波来找我时，十年过去，她对理论已经失却了兴趣。林春是持续一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她与人合译了《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2000年后，汪晖介绍，我们在三味书屋边上一起吃过一餐饭，她的思路仍然那么清晰。两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鼓与呼的初衷都仍不变，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

   1978年的11、12月，是八十年代前期令人忘乎所以，真不知天高地厚的时期，直到1979年第一期《中国青年》发表李洪林的文章，标题还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开端》（但这篇文章的发稿时间是在1978年 底）。文章说，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使得中国人活跃的思想更加活跃，大家坦率地讲心里话，公开表达言论，自然形成了民主的园地，贴大字报，思想辩论，这个 事情好不好呢？好得很！这是多少年从未有过的大好事！整篇文章都是讨论民主的好处。但实际上，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情况已经开始有了变化。

   那一段汹涌的民主潮涌，应该是由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推动的。按照李洪林这篇文章中的说法——天安门事件平反就是因为群众的声音决定了中央的决策，文章中 说，“如果群众都鸦雀无声，党中央到哪里去集中群众的意见？”但其实，当时即使李洪林，大约也并不清晰意识天安门事件平反背后有一篇政治的大文章。在这篇 政治大文章里，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青年》复刊事件后，第三颗重要棋子就是上海工人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