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从姚蓬子到姚文元

打开鲁迅《集外集拾遗》，可见一首《赠蓬子》：

蓦地飞仙降碧空，
        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
        逃去逃来吸北风。

这是1932年3月31日姚蓬子去鲁迅家中，鲁迅亲书所赠。前一年，姚蓬子得子，是为姚文元。由于这缘故，有人附会说，诗中“灵童”是指姚文元。但正如《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言，此诗系调侃穆木天妻寻夫事，“飞仙”指穆妻，“灵童”指穆子，与姚文元无涉，详解参见周振甫先生的《鲁迅诗歌注》。

虽然姚文元未从鲁迅口中获“灵童”之誉，鲁迅口吻也是打油戏谑，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首诗仍是一个重要和有意味的存在。

走到人生终点时，姚蓬子像是一个无足轻重之人。1969年，他作为一位癌症患者，像千千万万普通人那样，悄无声息地死去，尽管此时他的儿子已贵为“中央首长”，可姚蓬子却由于自己历史问题的缘故，无法得到本来或许会相当隆重的“哀荣”。

然而，姚蓬子断非等闲之辈，倘如“运气”不太坏的话，以资历他本该充分享受历史的尊崇。即便如此，他自己虽然落得个破帽遮颜的下场，他儿子却依旧间接地承仰了他当年那段历史渊源的余荫，蓬子的根柢由此可知。

什么根柢？且具体道来——

姚蓬子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潘汉年。关于蓬子入党，我见到的说法有两种，以上为叶永烈《姚文元传》之说，另一种说法见陈东林《冯雪峰与姚文元父子》，称蓬子入党时间在1927年或1928年，介绍人则为宣中华。

1930年，在潘汉年领导下，姚蓬子参与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创建工作，是左联元老级人物之一。《姚文
元传》叙述，成立大会上，姚蓬子当选为“第一届‘左联’执行委员，（应为“常委”，以后才改称“执委”），还说他以执委“兼总务部长”。但阳翰笙的回忆里面，没提到这些内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文学评论》1980年第二期）不过，当时之事并无原始记录，个人回忆彼此都有抵牾，例如冯雪峰在回忆中不能肯定姚蓬子是否在左联十二发起人之列，但同样地，他对阳翰笙是否在内，也不能肯定（孔海珠《冯雪峰在1962年的一次谈话》，《上海鲁迅研究》第十四期）。无论如何，姚蓬子之为左联元老，毋庸置疑——他之任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主编一职，是确凿的；编至第三期，才改由别人接替主编。而接替者谁？此人非他，周扬是也。

不做主编，姚蓬子做什么去了呢？他从一个文人，变成了一个特工。1931年，潘汉年开始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翌年，姚蓬子也随之从上海文坛消失了。叶永烈说，潘汉年给他安排的角色是“河北交通”。在陈东林笔下，他的角色要重要得多：“1933年，姚蓬子又调华北地下党工作，升任中共华北特委书记。”实际情况如何，有待党史研究的权威成果。这里，我们只须了解基本事实，即：姚蓬子不仅仅是1927年左右入党的老党员，不仅仅是红色文艺草创期的重要分子，还是中共最早一批投身秘密活动的地下工作者之一。

原来，藏在“姚蓬子”这怪怪的颇有颓废味道的名讳后面的，竟是这样一个人，我不由暗道一声“失敬了”。这句话，并无调侃之意。依原先想象，姚蓬子大约是混迹30年代文坛的小文人，因为不曾见他留下过什么杰作，却又跟鲁迅那样的文坛泰斗熟络，便以为或许就是靠两条腿勤快，专门奔跑于名人之间，如此而抬举了自己的那一种人。文坛向来不乏此辈，即在今日也很常见。——这，何等低看了姚蓬子先生!这，不是“失敬”是什么？

且不说那个有待确认的“中共华北特委书记”一职如果持续地发展下去，姚蓬子在中共内部会有怎样的前途、怎样的可能性，即便单论他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地位，那也是非同小可、一等一的人物啊。想一想他的“接班人”居然是日后中国文坛总管周扬，这身价岂能等闲视之。他是鲁迅家中的座上客，他跟冯雪峰、丁玲、沈端先（夏衍）、田汉、华汉（阳翰笙）、冯乃超等呼朋唤友、引为同志、共襄大事，这些人，以后几乎清一色是共和国文艺战线的领导者、风云人物啊。

这些令人充满遐想的景象，统统被1933年底的逮捕改写了。姚蓬子就是在那一刻，从通往传奇人物的道路上脱离，而踏上向普通人的归途。没有老虎凳，也没有竹签钉入他的手指，总之，中统不曾使他受刑，相反倒给予攻心术的礼遇，就这样，姚蓬子替自己写了一纸脱党声明，从此跟过去的历史告别。

1934年11月17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信中，以如下口吻谈论姚蓬子的“叛变投敌”：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凡有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蓬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

“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一句，是鲁迅的基本看法。从这句话看，鲁迅对姚蓬子没有人格特别不好的评价，“变化”只因为不愿意坐牢，不因为其他（如卖身求荣之类）。接着，说姚蓬子“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度其意，“浪漫性”当有轻率、冲动和虚荣之指，也就是说，认为姚蓬子投身左翼有赶时髦的动机——这肯定不是什么褒扬，但也谈不上憎恶。

事实上，姚蓬子变节后直到1949年革命胜利前，无论左翼文化人还是党组织都没有断绝与他的来往。他在国共双方都吃得开，都有朋友，这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重要人物们集体合影一张，内有邵力子、张道藩、周恩来、冯玉祥、胡风、陈铭枢、老舍、田汉等，而姚蓬子即厕身其间。我在《胡风回忆录》中多看到抗战间在武汉重庆、胜利后在上海胡姚交往的记述，虽然胡风从不掩对其势利、爱财一贯作风的嘲笑，但看得出来，他们过从密迩。姚“左右”逢源的特性，似乎被认为颇有利用的价值。1943年，冯雪峰经党营救，从上饶集中营出狱，即被安排暂寄姚蓬子的作家书屋。

 

一个公然背叛党的人，1949年前后居然没有躲到台湾去，或选择移居美国、欧洲或香港——不拘什么地方，这一点，反映了姚蓬子对抗战以来自己与左翼文化界和党的关系修复良好的自信。当然，如果他跑掉了，日后“四人帮”恐怕便不免来一个“四缺一”。这是姚蓬子以独特方式对儿子一生施加的影响之一。他还从更深在的方面施加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