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的反瞒产运动
1958年底，云南全省因肿病死亡39，172人，发病38.8万多人。[1] 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2，517万。同时，城市的蔬菜定量供应降低到按两计，北京居民有一时期1天只能吃到1、2两菜。广东一些地方也发现因饿浮肿（10，930人）和饿死人（134人）。[2] 在稍后的庐山会议上有人提到了该年的“大春荒”：河南去年曾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春节时几万人浮肿；湖北春天5百万人日均几两粮，吃稀饭，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浮肿；四川普遍吃稀饭，菜里见不到一点油荤；甘肃严重缺粮，公社食堂都吃面糊煮土豆；湖南一些地方每餐只有2、3两米；山东济宁专区严重饥荒等。[3] 这些是当时已汇报上去的实情，由此看来，问题实际上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但毛泽东认为农村并不真缺粮，而是农民瞒产私分、深藏密窖。他说：“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4]2月份广东省委一份报告说，雷南县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千万斤，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中共广东省委立即肯定了这个报告，表示：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毛对该报告极为重视，认为这个经验“极为重要”，亲自拟稿批转全国。[5] 随后决定由国家尽可能地把粮食管理和控制起来，要求制订一个“严格”的粮食管理制度，而且是“一万年”不变。这一政策对当时的粮食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各地农民纷纷就粮食短缺告急，但中央却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瞒产私分的斗争”，不仅造成了农民的严重不满[6]，而且终于引致大饥荒的“卒然爆发”。
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潢川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得富打过三百多人。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著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先后饿死了五万六千多人。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譬如息县产粮五千万公斤，征购了二千七百五十六万公斤，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
信阳地区的“反瞒产”运动，不仅时间长，规模大，而且做法很毒辣：
一九五九年十月在鸡公山公社召开假现场会，从国家仓库中运去一批粮食，搞了一个假粮食屯，上面是粮，下面是草，只准远看，不准动手。参观的人问附近的群众“好不好”，群众说，“好是好，我们就是饿肚子。”当时鸡公山公社的食堂已经停火断炊，全社躺倒八百多人，死了二百六十五人。但路宪文说：“鸡公山公社是个千斤公社,不能动摇”;“搞不出粮食不收兵”。这样的假现场会各县都照样召开，仅固始县就开了一百九十五次，参加的干部有五万人次。
在潢川县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演出《刘介梅》的戏，批评农民“忘本”。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在会上以打、推、踢等方法，斗争了六十多人，并从监狱中提出四人公开审判，威胁群众。但到会六千代表，都是面黄饥瘦的农民，其中有40％患浮肿病。在当天的大会上，就饿死一个人，抬走尸体後继续开会“反瞒产”。会议结束後，又有十九人死在回家的路上。
这样的大会各县都开，固始县就开了四十次。固始县在郭陆滩公社开了三次万人大会，第一次要每人带五斤粮向大会献礼，粮食搞光了，第二次要每人带鸡、鸭、鹅、猪向大会献礼，家畜搞光了。第三次要每人带一些其他东西向大会献礼，结果，大门的铜环、破衣服、棉被连稍微值一点钱的东西都交给了大会。有四个农民，在会上被逼把身上破棉袄的旧棉絮挖出来上交。
固始县还以轮训班的形式搞“反瞒产”，共轮训四次，三千多干部参加。该县甚至在学校中也搞“反瞒产”斗争，县高中就为此斗争师生二十余人，搜查没收学生粮票二千余斤。
信阳地委还学习中央和省委的办法，规定一日三报，每次上报生产为名，宣布“杀牛的一律法办”；原地委的几个书记和公安处副处长韩仁炳，凡报来宰牛的都批准法办，他们走到哪里就批到哪里，就法办到哪里，有些坏份子就借此更加胡作非为。平与县向阳店公社有的干部罚宰杀牛的群众穿上孝衣哭牛爹；有的把杀牛的人用铁丝穿鼻孔，拉犁耕田；有的还把杀牛的人脱光衣服，打得周身稀烂，然後把鲜血淋漓的牛皮贴在人身上，待干了以後，就揭牛皮，连人皮一起撕下来！牛肉则被这些杀人凶手没收，大吃大喝。
当群众走投无路，啃树皮、吃草根、烹野菜的时候，路宪文说：“这是富裕中农搞的鬼花样，他们故意这样，挨家挨户搜查。”下面就逐家逐户地把小锅打烂，不让人家冒烟。
当群众向外逃荒的时候，路宪文说：“好人不外流，外流无好人。”他们把外流的叫做“流窜犯”,各县都组织民兵把关、守路,打击所谓“流窜犯”。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就下令把在店里住的、路上走的都抓起来，全送进监狱、劳改农场。公社也有劳改队，立功队，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把扣留的所谓“流窜犯”放进监狱中，饿死了二百多人，却把克扣的九千斤口粮拿出来向县委报喜，说是公安机关节约的粮食。
在这样既不能吃野草又不能逃荒，走投无路、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人吃人的凄惨事件。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饿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潢川县有一个小孩快死时，对他母亲说： “妈妈，我死了你不要吃我！”当这个孩子死了之後，妈妈为了活命，还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固始县两个生产大队统计，就吃人二百多具尸体。但地委、县委又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快要饿死的群众。信阳县五里店公社有一家人，父母、弟弟都饿死了，剩下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她把弟弟煮了吃，县公安局又以“破坏尸体”的罪名，把她关在监狱里饿死了。
在这种毒刑打杀和断绝粮食之下，广大群众成批死亡，全村毁灭，全家毁灭，死在哪里臭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大人是薄土一层，小孩就抛在荒山里。光山、潢川、固始县的许多水塘里都有死尸。但地委还继续搞“反瞒产”。他们把省委拨下来的救济粮发下去，一边发口粮，一边又“反瞒产”，今天发下去，明天收回来。潢川县党委第一书记梁德柱说，这是“以粮引粮”、“抛砖引玉”。该县城郊一个生产大队，把发给群众的口粮，分装在二百个坛坛罐罐里，当做 “反瞒产”的成绩向公社报喜，群众说：“这不是报喜，这是报命！”
信阳地区人民除了死于“反瞒产”斗争之外，还大量死于各种工程建筑的劳动之中。最突出的是固始县白果冲水库、百里大堰、东干渠的三大水利工程。在三大工程中，被扣饭六千八百二十二人，被开除饭籍八百五十九人，“借东风罚站”(脱光衣服在寒冷的风地里罚站)一千六百八十六人，被拳打脚踢二千三百一十六人，被毒刑吊打四千六百四十三人，罚挑双挑子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人，另有四千九百七十二个病人被强迫劳动。初步查出在六万人中，被打死、饿死、冻死、累死的即有一万零七百多人。“七一”公社上元大队去了二百多精壮劳动力，结果死了一百六十人，有一家父子兄弟六人都去了，全部死光。当全区人民饥寒交迫、死亡累累的时候，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出入都有五、六个卫士随从，每到哪里都事先打电话通知准备饭菜，到光山县一次摆了二十四个菜，到白雀公社三天，顿顿吃鱼、吃肉、吃鸡蛋，夜餐吃饺子。所到之处，县和公社组织大批群众锣鼓暄天，鞭炮欢迎。
固始县的杨守绩、光山县的马龙山、潢川县的梁德柱、息县的徐锡兰等人，出入都是携带“三机”、“八大员”。八大员是：通讯员、女公务员、女演员、摄影员、女放映员、女广播员、女电话员、炊事员。三机是：收音机、照相机、电影机。马龙山还加上几个“大将”，即武装部、公安局、财政局、法院、检察院、商业局、宣传部、报社编辑等干部。
公社干部也一样贪污腐化,固始县郭陆滩公社党委书记李思正要喝八种酒, 即：入党酒、升官酒、见面酒、陪客酒、慰劳酒、饯行酒、结婚酒、离婚酒。公社一般多是三种灶，光山县槐店公社的书记灶，顿顿有肉，三干、四稀（三顿正餐中，有干饭，也有稀饭，另有夜餐）；党委委员灶，一天三干；干事灶，二稀一干，大队一级干部，也是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光山县北向店公社冷大湾大队，十二个大队干部，用了四个女服务员，半年之间喝了三百二十三斤酒，吃了五千六百斤牛羊肉，克扣社员口粮八千斤，贪污四千七百八十五元。
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当群众断炊时，他提出“大反瞒产”，说，“垮掉一批干部也得完成任务”；“粮食问题，是两大对抗阶级斗争的继续”。县、社、队都开斗争大会，少则五天五夜，多则八天八夜，一摊子开会打入、斗人，一摊子指挥民兵去逐家逐户搜查，什么东西都拿走。
禹县县委书记刁文，也是把灾年作丰年，把低产报高产，加大征购任务。当完不成征购时，就在全县开展“证产运动”和“反偷盗运动”，到处搜查民房，这个县的无梁公社曹楼大队，就大搞半个月，组织专业队逐家搜查，挖地三尺，并规定群众不准走动，七天不得关门。搜查时见什么拿什么，群众说： “这是一扫光，除了一个碗、一双筷、一张床外，其余都是他们的了。”
邓县白牛公社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被打死、饿死四千一百多人，耕牛死九百六十八条，民房被扒二千一百多间，患浮肿病的三千八百多人。该县裴营公社共打死社员二千五百三十五人，非法斗争社员二千八百四十人，罚劳改一千六百四十二人，被打死、饿死、累死的社员六千五百零九人，全家死绝的五百八十一户，死绝仅剩老人的一百一十二户，死绝仅剩孤儿的二百四十七户，房屋损毁一点一万多间。
山东省一九六零年上半年统计，全省死亡五十八万九千零四十三人，官方认为其中非正常死亡只有二十七万人。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又统计，各种病人就有一百八十四万多人(水肿七十万人，干瘦十四万多人，子宫脱垂二十多万人, 闭经六十八万人，其他传染病五万多人)。该省寿光县干部违法乱纪极为严重, 对群众的刑法，除了绑、押、打、冻、罚、拔胡子、扭耳朵、不给饭吃外，还有坐老虎凳、拔筋骨等骇人听闻的酷刑。这个县一九六零年一月至十月，群众被迫自杀身死的六百八十八人。
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这就是后来确认的“信阳事件”。
[1]见《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第四卷，第319页。
[2]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14页；《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215页。
[3]见《庐山会议实录》，第20、28至29、71、94、96、111页等。
[4]见太谷县档案：3－1－58，第4、8、10、11、12、14、24、28、34、40、50、57、60、127、134、135、136页。
[5]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八），第52至54页，毛批示说：农村大队小队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这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19页。
[6]见《当代中国的农业》，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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