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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全球化与“熵”原理
英二
当代艺术的“当代”（contemporary）一词，作为时间定语，是一个人类代代延续而永远适用的概念，保罗•维里利奥 （Paul Virilio）在他的《艺术与忧虑》（Art and Fear）一书中问：“当代艺术，没错，但艺术是与什么在同代呢？”
艺术理论家亚瑟.丹托（Arthur C. Danto）想到的是“热寂”（Heat death），这个象征“终结”的热力学名词。就如他兴致勃勃地说：“从一种角度讲，当代是信息混乱的时期，是一种绝对的美学熵状态（Aesthetic entropy state）”。
什么是“熵状态”呢？用“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加原理）作简单的表达：“在一个孤立系统会从有序朝向无序，其熵值（混乱程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当熵达到最大值时，会与其他有效能量全数转化为热能，使所有物质达到热平衡，这种状态称为热寂， 其结果就是“均匀的毁灭”，一切过程就这样“终结”了。熵增加以至热寂，如宇宙热寂，就是以貌似很科学的方式，来描述世界末日的老概念。
什么又是“美学的熵状态”? 对美学认知的混乱状态，是源于现代主义的“杜尚难题”，一个西方艺术和理论界难以解决的公案。在康德所论述的“审美判断力”（aesthetic judgment）里，“审美”与“判断”并行不悖，在“审美”的同时做出“判断”，在“判断”时业已完成“审美”。但是对杜尚现成品的欣赏，审美要素被降低到了最低点，而理性判断力占据了上风。当你对杜尚的这类作品作判断时，审美已不知去向。这种“审美与判断”的混乱就在于：“判断”用不着“审美”，但它宣布的却是“审美判断”。
在上世纪60年代，沃霍尔（Warhol）及其他的一些视觉艺术家认定，除了绘画和雕塑，其他的任何对象都可以同样美好的成为艺术。在行为，音景，即便是气味，这些不可见的事物都被接受为艺术之后，结果令人吃惊，“视觉艺术概念撞到了视觉概念的本身”。视觉艺术 家突破了绘画和雕塑的界限，并超越了视觉，直到最后不再有任何的边界了。
没有球和球篮，就不能打篮球；没有卡片，也不可以打牌；没有以某 种方式使用的文字，你也不能产生文学。不过，艺术似乎是一个例外，视觉艺术曾经有过一定的前提，但这个过程已经改变了。在丹托那里， 现代主义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终于走到了终点：“我惊叹于艺术家的想象，以不是传统的手段来设法传达意义。艺术世界所有丑陋的壁垒和界限已被拆毁了”。 “在后历史的现实中要显示的是那些意味着乐趣的事物”。沃霍尔的布瑞洛盒（Brillo Box），被丹托描述为“终点”，而且还是这个革命时期的一个最“高点”。在这一发现之后，就再也没有需要跨越的界限了。虽然艺术可以继续的被创作，但艺术的历史已经到达了一种明确的停顿点。
“艺术”一词的现代意义源于十八世纪的欧洲，一些活动——诗歌，绘画，雕塑，建筑和音乐——开始分离成一个独特的范畴“美术”（fine art），它们被认为具有智识、想象和优雅的展示品质，而之前，它们只是广泛“工艺”的一部分。随着美术的分离，一种新的感觉，“审美/美学”开始流行， 对美的欣赏也随之从“无私的沉思”发展为一种“高雅的，智识化的愉悦”。在拉里•西那 （Larry Shiner）的《艺术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Art），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以及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随着这些思想脉络，一个共识逐渐发展起来，“艺术”的声望在十九世 纪早期继续发展，以至于被称作了首字母大写的“艺术”（Art）。
但 随着现代主义的到来，这个共识开始瓦解了。在此之前， 粗略地讲，你如果不能以某种方式在一个平面使用色彩，或创建一个立体的雕塑，你就不能算是一个视觉艺术家。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先决条件被一笔划掉 ，正如丹托所说：“艺术家，从历史的负担中被解放出来，以他们希望的任何方式，以他们所希望的任何目的，或根本没有任何目的，自由地进行艺术创 作”。“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什么都可以，以任何事物，在任何的形式”。
这就可能意味着玩一个游戏，什么都是被允许的，人们能想象一个 完全没有目的游戏，没有任何前提，也没有规则。这样的游戏会令人怀疑，人们一定相信，没有规则，没有目的，没有输赢的概念将使它变得的毫无意义。更通俗的说，没有规则或标准，对任何事物的辨别将毫无意义。如果没有什么能被确定是正确的，犯错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可能犯一个错误，同样的也就不可能做任何正确的事。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在没有界限或规则的艺术世界，也就没有任何理由来鉴定艺术。
“艺术”这个词曾经的意义语境可能已经消失了，就像言语的幽灵，或不存在实体的经济，都依然具有残余的生机在生活的世界中散布混乱。当艺术的演化朝向消灭信息、瓦解秩序的方向，逐渐演进一个由复杂到简单、由高级到低级的不断退化过程。退化的极限就是无序的平衡，即熵最大的状态，一种无为的死寂（终结）就发生了。
象征“终 结”的当代概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33年由法国思想家亚力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在一个黑格尔哲学研讨班中提出的“历史将终结于一个普遍同质的社会”的论断。以至于罗思（M.S.Roth）认定：“这个著名的，云集了所 有后现代理论精英的研讨班是当代历史思想的秘密源头。”并因此奠定了后现代的全球政治格局。
据科耶夫的理论，世界的历史，政治将在一个 普遍的（全球的），无区别的资本主义秩序中达到高潮。在科耶夫的后历史国家，全球化的文化标准将摧毁所有局部的，传统的界限，而代之以相同的价值观。随着阶级概念的消失，意识形态必须让位于互相承认的普遍意识。而思想家所能做的，除了对于历史进程进行一遍遍的回忆之外别无他事。所以，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思想的永恒返回。他在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中说“人的定义”，人是通过斗争来克服自然和自身，这是人作为人存在的理由。而历史的终结标志着斗争的结束。因此，生活在后历史的人将不再是人。历史的终结也就“意味着人在文化上的毁灭”，人最终回到了动物状态。人存在理由的丢失正是在人类的胜利时刻，这就是科耶夫由尼采的谱系学所推导出的“末人” 概念。
“历史终结论”的主要依据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主人”与“奴隶”意识的分析。因为奴隶的自由意识与奴隶现实身份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距离。正是奴隶的“苦恼”意识催生了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把奴性推广到新的高度，因为它选择了一个绝对的、不在尘世的主人——上帝，并由此宣称 “实现了普遍的平等”，因为每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仆人。基督教通过神化这个世界并将其秩序化。然而，科学的兴起让上帝成为多余，但上帝之死并不能让奴隶的“平等”精神死去。在黑格尔看来，在拿破仑通过战争而建立的普遍同质国家中就存在希望，如果实现了历史的终结，也就相应地终结了“主人——奴隶”之 争。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敏感地把握了黑格尔-尼采-科耶夫思想体系中的矛盾：一方面是后历史的乐观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组合占据了统治地位，没有更多的对抗斗争，没有更多的社会实验工程，世界已处于一均质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尼采的悲观文化预言。“最后之人即末人”，从先民到末人，文化已不复存在，所有其他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将无可挽回的成为过去。
尼采的左翼和右翼信徒共同分享了科耶夫对于后现代社会的如此预设。左翼信徒巴塔耶、福柯、和德勒兹超越社会经济的微政治理念导致了常规意义上的后现代；而右翼信徒的目标是利用哲学的修辞力量，以巩固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幻想。
作为一个当代重要的政治语汇，“终结主义”（endism）并不孤独，除了罗蒂（Richard Rorty）《哲学的终结》，还有福柯（Michel Foucault）《政治的终结》，在1984年，丹托（Arthur Danto）适时的提出了《艺术的终结》（The End of Art）。就如在哲学上，认定绝对知识最终会取代意识形态。在艺术领域，和解的意识如果要表达它的自身，就会通过抽象艺术，由抽象的图像和再现来捕俘文化的所有细节，这些细节最终将被抹去，剩下的就是抽象的审美形式，它将作为一种同质意识而得到普及与体现。
丹托引用沃霍尔的一席话来表达这种“美学的熵状态”：“你怎么能说一种风格比另一种风格更好呢？你应该可以是一个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一个波普艺术家，或是一 个写实画家，而不会感觉到你放弃了任何东西”。在他的《艺术终结之后》(After the End of Art)，丹托倡导的是“在后历史的现实中，显示那些意味着乐趣的事物”。在他的另一著作《未来的麦当娜》(The Madonna of the Future)的论断是：“以不是传统的手段来传达意义，我惊叹艺术家的想象，它所有丑陋的壁垒和界限已被拆毁了”。环顾四周，事物是如何的美好，相信艺术世界是一个“末人”世界的预兆是多么的美好。
这种朝向无序运动的“熵状态”，其混乱程度，真是满足“文化热寂”的前提。
“熵”是无序的度量，“一切都有可能，这意味着所有都是对的，可以做任何想做的。如果一切都是可能，没有任何规则，没有标准，艺术史也就不能得以继续。在安迪.沃霍尔之后，艺术被抛到历史界限之外，其历史叙事的终结也就意味着艺术本身在文化上的“热寂”。
然而，热寂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孤立系统”，如果宇宙是无限的，或者是可膨胀的，宇宙的热寂就不太可能发生。就如自然界中的系统，并不必然的热寂，这是因为作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总是在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当其内部的变化达到一定的极限时，就可能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系统就可能演化出新的稳定有序结构。这时熵不但没增加，反而减少了。这就是所谓的 “耗散结构理论” (dissipative structure)。
典型的耗散结构是微生物细胞。任何生命都是耗散结构系统，它之所以能免于趋近最大的熵的死亡状态，就是因为生命体能通过新陈代谢，使机体成功的耗散生命过程不得不产生的熵。再宽泛一点，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 只要是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就都是耗散结构。开放的社会系统，在当代的就意味着“全球化”。
科耶夫看到了“热寂”，与“资本秩序全球化”的耗散，二战过后，科耶夫一直在法国经济事务外交部，对欧洲的一体化政策影响至深，并协助建立了欧共体和关贸总协定。“全球化”为什么在当代会变的如此炙手可热？二战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这个相对的“孤立系统”中，熵值到达了危险的临界状态。生产成本上升，资本利润收缩，社会运作系统负债累累，一种生产方式已难以为继。要化解这种可能导致热寂（终结）的“熵状态”，全球资本急切地需要建立世界的“新秩序”，新体系。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在“熵状态”中演化出的，新的全球“耗散结构”。
如果说物理过程的一般趋势是趋向熵质的增高，即趋向无序状态。然而，生命系统却能够维持其自身的有序性，有机体甚至可以 分化和演化，生物体之所以能够长久地 维持稳定，正是依靠它的生命信息，始终保持着同外界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新陈代谢，不断的增加自身的有序性，并“主动地”趋向较高的有组织状态。
西方对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诊断，哲学家安司孔曾经说道，“如果我们决意的话，要抛弃某些观念是可能的”。也许我们应该重新回到更开明的时代，那时，人们差不多可以互换地使用“艺术”和“工技”，是它们表达了“任何以技巧和优雅来进行的人类活动”，就如迪兰.托马斯在他的一首著名的诗中，把他的作品描绘为“我的手艺或艺术”。他相信，工匠和艺术家如不遵循它们，就只会得到更糟糕的结果。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要抛弃或废除混乱的“艺术”观念是困难的，就如美国的财政就是一步步的走向悬崖，艺术本身也没有自主更新的能力。“一个系统如果从有序朝向无序，其熵值（混乱程 度）只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
如果说艺术如同机体，失去了自我建构的能力，也就失去了自身的“稳定性”。无序就意味着可能导致“热寂”。丹托看到了艺术终结的“热寂”，那么，当代艺术就可以看作为一个耗散结构， 当代艺术就不仅仅是那种能吞下、消解过往一切艺术形式的现代主义，如果说它有别于现代性，就在于它的全球主义特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当代艺术的去历史界限，去形式美学，和去意识形态的耗散特质。
“耗散”是“熵”原理，全球主义就是一张处方。不管是资本利润，还是当代艺术，都需要在全球化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态。对于全球社会的不同文化子系统而言，全球化使它们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了开放系统。这样的过程，是为了在全球产生一种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可以让某些文化的“熵状态”远离可能导致的“热寂”。
“文化热寂”是一个是是而非的概念，因为人类最不擅长的就是无序和随机运动。复杂的社会系统更像是一个非线性系统，社会的存在就是要让它有序，这在推崇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在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相对孤立封闭的社会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有可能产生文化的热寂。因此，中国文化，在经历过汉、唐、宋，这样的高峰以后， 差不多就已经往它的周边“耗散”很多次了。然而，这一次可能有所不同，中国文化是在一种弱势状态被动的融入了全球的耗散结构。
无论是热寂（终结），还是耗散，“全球主义”（Post-national globlism）旨在“消除边界”，并重建一个全球的有序结构，艺术是这个有序结构的一部分。当代艺术的均质化过程，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呈现的不是像中国水墨那样的相互渗透，它只是一种油性色彩的强势“覆盖”。就如中国的文化精英所言：“中国需要的是现代主义补课”。
一种弱势文化在“热寂”的全球主义耗散结构中能保存多少痕迹呢？在膨胀的宇宙图景中，是耗散，然后是新的膨胀，乃至“热寂”或是突变。社会文化在经历某个高峰，或者低谷之后，会重新聚集，耗散，发生和发展。人类历史已经有过种种经历，黯淡的未来还能比黯淡的过去更可怕？在文明史中，还有那个时代会比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在文化上更为晦暗与无聊？
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狭小，相对平稳的区域，享受着在不确定性原理极限内的秩序性和确定性。对于这个缺少确定性的宇宙，人类不能根本的认识它。东方文化是愿意“主动地”趋向一种更高的有序状态，还是被动的耗散在另一种文化的膨胀之中？也许我们只是说：我们只是以我们的存在为前提的“有序”来理解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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