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网站 刘国新 1951年中国拒绝联合国解决朝鲜问题方案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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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中国拒绝联合国解决朝鲜问题方案错了吗
2012年11月22日 14:18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网站 作者：刘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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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既然是不承认、不接触，当然对他们的提案也就不接受了。这就是新中国的外交风格，说到做到，前后一致，不会说一套做一套，更不会首鼠两端，畏首畏尾，就是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完全不同于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崭新形象，这在新中国初期表现得尤其鲜明。
志愿军战士与朝鲜阿妈（资料图）
本文来源：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作者：刘国新，原题：《中国抗美援朝研究若干问题辨析》，本文系节选
“五步方案”是怎么回事呢？1950年12月5日，亚洲十三国（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宾、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起草了一个《朝鲜和平方案》。这个方案并不符合美国的意图，在美国的压力下，亚洲国家又搞出两个提案：第一个提案的核心是“停火”，提案国仍是十三个；第二个提案建议，召开中、美、苏、英、印和埃及六国会议，求得现存问题的和平解决，提案国是十二个，菲律宾没有参加。12月14日，五届联大通过了第一案而搁置第二案。联合国大会在通过“十三国提案”时，主张由本届联大主席伊朗代表安迪让以及印度和加拿大的代表组成一个“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来“确定可以在朝鲜议定满意的停火基础并尽速向大会提出建议”。1951年1月11日，“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1）立即安排朝鲜停火；（2）一旦停火实现，即应加以利用，以便考虑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步骤；（3）一切非朝鲜的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依照联合国有关原则订立适当措置，使朝鲜人民能对其未来政府表达自由意愿；（4）在完成第三步之前，依照联合国有关原则订立适当措置，管理朝鲜和维持其和平安全；（5）一旦获致停火协议，将由联合国大会设立一个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四国代表在内的适当机构，寻求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就是“五步方案”。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通过这一方案，1月17日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了这一方案。
对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拒绝正中美国下怀”，“如果中国方面公开表示接受联合国的这一提议，那么吃亏的肯定是美国而不是中国。这是因为，“五步方案”关于讨论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它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对美国是极其不利的”，“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停火提议，不仅可以把停火线置于汉城以南的三七线，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时间，包括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持同一观点的学者进一步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
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提出从战场形势看，侵朝美军是处在失败后撤的境地，实现停火至少在军事上对美国有利。其次，美国当局不会真正赞成这个方案，美国只考虑停火，不会考虑停火以外的其他四个步骤。
实事求是地讲，提出并探讨“五步方案”问题推动了抗美援朝史的研究。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较权威的著作一般都不具体谈论这个问题。比如，“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只讲到“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出‘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于“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是什么，没有讲。“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外交》甚至连“三人委员会”的决议都没有提，只讲中国一面拆穿美国当时主张“停火”的诡计，一面继续为恢复朝鲜的和平作出不懈的努力。尽管如此，在读者看来，这些著作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还是不难把握的。
笔者1998年采访时任志司通讯处长的崔伦将军、2000年先后采访当时的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武官柴成文和时任志司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将军时，曾就这个问题请教他们的看法，他们都认为那时既不可能真正地停火，更不可能就停战问题开始谈判，都认为中国在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没有什么不妥。
这样，就扯出历史研究的一个本原问题，即历史学家首先应该还原历史环境和历史氛围，看看在当时条件下，前人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还有没有其他选项，追踪他们选择的合理性。其次，再看在当时所允许的情况下，这种选择的正确性。
从当时的情况分析，笔者认为围绕“五步方案”的交涉，是交战双方在政治上的第一次摊牌，它所涉及的远比传递一个外交信息要复杂得多，进一步的认识可以从下面几点中获得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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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中国拒绝联合国解决朝鲜问题方案错了吗
2012年11月22日 14:18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网站 作者：刘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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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也就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含义。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一届政协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说，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们为敌，它的国防线到了台湾海峡。11月26日，周恩来在致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特派代表伍修权、顾问乔冠华的电报中明确指示：“中国代表的一切发言和要求，均应将反对美国政府侵略朝鲜、侵略台湾、侵略整个中国和重新武装日本，与要求美军从朝鲜和台湾撤退，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并迅速缔结共同对日和约，以保证太平洋和亚洲的和平安全联系在一起。”11月18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郭沫若在发言中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项纲要：（1）制止美国和其他国家侵略朝鲜的战争，要求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侵略军；（2）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任何干涉；（3）要求宣布麦克阿瑟是战争贩子；（4）坚决反对原子武器的使用；（5）要求世界各国同时裁减军备，建立有效的管制。这里面，第一、二条是实质性的，其他三条是策略性和号召性的。由此，中国的底牌就看得很清楚了：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必须一并解决，因为美国几乎是同时向朝鲜和台湾派兵的（1950年6月27日晚间，美国第一批作战飞机飞临朝鲜上空。从同一天起，美国第七舰队10余艘军舰先后占领台湾基隆、高雄两港口）。现在，“五步方案”只要求在朝鲜停火，停火之后再讨论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问题，中国的不接受，当在情理之中。
第二，中国对联合国的认识。中国第一次参加联合国会议的是特派代表伍修权，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经历，足以给初登国际舞台的新中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三点建议：“谴责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海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并决议要求美国政府自台湾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以保在太平洋的和亚洲的和平及安全；决议要求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以和平处理朝鲜问题。”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的操纵下，否决了中国代表的提议和苏联代表提出的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美国对此结果感到不满，又于12月7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被安理会否决的诽谤中国“对大韩民国侵略案”列入了联合国大会议程。为表示抗议，中国代表愤怒地离开会场。伍修权准备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发言，控诉美国侵略中国台湾，但由于美国无理阻挠，政治委员会迟迟不就“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进行讨论。12月15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联合国大会无限期休会。12月18日再次通过决定，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也无限期休会。此时，中国政府感到“联大的这些决定，实际上取消了我们利用联合国讲坛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机会。”周恩来甚至嘱咐伍修权、乔冠华：争取时间准备好发言稿，抢着发言，“他们是不会让我们讲话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入朝作战进展顺利之际，亚洲国家曾向中国表示：如果中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周恩来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十三国不反对美国对中国、朝鲜的侵略？为什么不宣布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为什么美军打过三八线时，十三国不讲话？十三国中还有菲律宾（菲律宾是组成“联合国军”的成员国）就不是第三方提案了。周恩来认为，这是“拉偏架”，是为美国争取喘息准备再打提供了法律根据。
与此相似的一件事是，周恩来回忆美军登陆反攻时，尼赫鲁曾经对我们说，三国外长会议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如要过三八线也要提到联合国决定。10月1日、2日的消息是美军已过三八线，而且若干天后，还在向前推进。以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又通过尼赫鲁向我表示，过了三八线到距离鸭绿江40英里时即可停止。实际上，当时已进到平壤，而且又由平壤继续北进。周恩来说：“这是对中国的二次欺骗。”如此的几次经历，中国对联合国自然不能相信。
第三，“五步方案”不是孤立的一件事，美国的停火要求也不是在这个时候才提出来的。事实上，从1950年12月5日十三国提出第一个提案开始到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侮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从联合国方面看，每一件事情都是有联系的：没有十三国的第一个提案，就不会有第二个提案；没有第二个提案就不会有“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没有“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就不会有“五步方案”。它们之间有着因果关系，美国在其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不完全是自然逻辑的结果。因此，仅就其中之一而言并据此得出是与非的结论，似有简单化之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始终认定美国是在玩弄“停火”的阴谋。
中国的这个判断并非凭空而来。
1950年11月24日，《泰晤士报》援引华盛顿的一则消息说：美国有报道说，7个联合国师——3个美国师和4个南朝鲜师——以及英联邦旅已准备就绪，去进行据称是最后的进攻，以扫荡从西海岸至南朝鲜部队已经到达的地点这段鸭绿江下游地区。这篇报道不是记者的猜测，因为“麦克阿瑟准备进攻，这已不是秘密。也许历史上还从未有一位将军像他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自己的计划毫无保留地暴露给敌人。”同一天，麦克阿瑟还公开宣布“‘联合国军’已经开始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
11月30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准备加强军事力量应付中国，“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它（指原子弹）”。美国总统的核恫吓令西方大为震惊，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法国总理和外交大臣前往英国，与英国首相会谈。嗣后，英国首相艾德礼专程飞到美国，要求美国队此事作出澄清，并承诺不在朝鲜使用原子弹。连美国的盟友尚且对杜鲁门的声明作出如此激烈的反映，作为交战方的中国又有什么理由可以置若罔闻，不认真对待呢？
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自16日起美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美国增加军火生产，扩大军队，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等措施。次日，美国务院发表了管制中国在美国资产及对中国禁运的新闻公报。同时，宣布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成数倍地（4倍-5倍）提高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
所有上述信息都是经美国媒体公开发表的。
面对这些，要中国政府相信美国的停火诚意，恐怕是很困难的。中国政府得出美国是在以“停火”为幌子，真正的意图是准备更大的进攻的结论，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至于说，“五步方案”发生在后，上面所说的都是在这之前的事，好像有点对不上口径。其实这并不矛盾，中国政府早就有言在先了，凡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一切重大决议，中国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代表不准备与“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进行任何接触。这个声明是周恩来12月22日发表的。既然是不承认、不接触，当然对他们的提案也就不接受了。这就是新中国的外交风格，说到做到，前后一致，不会说一套做一套，更不会首鼠两端，畏首畏尾，就是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完全不同于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崭新形象，这在新中国初期表现得尤其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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