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医生一位中美两栖的牛人医生，昨天晚上在一个聚会上见到，聆听了不少很有意义的观点。
介绍李医生之前，先说一个引子。前几天一个老朋友，一位心脏电生理方面的医生带孩子过来参观大学，我们一起吃了饭。这位医生在国内是最早做心脏导管和电生理的，后来在美国继续进修临床的时候自己考了Board，从新做住院医和心脏病的Fellow。之后，在一个心脏专科医院工作。做内科的人都知道，心脏专科在内科中还是很有挑战性的。由于心脏病病情有时候比较紧急，所以有些人可能为了life style而不选择这个专业。这位医生做的是心脏专科中最有挑战性的电生理工作，每个星期都要做很多心脏导管介入治疗。这种治疗成功率很高，真是一次性解决病人的问题。比如说，病人心脏中的血管不通，缺血了，拿导管一通就好了。或者病人心肌中有一个病灶，造成某种心律不齐，通过导管把这一个病灶处理了就治好了。他们是一个有十来个心脏病医生的医生集团，里面有各个国家的人。这位医生是这些人里技术最好的，病人的评价也最好。去年还被评为所在城市的名医，也是很大的荣誉了。后来，我做了一点调查研究，发现他的水平已经高到了提升当地心脏电生理医疗水平的程度（按人口全美排名前二十名的城市）。做Private Practice，而不是在大学里做Academic，能达到这种水平太令人佩服了。这位朋友做事情总是追求做到最好，他的观点是，“你要做医生就做医生，做一个最好的医生。同时做医生和做研究，只能两者都混混。要是你满足两者都混混，就可以两样都做。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能力两样都做。”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做过研究工作，也做过医生，但是还真没有同时都做过。即使是只做一样，也就是做得还可以，离最好还差得很远很远。我甚至都没有最求过做到最好，觉得每天认真做自己的事就好了。
上面说的是一个在美国临床医生工作做得特别好的例子。引子说完了，现在说这个李医生。李医生是国内的眼科名医，在国内一家超级著名医院做眼科教授和主任多年，在他所从事的眼科研究方面是国内的学术领头人。李医生是中国医学院毕业的，后来在美国拿到了一个生化博士学位，然后在美国继续做博士后，之后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做眼科的实验室研究。有很长一段时间，李医生每年的一半时间在美国实验室工作，一半时间在国内医院做临床工作。后来，李医生感觉在国内同时做医生和研究工作很难实现，就在50岁的高龄（当时早就是国内著名医院教授和主任很多年了）又在美国做了眼科的住院医，从而获得在美国行医和进行临床研究的权利，也就可以实现他在美国进行临床研究的梦想了。
现在，李医生每年大部分时间在美国，每周四天时间看病人，剩下的时间再搭上星期六做研究工作。每年有一个月时间在国内帮助他们做临床，教学和研究。由于中美有时差，李医生说，每天晚上九点开始跟国内联系，给国内干活儿。李医生在国内和美国都带着实验室的研究生。
走过在美国行医历程的人都知道这条路的艰辛，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会满足于做一个还不错的医生，然后就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象前面说的那位心脏病医生，能成为当地实质性的心脏病权威和被评为当地最好医生这已经是一种奢求了。有些人在美国做得不错，也曾经想过跟国内合作开诊所，在中国和美国两边都做临床医生，但是考察和试行了一番，发现很难运作，只好作罢。
李医生是很难见到的在中国和美国都行医的医生。更了不起的是，李医生还能同时在美国和中国做研究工作，而且他的研究工作既有实验室研究工作，也有临床药物观察。这可是不同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在中国和美国的临床工作，临床药物观察，和实验室研究工作，每一样都完全可以是一个全职工作，李医生一个人把这六件工作全拿起来了！（不过，最近他已经不做纯实验室工作了，实在忙不过来了）这还没提他在两国的教学工作。
除此之外，如前所述，李医生在国内做眼科主任多年，所以行政工作也没有放下。适当的时候也会向院级领导做出一些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在昨天这个聚会上，李医生谈了谈他对美国循证医学的看法，指出了循证医学的优势和不足之处，以及中国医学界应该怎样学习和吸收美国循证医学的方法并作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选择。李医生也提出了我们这些有中美两国行医经验的人对中国未来医学的走向可能会有一些独到的观点，建议国内医学界的领导多跟我们联系。目前，国内的医疗体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报国心切，只是一时还报国无门，如果这些领导能够好好利用我们的热情，对他们开展新的工作（比如社区医疗）会有很大的帮助。事实是，前一段时间，有在西方国家行医的朋友回国跟卫生部的一些人座谈，他们所提供的关于海外社区医疗的信息让卫生部的官员们很开眼界，由此而决定大幅度增加社区医疗的投入，以期将来缓解中国看病难的问题。
可以看出，李医生是在很巧妙地为国内的医学界领导和海外的医生团体搭桥。这样做，既可以帮助我们医学医疗的发展，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在海外工作和生活之余找到自己更大的人生价值。李医生也没忘了对做基础研究的人员给予指点和建议，他建议在海外做研究工作很成功的人士应该跟国内合作。但是这种合作不应该是通过国内领导从上而下的指令，而是应该自己去找国内跟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实验室，脚踏事实地去搞联合。所有这些建议，都是李医生自己亲身试验过的，失败过，也成功过，最终才总结出来，凝结在短短的一番谈话中。
临走时，我对李医生说，你应该算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了，非常敬仰你。第一，能够同时在中国和美国行医。第二，行医的同时还做研究工作，而且研究工作跨越纯实验室研究和临床药物观察。第三，做学术和技术工作的同时，还在做行政管理和政策层面的工作。这样的人，我还真的没有见过第二个。周围一起围着聊天的人听了也都点头表示佩服。说得李医生不太好意思，赶紧说，“老了老了，slow down了，以后还要看你们这些年轻人。”好吧，看年轻人吧，应该不包括我了，我再过些年也要slow down了--虽然从来也没怎么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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