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东方网的《早上阿拉吃泡饭》

 那天早晨，在家喝了牛奶麦片，我就到长岭路菜场点心摊，排队买东北饼。这时，有个新上海人问我：以前，你们上海人早餐吃什么，老三样？他手里抓着大饼油条，在我眼前晃了晃，嘴里的吸管吸着豆浆。他这样子，犹如是一只鼠标，敲开我思绪的库存，过去的情景像一幅幅活动画面清晰地显示出来：

小时候，从我居所的弄堂口往西走过马路，在霍山/荆州路口街角上，有个靠着洋房围墙用毛竹芦席和油毛毡搭成的简棚。里面有二三个大小煤球炉和两张长桌，三四个戴着白色围裙的从业者，正在桌上捏着面团，做着大饼油条。简棚旁，放着三四张方桌和若干长凳。早上，这个摊子上人头济济。有排队买油条的，有排队买大饼的，有坐长凳趴在方桌上喝咸豆浆的，还有人手抓着大饼油条，站在长凳旁等候、准备下坐喝豆浆。这些人狼吞虎咽、来去匆匆，一眼就可看出，都是急着要去上班的。

爸爸也起得早，拿个大搪瓷杯，到这个摊子上花2分钱给妈妈买一碗淡浆，然后在家吃了泡饭后再去上班。我和妈妈早餐吃泡饭，用昨天的剩菜或酱菜下饭。后来，我开始上学。有时，爸爸会多花3分钱给我买根油条。我吃泡饭时，就用油条蘸着酱油佐餐。我们上学时同学相遇，互相探问：侬早上吃啥？结果大家都回答：阿拉吃泡饭。石库门居民，除上班外，早上都吃泡饭。

那时的泡饭，做起来相当简单：拿只碗，把昨晚钢精锅里剩饭盛点到碗里，再拿竹壳热水瓶，往碗里倒入适量开水，然后用筷子淘淘。这样，一碗泡饭就做好了。这泡饭，冒着热气，碗里细细长长的洋籼米，在开水滋润下，缓缓变长，慢慢长胖。原先的饭团散开，成了一粒一粒白米粒，重叠在一起，把碗里的开水也染白了。这时端起碗，扒一口，米粒同开水一起进嘴巴，汤汤水水入喉咙，到胃里，再搭点酱菜的咸味。那种感觉，才叫爽！爽透！

这泡饭，折射出上海人实际生活节俭、遇事肯动脑筋的品质。同时，也为舌尖上的上海发展做出了贡献。

尽管如此，然而，在我的印象中，那时上海人患胃病的却出奇的多。我曾亲眼目睹，石库门住前楼的詹师母胃病发作。那天早上，她吃泡饭不久，胃就疼得在家里的大铁床上翻过来滚过去，嘴上还“哎哟哎哟”叫唤不停。妈妈的胃病发作起来更吓人，嘴里吐出一大口一大口的咖啡色液体，能吐出半面盆。医生说，这是吐血，这胃底静脉曲张的病，要吃大米，不能吃洋籼米，更不能吃泡饭。那时候，粮食定量供应，一个月大米只有三五斤，这叫爸爸妈妈怎么办？医生的再三叮嘱，使我牢记了吃泡饭易生胃病。

泡饭还不耐饥。记得那时我已进厂做工，一九八二年考进南市区业余大学学习。那天早上，正上着电工学的课。课上到一半，十点钟不到，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同学都叫嚷饿了。授课女老师问：你们早上吃什么？“阿拉吃泡饭。”同学们异口同声。女老师就批评说：“关照你们早上不要吃泡饭，不要吃泡饭，吃泡饭容易饿……”这时，我走神了。回想当初我上学，爸爸早上给我买油条原来是这么回事。父母的良苦用心，时隔多年我才有体会。

转眼五六十年过去了。改革开放，海纳百川，上海人的餐桌渐趋多元，中餐西餐并存，中点西点争艳。我的早餐早已是牛奶麦片，加面包或馒头或东北饼或生煎之类。可是，一些老上海对泡饭还是情有独钟。前几天，我问几个参加志愿活动的退休工人，他们都说早上仍吃泡饭。只不过，现在的泡饭是放在燃气灶上煮过，介乎于大米饭和大米粥之间的那种大米泡饭，比之原来的已经脱胎换骨。上个月，女儿在上海老码头广场的名唐有机粤菜饭店请客吃饭。我在宴席上吃到了海鲜泡饭，使我大开眼界。看来泡饭不仅在我的记忆里永存，而且已在舌尖上的上海生根，开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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