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从欢呼批斗坏人到自己被红卫兵批斗

（转载）

一九四九年，老舍在纽约近四年，对回国似有迟疑。十二月，他从美国归来，在东城买下一个小院。他受到毛泽东政权欢迎，参加了若干会议。次年五月，北京市文联成立，他被选为主席，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从此，作为文艺界的代表，社会名人和北京文艺界头羊，他积极跟随党的号召，参加历次政治和文艺领域的批判运动，“痛斥”他人，表白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立场。

最初，老舍努力接受和跟从这个政权，努力缩小自我，与之协调关系，后来不得不放弃自我，以求生存。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老舍在《人民日报》发表《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一文，谈他参加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被斗者押到台上：“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 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地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 警士拦住了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在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成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紧接着，他谈“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他自己的父亲！”老舍感到要落泪了：……敌人都该消灭。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什么‘马马虎虎’ ‘将就将就’‘别太较真’这些常常在我心中转来转去的字眼，全一股脑儿飞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这么一来，我心里清楚了，也坚定了；我心中有了劲！”“放胆干吧……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

老舍意识到自己由文雅、温情、宽容滑到野蛮、仇恨、赶尽杀绝这种奇妙变化，由一个文雅的绅士变成一个仇恨的暴民，此文显示老舍放弃自己的人文价值观，主动追随和认同这个政权及其暴行。他赞扬的这一切，实乃飞去来镖，十五年后致他于死地。

一九五五年五月胡风事件案发，全国知识界掀起批判胡风“集团”运动。五月二十日，老舍的批判文章《看穿了胡风的心》在《光明日报》发表，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八月二十日，老舍的批判右派文章《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月二十九日，老舍的反右文章《旁观、温情、斗争》在《文艺报》八月号发表。九月十一日，他的《答匿名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同日，他的歌功颂德文章《应当感谢党的领导》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十月廿八日，他的《斗争右派，检查自己》一文在《曲艺》第五期发表。九月廿八日，他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发言《首先做一个社会主义的人》，十一月发表于《美术》。这些文字收入一九五八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自选集《福星集》。

一九六零年正是全国人民大饥饿时期，老舍的歌颂文章《人民公社好》发表于四月廿八日《中国新闻》。一九六三年十月一日，他写的歌词《歌唱伟大的党》在《北京日报》发表。他的《戏剧语言》一文说：“我们多么幸福，能够作毛泽东时代的剧作家！”

无疑，老舍的文艺观也紧跟毛泽东政权。一九五零年，他在《老舍选集》自序中表示，他要“按照毛主席指示的那么去创作”。一九五二年，他在《学习民间文艺》中说：“上次春节，我赶写了一出宣传新婚姻法的小歌剧，名叫《柳树井》。 ”他的《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为“赶任务”辩护：“一提‘赶任务’，或者就有不少人赶紧皱起眉来。有的人认为文艺作品是不能‘赶’的，‘赶’就写不好。” ……是应该的，而且是光荣的。别人不赶，我们赶，别人就没有成绩，而我们有成绩。 ”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老舍身在医院，接到上级指示，回到单位北京市文联，受到文联“革命”群众和北京二十八中学等学校男女红卫兵的揪斗。当场被斗的还有作家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人。萧军最先挨打。学生不认识这些作家，本单位“革命”群众为小将们一一点名、验明正身。延安来的女作家草明挺身而出，一声“我揭发”，跳上花坛，揭露说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美国，他拿美金，老舍否认，红卫兵开打，在一片“打倒”的喊声里，老舍倒在地上，血从头部流下来。当天下午，老舍、萧军等二十余个干部和作家被红卫兵押送到成贤街的文庙，跪在焚烧京戏戏装的大火炉前，痛遭新一轮暴打，回到市文联后继续遭毒打，直至廿四日凌晨。八月廿四日，老舍投身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自杀（湖已填平、成为地铁车辆厂）。廿五日，湖中尸体被人发现。老舍死后两天，文联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草明：草明在解放后参加代表团到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那里有个出版商翻译、出版了她的小说《火车头》。书商问她希望稿费付什么币？草明回答：“要美金”。

⊙　体验自己笔下的“自杀”

老舍之死，给人们留下种种话题。在我看来，老舍之死，主要基于三点精神心理原因，即大屈辱、大痛悔、大悲愤。屈辱感，来自外在政治强权十七年来之凌辱；痛悔感，来自对内在性格十七年来之自贱自辱的悔恨；悲愤感，来自对屈辱和痛悔交加而生的悲哀和愤怒之情。这种精神心理，是人生的失败感，掺杂着强烈的羞愧和丢脸之感，这是一种悔悟。倘若他始终坚持人格尊严，不追随强权势力，虽有外力加辱，尚有内心人格做自己的骄傲和生命的支柱，仅仅外力不足使他自杀；倘若他真诚相信并跟随强权，虽有一时外力，因为他真信那套，亦大抵不会自杀；唯有软弱、敷衍、放弃自尊、明知邪恶却俯首追随，一旦外力来到，大辱加身，才会使他痛悔自辱自误，外无尊严内无元气，生命只剩下一个空躯壳，必然内心崩溃、精神解体。这种内心精神崩溃和丧失人格尊严，往往是知识分子死亡或自杀的最大原因。

欲解老舍自杀时的心态，亦需细读他的作品。他的多部小说，探讨过生命的意义，揭示过国民的性格弱点，描写过许多人物走向自杀的心理，值得读者玩味。

《离婚》有一段老李与老邱关于人生意义的对话。“老邱，你看咱们这么活着有意思没有？…… ，一样的没意思。我少年的时候是个野驴；中年，结了婚，作了事，变成了贼鬼溜滑的皮驴；将来，提到德胜门外，大锅煮，卖驴肉。我不会再跳出圈外，谁也不能。……你我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其实是一锅里的菜。……”（第十三章）老李看明白了：“在这个社会里只能敷衍，而且要毫没出息的敷衍”他漫无目的地走，不想回家。“他越看不起自己，越觉得不认识自己，……好心要是使自己懦弱，随俗，敷衍，还不如坏心。他低着头在暮色中慢慢的走，街上的一切声音动作只是嘈杂紊乱，没有半点意义。一直走到北城根，看见黑糊糊的城墙，，才知道他是活着，而且是走到了‘此路不通’的所在。他立住，抬头看着城墙上的星们。四外没有什么人声了，连灯光也不多。垂柳似乎要睡，是非常的明。他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人，没有无聊的争执，连无聊的诗歌也没有的世界……”（第十六章）老舍最后一日也这样走，走到北城根，太平湖边，城墙内曾是他母亲的住房，葡萄院二号。

《偷生》中的祁天佑遭到日本人的人格凌辱，被押着游街，口里喊着“我是奸商！”他悲愤地投水自杀。“文革”中的老舍与这个人物遭遇相似，却更遭毒打，尤为残酷。老舍感叹：“北平人是爱看热闹的。…他们只要看见了热闹，便忘了耻辱，是非，更提不到愤怒了。”请看他笔下的天佑自杀前如何感受这悲剧人生：“ 天佑的眼被泪水迷住。……猛一抬头，……好象大梦初醒，……他看见了一个完全新的世界，有各种颜色，各种声音，而一切都与他没有关系。……一步一停的，他往西走。他的心中完全是空的。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三个儿子，儿媳妇，孙男孙女，和他的铺子，似乎都已不存在。他只看见了护城河，与那可爱的水；水好象就在马路上流动呢。向他招手呢。他点了点头。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活着，他只是耻辱的本身，他刚刚穿过的那件白布红字的坎肩永远挂在他身上，粘在身上，印在身上，他将永远是祁家与铺子的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戾。他雇了一辆车到平则门，扶着城墙，他蹭出去。太阳落了下去。河边上的树木静候着他呢。天上有一点点微红的霞，像向他发笑呢。河水流得很快，好象已等他得不耐烦了。水发着一点点声音，仿佛向他低声的呼唤呢。很快的，他想起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 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这个人物自杀，也来到城墙边，来到水前。

《火葬》中的梦莲：“她没有多大的胆量，但是任何一个青年在同一的情形下，都会把所有的胆量都拿出来支持一点人间的正义。她没有什么本领，但是在人格可存可失的关头，她宁愿因反抗而失败，也不肯随便的跪在地上。她知道自己必是失败，因为她的敌人是二狗与一大群日本野兽。可是她不能退缩，投降；反正是一死，横一下心，死得光荣一点，总比经常的受辱强一些。她很弱很小，但是她必须有以死为抵押的决心。她爱自己的手，脚，与全身，她怕死；可是她必须受自己灵魂，她得去死！她的泪没有落下来，而没有落出来的泪是最酸楚的，也是最勇敢的。”这种心理和性格分析，有助于了解老舍自杀前可能有的关于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的思考和决心。

据以上文字可知，老舍实已多次体验过笔下人物自杀的心理过程。他在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罕见的人格侮辱中毅然决然走向自杀，对于象他这样一个懂尊严、讲体面、有内省智慧和道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他这样一位在多部长篇小说中反复深思民族文化弊病、多层面揭示和批判知识分子性格弱点的作家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老舍是一位很有思想、富于文化深思精神的作家。他在作品中艺术地思考中国人的生活、习气、性格及其文化问题。从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到《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贯串他对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问题持续不懈的反思。最后，他以决然的自杀，为这种文化反思做出他的愤慨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