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癌症及治疗， 吴阶平，毛泽东，，，，】

以下为转贴，部分内容和话语 存疑，暂留，待以后较详地谈一下 此题


周恩来癌症 及 治疗， 吴阶平，毛泽东，，，，，，

2013-02-27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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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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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从这开始）

经。他还经常请在纱厂工作的美国人的孩子到家里跟自己的孩子们玩，这使得吴阶平从小就会说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吴敬仪对任何事情都认真负责，有些事情认真得甚至有些过分。他有几块金怀表，每天都要拿出来，与收音机里的报时校对，准确度要求到秒。吴阶平后来常说，父亲对他一生影响很大。
当时社会动荡，走南闯北的吴敬仪认为不能做官，做官会把心染黑了；也不能从商，乱世中从商只能是倾家荡产。在他看来，最好的选择便是学医。吴敬仪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当时刚创办不久的协和医学院，他便极力鼓励几个孩子去报考。吴阶平的大姐夫陈舜名本已毕业工作，在这位岳父的要求下也重新报考，上了协和；接着是大哥吴瑞萍。1933年，16岁吴阶平考取协和医学院在燕京大学的医学预科班。
协和医学院实行的是标准的精英式教育，预科3年后，还要学习5年本科，前后8年，所以能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一年级吴阶平的同班有52人，3年后考入协和的只有13人。刚入学的吴阶平成绩平平，以爱玩著称。从三年级才开始发奋。三年级时，他被评为仅有的两名优秀生之一，获得免交1000银元学杂费的奖励。
协和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并从四年级选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做毕业典礼的学生司仪。仪式开始，司仪手持纪念牌和一根一尺多长的红木棒，上面套着一道道金箍，金箍两面刻着历届学生司仪的名字，金箍套满了就形成一根金棒，学校将永久保存。吴阶平的名字被记在第九道金箍上。1941年，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这根金棒也不知所终，这是吴阶平终生之憾。也是因为这一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协和停课，1942年1月学生全部撤离。吴阶平这一批学生也成为老协和毕业生名录上的最后一串名字。
“先专后红”
从协和毕业后，吴阶平来到中央医院(又称中和医院，即后来的人民医院)工作。1944年，在中央医院担任住院总医师，随后赴美进修。吴阶平的导师哈金斯(CharlesHuggins)是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的奠基人，曾获得诺贝尔奖，他很赏识吴阶平，想把这位高徒留在身边当助手。但吴阶平还是希望回国发展自己国家的泌尿外科。
吴阶平1948年回国，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批归国的知识分子，受到新政权的极大重视。北京市政府刚成立，市长彭真邀请了一批知名科学家、教师和社会贤达参加招待会，吴阶平是其中一员。
上世纪50年代，是吴阶平医学事业的巅峰期。吴阶平在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男性绝育和肾上腺髓质增生三个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泌尿外科界的地位。1951年，吴阶平参加了北京市第二批抗美援朝志愿军手术队并任队长，回国后，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先专后红”的代表人物。
1962年，吴阶平受命创办北京第二医学院，比他小一岁的冯佩之出任党委书记。那时候的吴阶平无论专业领域还是社会活动上，都已经有很高的声誉，但他主动放低身段。冯佩之回忆，那时“二医”经常组织学工学农，甚至去门头沟煤矿劳动锻炼，考虑到吴阶平事务繁多，冯佩之告诉他不必参加，可是吴阶平照样跟他们去了煤矿。
与吴阶平不同，冯佩之和董炳琨都属于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看成大知识分子的吴阶平，却处处显示了对这些革命干部的尊重。第一位夫人赵君恺去世后，有人向吴阶平介绍了高睿，很多事情他都向董炳琨、冯佩之如实汇报。“人家名气那么大，还那么坦诚地跟我讲，有时我都不好意思。”董炳琨告诉本刊记者。93岁的冯佩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更是连连感慨：“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精湛的医术，再加上政治上的积极进步，使吴阶平的医术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渐渐进入到为国家领导人看病、会诊的医疗服务中。在普通人眼里，这无疑是荣耀甚至权势的象征，但身临其境，才知道个中甘苦，甚至暗藏的巨大风险。
中共最高领导干部的保健工作，最初是效仿苏联的一套体制，毛泽东对此早有意见，认为过于特殊化，脱离人民群众，所以1964年撤销了中央保健局，保健工作也陷于瘫痪。后来周恩来指示成立一个保健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和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曹根慧任副组长。
周恩来是了解吴阶平的医术、人品和能力的。他曾对别人评价说：“交给吴阶平的任务都能完成得很好。”也许正因为此，周恩来把很多医生最不愿意接手的一项工作交给了吴阶平——1967年11月的一天，周恩来把吴阶平接到钓鱼台宾馆，正式交代他负责江青的保健工作。吴阶平连连推说自己是泌尿外科医生，不适合做保健工作，但在周恩来坚持下，他不好再推辞。回到家，他曾非常认真地对妻子赵君恺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到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找谁去闹。闹于事无补，只会坏事。”
在为江青做保健医生的几年里，吴阶平处处小心谨慎之余，也运用他的智慧应对。董炳琨说，当时另一位保健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每一次写病历都尽可能写得很详细，还说：“以后要真有什么事，咱们可以有病历为证。”吴阶平淡淡地说了句：“还是少写为妙，有三两句，把事情说清楚就是了，写多了也会出毛病。”吴阶平的一番话让卞志强恍然大悟。
从1967到1973年，吴阶平为江青做了近6年的保健医生，总算安全地完成任务。当年在中南海工作的小笔记本，多年后吴阶平还一直珍存着。上面布满了诸如CC、KS、CEL等各种“密码”。他后来才解开了这个谜底：CC是江青，KS是康生，CEL则代表周恩来。原来这是吴阶平怕万一不小心弄丢了本子而设置的，他的谨慎和心思之缜密可见一斑。
“走钢丝”的医疗
吴阶平最被外界所知的，是他作为医疗组组长为周恩来看病的故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吴阶平需要应对的，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医生的职业范畴。
1972年5月19日，周恩来在一次尿常规化验中，发现红细胞超出正常值。吴阶平从上海、天津请来老专家一同会诊，确诊为膀胱癌。吴阶平、卞志强、吴蔚然与张佐良4人共同向中央写书面紧急报告，请求中央审批做膀胱镜检查。
可是医疗组面对的情况比较复杂，当时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三人组成“中央领导小组”，关于周总理的医疗情况，医疗组需要向“中央领导小组”汇报，“中央小组”对上向最高领袖毛泽东汇报，得到批准后才能实施医疗方案。即便周恩来本人，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医疗方案。
周恩来医疗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方圻、吴阶平的弟弟吴蔚然、吴德诚任副组长，后来医疗组扩大到50多人。关于周恩来的病情，医生们的意见一致：一定要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吴阶平代表医疗组向中央写了报告。几天后，吴阶平、卞志强、张佐良3人在怀仁堂见到3位“中央领导小组”代表，他们说已看到了报告，并传达了三项指示：一、不检查；二、不开刀；三、要向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保密。
医疗小组的卞志强后来回忆，听到这个指示后，大家“非常不安和焦急”，“虽详细解释需检查及治疗的重要性及错过治疗时机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等等，但均无济于事”。在此期间，医疗组不断奔走汇报请示，“甚至手持血尿瓶到许多首长家面报问题的严重性，请求及早诊治”，但手术的治疗方案仍未被批准，医生们只能对总理进行保守治疗。这一切最初都是瞒着周恩来进行的。吴阶平事后回忆，周恩来对任何问题都要刨根问底，“以前无论给他做什么检查，他都会把检查的原因、原理、结果问个一清二楚，可这几次检查之后他都没有询问结果，只是一味拼命工作”。
1973年1月，卞志强和方圻连夜找到吴阶平，告诉他总理已经开始尿血。吴阶平得知消息，心急如焚，他们拿着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化验单，找到住在西山的叶剑英。几天后，叶剑英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到游泳池报告毛泽东。第二天，中央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
两个月后，周恩来终于住进了玉泉山的临时治疗室，接受膀胱镜检查。膀胱镜检查并不复杂，是在局部麻醉下用来观察膀胱内部的精密仪器，如果通过膀胱镜检查观察到有早期膀胱癌的病灶，可在做检查的同时用电灼手术器械把病灶电灼，这样病情就能得到控制。然而就在检查前一天，医疗组又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心里清楚：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
“怎么办呢？我就去找邓大姐，我说：邓大姐，现在毛主席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进去看看，什么也没有，那也无所谓分两步走。可是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是不是顺便把它拿出来就好了？还是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她说：看见那个小石头，拿出来就算了。”邓颖超的话让吴阶平心里有了底，他说，“我想有邓大姐这句话，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下来。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塞一阵。”
周恩来醒来之后便问情况怎么样。吴阶平如实回答：“有一个东西，烧掉了。”周恩来毫不客气地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邓颖超赶快插话：“两步并一步走好。”周恩来说了句：“你们该不该这样做，还得看。”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得到了缓解。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对医生的肯定：“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卞志强后来对吴阶平说：“你是带我们走钢丝，不但要掌握好平衡，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973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细致入微的周恩来在托付国家大事时还嘱咐他们：“健康问题可找吴氏兄弟。”吴蔚然后来成为邓小平的保健医。
到了10月底，周恩来又出现血尿，癌细胞再度抬头。吴阶平和几十位专家讨论了多次，大家的结论是一致的：必须手术治疗。在手术方案被批准前，周恩来需要每周输两次血来补充大量流失的血液。可是此时“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高峰，一支支冷箭射向周恩来。正遭受病痛折磨的周恩来，又在精神上被煎熬、摧残。有时他正在输血，“革命派”通知他去开会，他只能拔下针头去参加。
终于，在医生们反复细致的工作下，周恩来亲自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接受手术治疗。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手术请求。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一度得到缓解。周恩来的膀胱癌原属一般常见的尿路上皮细胞癌，但到了1975年秋天却转为鳞状上皮细胞癌。这种癌肿恶性高，发展快。医生们虽然竭尽全力，却已无回天之力。
1976年1月7日深夜，昏迷已久的周恩来微微睁开眼，看见守候在床边的吴阶平，清楚地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句话。在此后的20多年里，吴阶平每提及此事都感伤不已甚至几度哽咽：“周总理一生关心别人，就在大脑已经很少有活动能力的时候，关心的还是他人。”
可是令吴阶平和医疗组成员意外的是，总理去世后，却出现了很多指责之词。“当时流言蜚语特别多，说什么的都有，大意是指总理的医疗工作存在问题。医疗组成员都有很大的压力。”董炳琨说。1月15日，借周恩来追悼会之机，邓颖超专门把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等请到台湾厅，她对着总理的侄辈们说：“医疗组的同志精心护理，工作非常辛苦，他们政治可靠，技术一流，他们已经尽了力了。”这样事情才稍平息下来。
可是此事并没有就此完全平息。在周总理去世10周年的1986年，外事部门又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对总理的医疗工作提出若干质疑。文章称：“中央”指定的医疗小组对恩来同志精神和肉体给予了毫无人性的折磨，就连邓大姐要去医院探望都要经过王洪文和他们的医疗组的批准。文章不仅在国内刊登，而且发到国外。
“医疗工作其实是很复杂的。”董炳琨解释说，“当时我没有参与医疗工作，但是也间接地做了一件事。那时决定要给总理做膀胱的灌注，可是灌注治疗的效果如何、有没有病痛等，我们的经验不太多，而上海的经验比较多。上级就要我和一个泌尿科专家两人一起到上海做调查。把上海各个医院膀胱灌注的病例一个一个搜集调查。”
“从这一件事情看起来，对总理做的每一个医疗措施都要经过多方论证，有具体材料才行。那时候全国上下，大家出于对总理的关心，提出的各种方子包括偏方、中医方、西医方多极了，但是不可能都用。使用方子得有科学根据，即便没有科学根据也得有实际的结果。所以这些东西也很伤脑筋，这里面的看法也很多。”
那篇文章发表后，吴阶平又一次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觉得医疗小组必须要正面澄清，于是他组织原医疗组的人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很快得到了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的批复，他们都再次表示：医疗组对总理的治疗是认真负责的，是适当的。前述文章的话并不真实。“为总理看病的经历，让他心里很纠结。”吴阶平的第一任秘书华杏娥回忆，有一次她陪着吴阶平到“人大”开会，看到了李先念，他再次提及此事予以澄清，回来之后，说了一句：“中间李先念来了，事情说清楚了！”华杏娥说，吴阶平对中央领导的治疗守口如瓶，他只是简单跟华杏娥提过：“总理不是一个癌症，有好多癌症。”
从1957年起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华杏娥说，吴阶平的家里，一直挂着一张12寸的周恩来的黑白照片。他的书橱里，摆放着总理送他的一座石英钟。多年来，吴阶平一直用这种方式来默默纪念着对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责编：采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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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晚年病情不断恶化 不得治疗的那些真相(图)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2013-10-02 14:19:37 】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3/10/02/2700460.html】

1972年中共开国总理周恩来确诊患膀胱癌。2005年，《三联生活周刊》刊文《周恩来的最后时刻》援引中共官修史籍《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叶剑英传》等披露，毛泽东当时叮嘱保密，反对开刀治疗。半年后周恩来病情不断发展，毛泽东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次年3月，叶剑英向毛泽东反映急需治疗，并利用陪同接见外宾的机会，亲手捧着周恩来一瓶血尿给毛泽东看，毛批准先检查后治疗。但直到1974年，周恩来病情更恶化了，通过翻滚排出血尿已经无济于事时，周恩来自己向毛泽东递上要求手术的报告，才决定住院。全文如下。

周恩来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

看起来，周恩来对自己疾病的未来，已渐失信心。此前，《周恩来年谱》记录说：“（周）自己判断病已无治，对大夫张佐良、吴蔚然说：我的病，在医院待下去已没有多少意思了，可否搬回家（西花厅）去住。”此次手术，进行了五个小时，“对于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来说，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但周恩来坚持了下来”。（《周恩来传》）不幸的是，“手术过程中，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只能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稍后，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描述此后情形，“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使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在电视历史回顾纪实片《伟人周恩来》里，面对镜头，医生张佐良回忆说：“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第四次手术108天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第四次手术前一年零三个多月，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离开中南海西花厅住进305医院。住院的前一天，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接到邓颖超的电话，让她中午来吃饭。周秉德回忆说当时她还很奇怪，离周日还有两天，为什么叫我回西花厅吃饭？周秉德描述这顿饭，“伯伯吃得很少，放下碗筷，他没有离席，好几次为我夹菜！余光中，我发现伯伯一直在看我，那眼神显得格外温柔、亲切。这在过去是很少有的，往日他吃饭总是很快，无暇聊天，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与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会餐，他也总是第一个离开，一是为了让大家不拘束、多吃点，另外他也的确太忙。”

吃完饭，周秉德知道为什么来吃这顿饭了，周恩来告诉侄女他明天要去住院。当时周秉德听到这个消息，“知道他要去住院，我的心情真像少年儿童过节，由衷高兴：伯伯难得肯抽时间去住院，他只要好好睡觉‘充充电’，过十天半月正常人的生活，他便能够精神焕发，夜以继日地工作。”

显然，周秉德并不知道实情。对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厅，周恩来有太多留念，《周恩来传》描述那天（1974年6月1日），“临上汽车时，周恩来似乎又想起什么。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细细地凝视室内他所熟悉的每一件物品”。

对伯伯住院感到“由衷高兴”，周秉德的信心来自她对周恩来身体的基本认定：“特别健康。”这不完全是一个侄女基于亲情的简单直觉，周秉德佐证自己判断的例子是，“记得成元功说过，1965年3月，伯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总统的葬礼。清晨，他向总理报告，今天很冷，外面气温已达零下18摄氏度，您的中山装里一定穿上毛裤和厚毛衣。伯伯平时在国内，最冷的天也从没穿过毛裤。伯伯反问道，有这么冷吗？正巧，他的俄文秘书马列一身雪花从外面跑进来，伯伯就问，马列，外头冷不冷？还是体壮如牛的毛头小伙子的马列回答说，不冷！于是伯伯就不肯穿毛裤，成元功坚持了半天，他只在衬衣外多穿了一件毛背心。送葬的数公里路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再加下葬仪式，在户外呆了将近五小时！东欧许多国家首脑穿着圆圆滚滚，厚厚的皮大衣，毛茸茸的皮帽、皮手套，还一个个冻得鼻青脸肿直跺脚。而只穿一身中山装，内加一件毛背心，在整个队伍中独一份的单薄精干的中国总理，脸色红润，表情从容……知道实情的成元功急坏了，马列也吓坏了，大家都料定回国后总理一定会大病一场！可也真神了，伯伯回来后啥病没有……此时成元功和马列都松了口气，大伙打心眼佩服伯伯身子骨真棒！”

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周恩来的罗马尼亚“传奇”两年后，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1967年，发现了总理的心脏病，心电图显示冠状动脉供血不足。我们报告了中央，并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于这一发现，周恩来直接的反应是，“当即嘱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与这一命令相对应，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于次日写了一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强烈请求”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邓颖超在这张大字报上注明了自己的几条补充意见——这些意见，或者正描述了周恩来的一般工作习惯：“1.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2.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3.每日工作安排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4.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有关同志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5.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简练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对于这张大字报的反应，周恩来批了8个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更为真实的境况，《周恩来传》紧接着写到，“（1967年）4月下旬，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召开前夕，因为听说广州‘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周恩来决定立即飞赴广州……一连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现实的环境，“这年8月，外事口的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做文章……27日凌晨，周恩来面对反复劝说无效的造反派，以少有的激动，大声说道：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

此次接见外事口的造反派，周恩来办公室台历记录，“由于心脏病发作，从27日早晨到28日下午，持续30多个小时无法工作”。稍后，周恩来跟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周恩来传》里统计周总理工作最长的时间记录是，处理林彪事件时——“连续工作达50多小时”，而此时的周恩来已经73岁。

从医生的角度观察，吴蔚然说周恩来的缺点，“就是像诸葛亮那样，太过细了”，“总理办公室老是这么高一摞文件，哪天总理出访了，小平同志代理。两三天，一大堆都没了，都给处理完了。小平是大事管，小的事不怎么管，他批大事。总理则是来回看，文件可不越堆越多。”不过，即使是医生角度，吴蔚然也说，“严格来说那也不是缺点，是工作方法问题。”

让普通人不容易理解的是，最终损害周恩来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并非最初发现的心脏病。当时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的张佐良回忆：

“那是1972年5月11日或12日，我仍然像往常那样将总理留下的化验物作常规检查。从尿样中，我发现有三四个红血球。对男性老年人来说，一般有一两个红血球还是正常的，但这三四个就似乎多了点，对此我不敢掉以轻心。万一是肿瘤怎么办？因为当时做的是每月一次的常规化验，并没有做细胞学检查。两天之后，经过一番考虑，我鼓着勇气对总理说：前两天的化验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硬化，等等，有必要再查一次;当然了可能是长了什么东西。总理听完后说：‘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说穿了，不就是怕长肿瘤吗？明天留（尿样）。’他一边说，一边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他早就猜透我的言外之意了。四五天后，我们又给总理做了第二次常规化验，同时进行细胞检查，并请北京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对检查结果作了分析鉴定，一致认为周总理患的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后来，又把样本拿到天津、上海，结论都是一样的。5月18日，确诊总理所患是膀胱癌。”

确诊结果出来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写道：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周恩来传》这样描写当时的境况：“起初，保健医生并没有将确诊结果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白，但他配合医务人员治疗过程中，也不去‘点破’这件事，仍像以前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

确诊后半年，“眼看着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发展”，保健医生不得不在同年11月11日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详细汇报自5月份以来周恩来身体变化的情况。《毛泽东传》记录说：（12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次年（1973年）3月2日，《周恩来年谱》记录说：“（周）约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自己的病情及检查治疗问题。5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发展、急需检查治疗的情况，毛批准先检查、后治疗的意见。同日，周恩来做透视检查。”对于这次叶剑英向毛泽东的反映，《叶剑英传》主撰稿人范硕披露说：“（叶）利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亲手捧着周恩来的一瓶血尿送给毛泽东看，直接向他倾诉了严重病情。”

对周恩来而言，比起更早时间即已查出的心脏病，此次疾病来势似乎更猛烈。周秉德在自己的书里记录“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张树迎”的回忆：“总理不断尿血，可常常因为凝固的血块堵住了尿道口，总理尿憋得难受，可怎么也排不出来！痛得他在地上翻过来滚过去，我们站在旁边，急得掉泪，却一点帮不上忙！谁知歪打正着，因为翻动，血块移位，总理倒能排出尿来了。于是，我们干脆在总理经常接待外宾的福建厅旁总理的办公室里摆上一张床，总理不能排尿时，就让他躺在床上左右翻滚，以达到能排出血尿。到1974年5月，总理的病情更恶化了，用翻滚的办法已经无济于事，是总理自己向毛主席递上了要求手术的报告，才决定6月1日住院的……”

对于自己的第四次手术，显然，周恩来明白这是他生命的一道大坎。稍早一些时候（1975年5月7日），在接见自己原身边医务人员时，周很坦然，“我估计还有半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待”。在做完第三次大手术后，周恩来把病情及治疗情况致信毛泽东（1975年6月16日），“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周恩来年谱》记录：“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到医院守候。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问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伍豪事件，《周恩来传》记录说：“1967年5月17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声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这个‘材料’，其实就是1932年国民党特务在周恩来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伪造的在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同一天，周恩来放下其他事情，查阅了上海的旧报纸，亲笔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这件事。毛泽东批示将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阅存。”

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第四次手术没有挽救周恩来的生命。之后，“开始，他还能勉强支撑着自己看报、看文件，后来却不得不靠医护人员帮助念了。面对着因江青一伙不断反扑而趋于恶化的形势，医务人员常常看到周恩来眼望着天花板，时而陷入沉思，时而轻轻地摇头叹息。”《周恩来传》记录了他最后的拒绝，“到12月底，病危中的周恩来因为长时间没有修面理发，他的容貌已完全变了：花白的头发蓬长，胡须几乎把嘴唇遮住，灰黄的面部布满一块块老年斑，深陷的眼窝发黑，双目更不见原有的神韵和风采。过去一直为周恩来理发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托人捎信请求来给总理理发。周恩来知道后，告诉工作人员说：朱师傅给我理发二十多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谢谢他了！”

从一般人的角度观察，吴蔚然大夫说：“他那风度，就让人服他。”吴蔚然的观察是，“虽然他衣服面料也不考究，都是一般料子。但他穿就是不同。他总是熨得整整齐齐，刷得干干净净。这风度，谁也比不了他的。而他对人的关心，更是细致温暖。为什么秦怡、黄宗英、张瑞芳，那么一大堆电影人围着他？他实实在在关心这些人的工作生活。可是有时候，你也摸不透他的心理，我虽然尽量捉摸他的心理做事，有时候还是摸不透。有一次他右手手指头不好了，我给他弄了弄，给他包扎，用纱布。我想尽量包扎得秀气一点，小一点，省得难看。他说，你这吴蔚然，你怎么包这么小啊！他们握手哪知道我手有病啊。握得我死疼。你得包得大大的。你就摸不透他的心理。”

吴蔚然还有他同样是著名大夫的哥哥吴阶平，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时，对周恩来的细致，无不惊讶：平时周恩来对医疗报告都逐字逐句审阅，退回吴阶平手里的每一份医疗报告都用红笔对每一个标点符号一一点过，若有错的符号就加以改正。周恩来的细致，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也有体察：“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不能逃脱他的注意。在一次周恩来参加的十分拥挤的招待会上，我由于动了一个小手术，有一只脚穿着一只软拖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到它。周恩来也没有说什么，可是第二天早晨他的办公室传话说，总理想知道我的脚出了什么毛病，进行了适当治疗没有。”1975年2月，吴阶平与卞志强两位大夫受周恩来之托去看望刚进行过大手术的马寅初，两位都有经验也深知周恩来细致风格的大夫很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离开马宅，“不料只过了半小时，两位大夫又从总理那里给马寅初家打来电话，说总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问得很细，当问到马老在吃什么药时，两位大夫没能回答——他们只有这件事忘记问马老了！总理要他们立刻打电话问清楚。”

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周恩来的细致与工作激情没有因为疾病而磨损。《周恩来传》记录了他的一份材料的批语——这是反映甘肃定西、庆阳两地区灾情的材料（1974年7月16日）：“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又批，“先发放救济口粮款，至少要增加无息长期农贷。”从1974年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年谱》统计，“共做大小手术13次，约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仍继续坚持工作。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1976年1月7日，深夜23时，弥留中的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10个小时后，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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