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重整”上海话, 从“外地人在上海”摆摊头, 到地铁里只见是外地人, 有事没事就想了想“什么是上海人”?
举一个例子来与大家探讨“上海人的定义”。
我舅舅，小学初中基本上是在四川老家上的，后来到上海读高中，这段的三年时间是在读书， 当然不能算作“上海人”，虽然舅舅若不是那么“嘴笨”的话，年轻的他还是很有可能学会说上海话的，而且若不是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车，他也可能在高中毕业后，直接在上海考大学，以后就继续留在上海的，那就毫无疑问地成为“的粒刮勒”的“上海人”，但历史不能假设的。
抗战开始了，大家都往四川跑，我们家原本就在四川，舅舅也往回走了， 但他没回川，可能是嫌四川的大学不行吧，到了武汉考入武汉大学土木系，抗战中期跟着武大跑回了四川，毕业的地点是四川乐山，后参加了梁山（现名梁平）美军机场建设，这些年自然又成了标准的四川人。
抗战刚胜利就到上海，任工务局工程师，因我舅妈亲属的关系，算是级别较高的工程师。算算前后也在上海待过些年头（至少有六七年）， 听上海话没问题但说就不行了，此刻的我舅舅在上海有蛮体面的工作，夫妻两人住着某公寓的一间房（和别人合用厨厕），舅妈虽是安徽人在抗战前就在上海住过多年，说得很好的上海话，按照一般定义，他算不算“上海人”？好像可以算了吧。
临解放的48年底地下党为东北解放区招聘技术人员时去了鞍山，鞍钢复建时任化工工地主任工程师（国家三级），后随冶金建设公司转战大连哈尔滨本溪湘潭江油（四川）贵阳广西的平果和大厂，最后落脚柳州，一辈子颠簸流动，是冶金系统可以算是“最资深”的工程技术人员之一了，可是他与很多四川人一样， 好像语言能力有些欠缺，说来说去还是四川普通话，当然长期在冶金系统，那个普通话带“东北的大碴子”味儿，而我的那几个表弟表妹则个个说着鞍山口音的东北话，可最初在东北那几年，舅舅还是老被说成“那个上海来的工程师”！
作为1958年“补选”上的右派分子，总工程师自然是当不成了，被下放到子弟学校先教英语，四清时被认为“我们的后代怎么能让右派教育呢？”的阶级路线光辉照耀下，调去了职工食堂卖饭菜票。七十年代中期， 政策的松动又使他回到了技术岗位，当然不可能当技术的负责人，好歹有就有机会到北京上海出出差什么的了。
抗战前上海的马路名字是很殖民主义的，尤其是法租界，什么霞飞路金神父路，抗战胜利后上海改过一次马路名了，如霞飞路就改成了林森路，这些“殖民地”路名“民国”路名我舅舅都知道，而且还算熟悉， 到底他是在工务局工作的嘛，规划马路也是其工作之一，也就是说他记得的上海马路名全是老的。
路名大多变了， 市区扩大很多， 加之年头不少了， 记忆未必清楚，上街就要问路。那时虽是文革后期，政治形势不那么严峻了， 但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胆儿总比较小，老名不敢说新名不知道，问起路来就紧紧张张含含糊糊，用的又是四川带东北口音的“半普通话”，加之穿着有些“名士派”的不修边幅，您说在上海会遭人待见么？本身问的或许就是不清不白，别人给的回答他也没听清， 倒不一定是没听懂也可能是老头耳朵不好，被抢白了几句“讲勿清爽问啥问啊？”“迭种外地乡下老头梆闲话都听勿懂到上海来做啥啊？”
到我家后，给我们说起，舅舅很豁达，很想得开（当做那么多年的右派还有什么资格埋怨啥而想不开的啊？）地学着老派上海话说：“迭个小（用了尖团音siao而不是 xiao）姑娘， 我（ngwo而不是 wo）辣上海格辰光，伊拉爷大概还呒没养出来哉”（他还没说我一家头赚格钞票大概可以顶伊拉一家门了）。
我突然一想， 若是舅舅那次没去东北而依然留在上海工务局工作，大概应该是什么城建局建工局什么市政设计院建筑设计院的正副总工程师之类的吧，在上海好歹也能算得上够档次的人了，怎么也得算是真正的“上海人”了吧。从而引伸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上海人”？
从人文地域上来说： 老家或祖籍上海的才能称为是上海人，可相当的年头里， 并没有人说他们是上海人， 包括他们自己也是说“伲本地人伲浦东人"。
后来在没有户口限制的时候即人人可以想搬去上海或说成搬来上海的时候，只要是住在上海的人，也许可以说是上海人了。
户口制度的加强， 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上海了， 我想此时上海人的定义应该变成是有“上海户口”者，若您没有那张上海户口， 不管你是北京国务院的一个什么司局长或者哪个省城什么大学的正教授，到了上海， 还是被上海的一般市民说成“伊个外地人”。
可想想又有不对的地方，有些南下干部各地毕业分到上海的大学生，包括原来就在上海的一些不会说上海话的教授工程师医生等“高档职业”的祖籍全国各地的“人”，有时到淮海路南京路买东西，因说不来上海，“硬劲”有被认为是“外地人”的经历，怎么解释呢？ 这些人，住上海多年有上海户口，级别职务又挺体面，在左邻右舍单位同事里，绝对不会被“误认为外地人”，可离开了熟悉环境呢，就完全可能说不来上海话而被认为是“外地人”。 扯半天，好像上海人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会不会讲上海话？
上山下乡出去的， 无论其老家何处，无论其下放何处，一律自称“阿拉上海人”，一律被人称为“那个上海人”。 同样，支内支边调往外地的人， 自称和“被称”， 还是“上海人”。
搞不懂的是现在， 新一代小“上海人”，比方一个十岁的小赤佬，伊拉爷是辣上海出生长大勿会讲普通话，伊拉阿爷还是上海出生上海长大只会讲蹩脚普通话，三代均只有过上海户口，不过现在世道勿一样了， 迭只小赤佬变得勿会讲上海闲话而只会得讲普通话，不过不是北京话（因为说得算是字正腔圆但不会“儿化”），但是绝对不会有人说这个小孩不是上海人。
又好比 一个北大博士毕业生，原籍河南河北什么的，在上海找到份解决户口的工作，薪水不低其家境蛮好， 很快在上海买了房结了婚生了孩子，本人语感也不错，三两年之内上海话也说得相当不错了， 走到马路上是没有人讲“迭个外地人”了，可是 ， 在小区里，还是被人说成“十八楼伊个外地人”！？当然因其职务气质形象，倒不至于当成是被人看不起的“外地人。但是， 摆小摊卖大饼油条的，做钟点工送水的，看大门做保安的，就属于理应被看不起的“外地人”了。
到底是“祖籍”，“户口”，“语言”还是什么，能作为“上海”人的标准？搞勿清爽了。
插一句，若一个人是从国外回去的，无论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 哪怕是毛里求斯赞比亚，人们只说“外头”来格而不是“外地”了，一个“头”和“地”字的差别， 显示了我的上海老乡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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