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 (I.II 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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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头蛇尾的叁峡舵手
毛泽东主席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在北京病死时，大陆上曾流传一记幽默的评语，说：毛如死於一九五六年，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中国的列宁”；如死於一九六六年，还不失为一个“中国的斯大林”。不幸他死於一九七六年，那他就只是个“中国的毛泽东”了。
这项评语对毛来说，虽是谑而虐矣，却颇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因为它评得公平合理，恰到好处，也入木叁分。毛公在其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中，其所作所为底祸国殃民的程度，也确实是每下愈况；若不及时蒙教主恩召，其不知伊於胡底呢？
我们搞历史的碰到这一情况，首先就要问一声，毛公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历史人物，何以弄成这样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地可笑的结局呢？
关於毛氏晚年的失德，近年来大众媒体上的评毛之论，都太看重於毛氏个人的行为了。历史人物尤其是转型期中的历史人物的政治行为，不是不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亦有其极限。
在一个治宏观史学的社会科学家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原只是一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史。古老的中国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它要从一个东方式的传统农业大帝 国千年不变的“定型”，逐渐“转”变成一个西式而有中国特色、以工商业立国的、现代化的民主共和国的另一“定型”。这两个“定型”之间的转变，今日看来， 其全部过程大致需时二百年。更确切的说，那就是鸦片战後（一八四二年）一直延长到下一世纪中期的四、五十年代。
这两个转型世纪在我们的中华五千年史上，实在是一条充满惊涛骇浪、深滩险崖的历史叁峡。我们这一条“中华文明号”大帆船，於一八四二年自夔门进入叁 峡，顺流而下，千里江陵一漩涡，真是惊险莫名。沿途且修且补，并改造加装新式马达，实在艰苦不堪。计从巴峡穿巫峡，一路上我们从一般乘客中临时培训的传统 梢公和西式舵手，又逢滩必换、遇峡即改。而顽固的梢公、幼稚的舵手，才能不同、个性迥异；把舵争权，又各不相下。以致逢崖触礁，遇滩搁浅。而乘客之中，又 各私其党，嘈嘈杂杂，莫衷一是，弄得船翻船漏，溺者如麻。朋友，我们通过这条历时两百年的历史叁峡，真是惨痛不堪！尔我都是这条破船上的乘客。大难不死， 算是命大；沉尸江底的同胞难友，也只好说是在劫难逃，向谁抱怨呢？
在这长至两百年的大船难中，那位叶赫那拉老太太和孙、袁、蒋、毛、邓诸公，便是在我们这条破船上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的梢公和舵手。毛泽东在这次过峡航行中，操舵前後二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
可是毛泽东纵在亲毛派的群众眼光中，也不是个好舵手。在死前二十年他已犯了麦克斯．韦伯所警告的“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之大忌。到死前数年，他足 不出深宫，据张玉凤美人的回忆，毛公主持的党国大政，竟然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瞎指挥”。毛患白内障，已完全失明。他还要找个侄儿传话，口授其“最高、最 高、最高指示”，以保持他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领导权。
这一宗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怪现象，不特是任何现代国家之所无，即非拉地区最落後的部落小邦亦未尝有。我国专制时代所出的四百多个皇帝中，亦未曾一见。而此事由毛氏实行之，其荒唐落伍、封建专制的行为，举一反叁，就无待多赘了。
毛泽东这种荒唐行为，怎能会把有党员四千万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和有人民十亿之大国的国事，弄上轨道呢？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笔者旁观毛公数十年，仅举此小例子以质诸对毛公最忠诚的党史家。他（她）们或也不会说我过分批毛罢。
这儿问题就来了。毛公一代豪杰也。年轻时诅咒独夫昏君暴君岂不於我辈？何以年臻耄耋，却干出如此相反的结果，岂亦有其隐情和迫不得已之苦衷哉？再者， 那个历史辉煌、豪杰如林、而拥众四千万的伟大革命党，何以能容忍像毛氏晚年那样荒唐的领袖？那个有十亿人民的伟大中国，和他最善於“揭竿而起”、推翻暴政 的八亿农民，为甚麽宁愿饿死两千五百万，也不起来“造反”？
要解答这个问题，则上述宏观法则便不易深入。我们还得细读中共党史，和毛公的个人传记，从微观史学着手了。
当“主席”的基本功
首先我们要问一下，在那遥远的二十年代，为当时的革命浪潮所席卷的千万个毛头小青年中，毛泽东何以能脱颖而出。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归功於“五四”（今 日的“六四”）那个学潮了。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学潮，都是政治训练班。毛泽东便是这个训练班中的学生头头。当学生领袖的人，首先都要有点政治性的组织天 才。他也要具备若干有初级理论基础的煽动伎俩。更重要的，他还要具有在青年同学之中当“老大”的权威。前二者多半出自天赋，而後者则是环境薰陶使然。
当年在湖南那批毛头小青年中，毛是个年纪较大的已婚的老童生。这种老童生在当时学生会往往都是“老大”。有权威的老大，很多都习於颐指气使，小弟们也 乐於听从号令。——这是笔者在二、叁十年代所亲历的经验，四五十年代就逐渐不同了。现时代的初级师范，哪有甚麽已婚的老大呢？——这种老大气息，便是毛後 来一直做“主席”的基本功。邓小平的经验与毛却恰恰相反。邓做了一辈子聪明活泼、乖巧伶俐的小鬼、小老弟。不习惯於做形式上的头头。到老了，那个现成的 “主席”，还要让别人去做呢！朋友，毛老大控制的办法，就不是这样了。
毛氏进入他底政治“成长期”，他就被卷入了那人类历史上最风云诡谲的“党争时代”。在那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国内国外、左右开弓、阴狠毒辣、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中，就难免有其优胜劣败底自然规律；其外还要看上帝安排，哪一个的“命”最大呢。
在一九五叁年中共中央党校一次理论性的研讨会上，艾思奇教授曾说过一句诚实的“错话”。他说毛主席最高领导之形成，是有其“偶然性”的。他这句“错话”其後被必然派引为口实，终使艾氏在政治上永远不能翻身。——毛主席最高领导之形成，怎能是偶然的呢？
可是艾思奇教授虽然沉冤莫雪，而杨献珍等人的必然论未始就毫无真理。因为中共在二十年代发轫之初，原是一个纯高知的组织。它的第一任总书记大家长陈独 秀便是个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羽翼陈氏的瞿秋白、李大钊、徐特立、张国焘、董必武、李达、陈绍禹、周恩来等人都是些名士和诗人，不折不扣的 “高知”。而他们所干的勾当，却是组织和鼓动工农兵，乃至穿破鞋、打烂伞等等旧社会中所谓流氓、地痞一类的“低知”或“无知”来暴动、来斗争。他们双方本 是格格不入的。在早期的中共领袖们之中，真正能与下层社会群众搅和得如鱼水，同时对上层高知也能浑然合流的，毛泽东这个“二十八划生”之外，恐怕很难找到 第二人了。
笔者不学，读中国近现代史数十年，遍览两党史籍，我不能不说毛氏比诸其他各有所长的中共早期领袖们，硬是棋高一筹。放笔谈个痛快为篇幅所不许，然以抽象代具体而简述之，亦未始不能略搜叁昧以就正於方家。谨为简列十条如後：
一，毛比家长陈独秀更为“坚定”。陈教授说理，舌灿莲华；一挫败便成为孤家寡人。
二，毛比瞿秋白这位诗人、名士、苏州才子要“扎实”得很多。秋白拿笔杆都有轻飘之感，慢说拿枪杆也。
叁，毛比李立叁“稳重”。我的中学校长邵华先生，曾偕李立叁晋谒段祺瑞。邵便批评李太“莽撞”。
四，毛比张闻天、陈绍禹、秦邦宪等更为“实际”。毛批评这些国际派为“头重脚轻根底浅”，也近乎事实。
五，毛比周恩来“毒辣”。毛或有杀周之心，而周断无篡毛之念。“无毒不丈夫”，周总理太谦和了。
六，毛比张国焘“狡猾”。张有夺权之心，而无夺权之术。搞权术，毛为教授，张小学生也。
七，毛比刘少奇“自私”。刘有妇人之仁，遇同志有恩有爱（此为张国焘对刘的评论，余存有录音）。
八，毛比林彪更“奸诈”。林在党内有奸诈之名，视毛则瞠乎後矣。林为孙悟空，毛则如来佛也。
九，毛比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陈毅等职业军人更有“政治头脑”。
十，毛比邓小平“高大”。毛是汉高祖，邓则是搞“非刘氏不王”的萧曹二相国和周太尉的综合体。无毒不丈夫。
文人搞政治，入党做官，命大才高者，或可封侯拜相，位臻极品，然想打天下做皇帝，做一世祖，则国史上未尝有也。
做开国之君者要雄才大略、文武兼资。更重要的还须泼皮胆大、心狠手辣；行为上要带数分流氓、几成无赖，才能打得江山，坐得第一把交椅；古人说“自古帝王多无赖”，至理名言也。
两千多年前，当刘邦和萧何、曹参一夥朋友，决定造反时，他们要选个带头的。司马迁说，“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後秦种族某家，尽让刘季 （邦）”。刘邦最初也十分谦逊，不愿领先。可是“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才开始造反。後来项羽把刘邦的爸爸抓为人质，要威胁刘邦就范。刘邦覆信 说，你把我老头子杀了，煮出肉汤来，还要“分我一杯羹”呢！
朋友，要有这样的狠心肠，才能打江山做皇帝。这样，则萧何、曹参、周恩来等哪做得到？做不到，那就坐坐第二把交椅，当当“相国”、做做“总理”了。
毛主席的“主席”不是好做的呀。毛门有“六烈士”。可是在杨开慧烈士在长沙就义之前，毛公已早就另结新欢（贺子珍夫人）了。何键枪杀了杨烈士；正为毛 主席帮忙，解决了家庭纠纷——不像与他同时的蒋总司令，还要化钜款私送陈洁如女士出洋呢！毛氏晚年作悼亡诗，还说甚麽“我失娇杨君失柳”。真是亏他说得出 口。
论才，毛周伯仲之间耳。论德，则周就不如毛之“狠”了。——周总理对“小超”多好！
古谚曰“无毒不丈夫”。不毒辣怎能做开国皇帝和独裁党魁呢？同周恩来这一流的高知文士争枪杆、抢领导权，在“遵义会议”（一九叁五年一月）之後，毛公在党内扶摇直上，终至定於一尊，你说没有“必然”的因素吗？吾为杨公献珍提出史实做佐证也。
“毛派”之形成与发展
遵义之後，毛公在党内党外都地位陡增。他原先在党内的许多权力竞争者如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朱德等领袖人物都逐渐折节下之，由平等的竞争者，转为忠诚的拥护者。渐次形成一个坚强的“毛派”，成为毛太祖的“从龙之士”和“开国功臣”。
一九叁五年六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会师。张国焘兵强马壮，坚持要否定遵义、另组中央时，这个新形成的毛派死党，便第一次建了护驾之功——他 们把朱总司令送给张氏去自组其中央。其馀领袖则从毛而去。一窝蜂涌往陕北，以便北向苏联靠拢，南向少帅假降，东向日寇与全国同胞摇其抗日大旗，放火自救。
读史者翻书至此，真不禁摔掉茶杯向毛氏肃立致敬。毛公雄才大略，能屈能伸，岂是立正救国的蒋委员长和叁陈诸公所能望其项背！
然叁韬六略，终需天助自助。若非少帅堕入彀中，诸葛亮也一筹莫展。
谁知“西安事变”一起，整个毛派的命运，也就全部改变了呢？——“天子之怒，流血千里”，终不敌“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能解决问题也。余尝问少帅，今世国人，公最服者谁？曰：周恩来！再问曰，您是否上了老周的大当了呢。少帅默然。
总之毛公“用兵如神”（陈寿评曹公之言）。试评毛公，虽百万言岂能尽其一面。
大致说来，自遵义而後直至一九五六年秋的“百花齐放”季节，二十一年中领导毛派共党打天下之毛泽东，在党务、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外交政策上，真可 说是“完全正确”（中共七大对毛的颂辞），错误甚少。所以在短短的十四年中他能“打平天下”（毛第一次进住庐山“美庐”时的豪语）。
可是在另一个二十一年之中，从争鸣反右到批林批孔（一九五六年——一九七六年），毛的所作所为则一步也没有走对。二十一年成了个完全错误的阶段。在他老人家最後二十一年领导下之中国与中共，其能免於亡党亡国者，也真是个历史上的奇迹。
朱总司令的抑郁
在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战区的太行山前敌司令部，一位“杂牌”出身而功勋非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郭寄峤将军偶然被分派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这位传 奇英雄，共用一寝室。二人白天则同吃同住，夜间也常时联床夜话。这位国方将军对这场抗日战争颇感兴奋与乐观，而朱则居恒悒悒。一次国方将领很欣然地向朱 说，玉阶兄，现在国共合作，国家统一了。抗战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朱抑郁地说，抗战前途，并不那麽乐观。这位国方将军乃追问其故。朱说，国共两党如今都抓在 蒋、毛二人之手，而蒋毛二人却是两个最自私的人。他二人何能合作抗战？
读者贤达，这不是小道消息。这是那位颇具圣贤资质的朱德将军底由衷之言啊！“权瘾”如“毒瘾”。
在朱德的眼光中，蒋毛二公何以都变成“最自私的人”呢？朱老总有所不知，天下哪有不自私的政客呢？在激烈的政争之中，其客观情况，一般都是“劣币驱逐 良币”的。有为有守的好好先生、正人君子，在这种夺权市场，是无法生存的。因此政客地位愈高，愈急於“抓”权，也就愈无原则、愈自私了。——尤其是在“转 型期”中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市场。在这儿我们的道德标准、法律制度、价值观念，通统都是朦胧不清的。社会舆论和人民的眼睛，也拿不出标准来，聪明人就会善加 利用了。朋友，哪一个政客，尤其是超级大政客，不是聪明绝顶的呢？或问，领袖诸公青年时期，不都是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青年吗？何以老来自私若此呢？
答曰，君不见活烈士汪君精卫乎！精卫少年时在死囚牢中，自期“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壮烈！何以年已知命，还卖国求权呢？
余尝问知汪极深的高宗武先生，以汪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何以甘心沦为卖国汉奸？
高说：“押宝嘛。”
读者诸士女大多与在下一样，无权无位，固不知嗜权嗜位之有瘾也。“权”者，鸦片烟、海洛因、番摊、沙蟹也。一朝嗜权成癖，亦如嗜毒、嗜赌也。张汉公曾 告我：“戒毒的痛苦如脱胎换骨，一个人能够戒毒，则没甚麽事他不能做的”，实是经验之谈，亦见戒毒之难也。其实戒赌、戒权，其难亦不在戒毒之下呢！——一 个瘾君子，为着毒瘾，他可以杀人放火，售妻鬻子，无所不为。同样的，另一种瘾君子，为着权瘾，国家民族也就管不得许多了。——此一代才人汪精卫，为押错宝 而遗臭万年也。
汉代的政客主父偃说：“臣结发游学四十馀年，身不得遂，亲（父母）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音鄂，受鸟气）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其实主父偃并不是个突出的例外。他只是一种型态。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多半如此。汪精卫和蒋毛二公基本上也都是这种人。
自私心与责任感
当然写历史的人，也不能一竿打翻一条船。其实“自私”从另一角度来透视，又何尝不是一种“责任心”呢？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的大英雄大豪杰，不都是 以天下为己任吗？蒋公在一九七五年“崩逝”之前，还不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写了一副绝笔对联？那位“且看今朝”的毛主席，在蒙教主恩召之前，以不同词句， 表达相似心情的纪录，不更是多不可数？——甚至那位“老有大志”的“中国脊梁”梁漱溟先生，不也说过，他如死掉则民族就要遭殃，文化就要灭亡？抗战期间， 在敌机空袭之下，抱头鼠窜的刘文典教授，不也是说他在“替庄子跑警报”？
其实这种心理现象，不能以“自私”一语了之（如朱老总之所言），它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和“牛皮主义”以及“绝对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间的关系却稍有不同，虽然他们原是一母所生的骨肉兄弟！
既然这些酸溜溜的老儒、迂夫子都还有这种心理现象，我们又怎能错怪蒋氏毛氏那种盖世英雄之“朕即国家”的观念呢？俺一身系国族安危，能不善自珍重？更何况生为领袖，“抓”就是他们的天性呢？——“抓”，也就是自私的基本功也。
转型期中，按理就不能出牌
“抓”无伤也。上帝不仁，创造了生物，就是叫它们去抓的。为着自身的生命，为着将来生命的延续，上帝本要训练它们去“抓食”、“抓色”。可是在一个 “文明”的社会里，“抓”总得要“按理出牌”。大家公平竞争，轮流坐庄，打它四十八圈麻将。看谁的技术高、手气好；“赌奸、赌猾，不赌赖”，以决胜负，以 定输赢，以看谁“坐庄”、“霸庄”。——如此守住四人的根本游戏规则，法治民主，输赢之间，心平气和。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老子今朝犯了错误，“手气不 好”，受了你的鸟气；君子报仇，叁年不晚，下次再来“翻本”。——此鲁迅先生之所谓“费厄泼赖”，公平竞争也。
不幸的是在我国近百年的“转型”期中，我们只能打四人一桌的小麻将，我们却不能打四万万人、甚至四十人合打的大麻将！因为我们没个打大麻将的规矩。没 个众赌徒都一致遵守的“赌规”，那我们打起麻将来，那就既“奸”又“猾”、更要“赖”了。一“赖”就没有“费厄泼赖”了。斯之谓“无赖”。——以无赖的手 段来处理国政，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你看：“反右”期间，毛主席不是分明说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为甚麽後来那些大嘴巴先生甚麽葛佩琦、储安平等等，被整得那样惨呢？大家责问毛 主席“言而无信”，对人民搞“阴谋”。毛公不但脸不红、皮不皱，他老人家反而笑容可掬地说，这叫“阳谋”，叫“引蛇出洞”！
朋友，这就叫“耍赖皮”了。耍的人就叫做“无赖”了。费厄泼赖也就扫地了。
孔二先生不说过，治民可以“无兵”，可以“无食”，但是不能“无信”！
毛主席把中国搞糟了，简单扼要的一句话，就是他犯了我民族文化上的大忌：“无信於民”！——这是毛公搞法家，搞到走火入魔的结果！
崇毛的读者，阅拙作至此，可能误以我为亵渎圣贤，在天安门大像上泼油漆，诬蔑毛公。非也。治宏观史学者，立巫山之巅，看滚滚叁峡。洪流浊浪之中，个人 行为，藐不足道也。鄙不言乎，一部中国近代史，转型史也。转型中途，江流石不转，浪全转船半转；汪转蒋不转、毛不转邓转，有啥法律可讲？道德可依？章法可 循？王安石说：“天命不足信！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各是其是，各党其与。啥叫“按理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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