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十年代的北大生活
作者：赵鑫珊
典衣要带学生证
1955年8月24日，我迈进北大校门。对于我，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刚进北大，大批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搬家，住教室是常事。
数理化系新生多半住小餐厅。这时发生了一次大事故：有位同学从双层铺上摔在地上死了。校方马上在上铺钉了长木条护栏。六年来，我睡的正是双层上铺。
每个新生报到后便可领取一个捷克生产的洋磁碗，很大，饭菜都可以装进去。
第一个学期好像是吃饭不用付钱，有点像部队的生活。一桌八个人，分菜。一个人一碗。有荤有素，常有鱼。有时旁边桌上根本就没有同学来吃饭，我就可多吃一份。后来便实行饭票制，我申请了助学金，14.5元，12元伙食，2.5元零用（包括理发，买邮票和练习本）。
同班同学的经济来源有很大“贫富”差别。比如黄文华同学（女，福建人），每个月是50元。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每人每月给她寄25元。每个星期她都要去莫斯科餐改善。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是跑车。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窗口，而我永远站在乙菜或丙菜窗口。
班里的调干生有五、六个。每个月是27元，收入比我多一倍，也属于“富人阶层”。我是班组里最穷的学生之一。
记得1958年有人从老家去东北经北京来看我，告诉我，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西瓜，弟妹在街上捡瓜皮啃。知道这种情况，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去卖掉了一条毛料裤，寄10元给家里，剩下的钱我买了书。
妹妹告诉我，那天接到我寄去的钱，母亲不仅给弟妹买了西瓜，还买了冰水。
“典衣买书”在我的北大生活中一件不算小的事。我渴望自己能拥有一批心爱的名著经典。靠助学金是没有指望的。
我只有一个办法：卖掉母亲给我的衣服。
我一共卖过五回，共计一只表、一个金戒指、三条毛料裤，一条羊毛毯。裤子是父亲的，有八九成新。
典衣地点在前门大栅栏，要带学生证。而且，价钱压得很低。
六年大学，我从没向母亲要过一分钱。
妹妹告诉我，有一次母亲对邻居说：“我的儿子在北京读书怎么不花钱？不交学费吗？买书、买练习簿，不要钱吗？”
后来她才知道我每月领取助学金。但详细情况，她始终不清楚。我对母亲永远是“报喜不报忧”。
学生时代我养成的节约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我的“脱胎换骨”时期
1956年9月，进入新学年。
我开始注重提高文学修养和驾驭汉语的能力。我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尤其是背诵欧阳修、王安石和苏东坡的散文。再就是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西方文学我也大量阅读，一本接一本，劲头很大。
一年级我的同屋是英文专业的马喻亮（内蒙人，回族）和李盈科（湖南人）。有一天我拿起他们的讲义，居然能看懂百分之七十。我对英文突然开了窍，无师自通。
我由此自学英文。
半年后，我读到屠格涅夫《贵族之家》英译本。苏联出版的俄罗斯文学经典英译本，里面的插图艺术水平非常高，如《贵族之家》的几幅插图就令我着迷。这些插图同小说结合在一起是锦上添花。它引导我对绘画艺术世界（包括木刻和铜版画）发生了浓厚兴趣。
六年来北大周末的电影（尤其是苏联片）我从不放过。我特别感激苏联电影艺术家把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对于我，这是视觉艺术的第一课。
对于我这样一个晚熟的青年，北大给了我许多个“第一课”，包括初恋。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奥赛罗》、《牛虻》、《苦难历程》（三部曲）、《漫长的道路》、《复活》、《贵族之家》、《父与子》、《带阁楼的房子》、《革命的前奏》、《但丁街的凶杀案》、《上尉的女儿》和《第41个》……这些影片大大提高了我。
它们是我的启蒙读物。如果有人要我列举外国电影最打动我的十部作品，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八部苏联电影算上。《音乐之声》和《简爱》是第九、第十部，卓别林排不上。印度电影也难排上。《流浪者》仅仅是娱乐片。
苏联歌曲（包括电影插曲）也培养了、壮大了我的艺术细胞，有助于驱散我身上的平庸和浅薄。
大一和大二，我只做了一件事：彻底驱散、冲刷掉从少年（中学时期）带来的无知和浑浑噩噩，为迎接“脱胎换骨”时期的到来作了思想、感情上的准备。罗德庚作曲的《山楂树》和阿鲁秋年的《心儿在歌曲》（电影插曲）都陶冶过我，为我走进西方古典音乐王国铺平了道路。当时我参加了北大合唱团。该团不定期地邀请中央乐团合唱队指挥来指导训练，包括波兰歌曲《左边是桥右边是桥》。
当时北大十多间钢琴房练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日夜琴声不断。宿舍，特别是浴室，歌声嘹亮，其中也有我的嗓音。
傍晚，未名湖畔飘荡着优美的歌声。手风琴和吉他这两种乐器最为突出。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埋首灯光通明的图书馆；湖畔小路两旁的杨柳和隐隐约约、古色古香风格的街灯；恋人的窃窃私语；学生宿舍熄灯后还在不着边际的神聊和高谈阔论……
北大的神和气是并举的。它究竟是什么？文理科的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应是北大神和气的核心部分。
数学力学系图书馆
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北大校园流行“一塔、湖、图”这句幽默语。乍一听以为是“一塌糊涂”，其实是指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和图书馆。
由北大西校门进来，向右走一百多米，是大图书馆。再往右一百来米，是数学力学系。它由两座对称的姐妹楼阁组成，明清建筑风格，很典雅，四周都是绿化带，体现了原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气质。
左面那座阁楼是数学力学系图书馆。忘不了我在那里度过的日子，从1958年春至1961年夏毕业，我不定期地去光顾、朝圣。
我忘不了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的情景。那里的职员都很有教养，估计是燕京大学的原职工。
“是新同学吧？”管理员问。
“是。”我回答。
他就再也没有盘问我，也没有查看我的学生证。也许根本就没有查看学生证这一条规定，是我多心。如果他知道我是西语系三年级上学期的学生，会对我说什么？因为西方语言文学同数学相距太远太远！如果是走进历史系、哲学系和中文系图书馆，那是顺理成章的。
北大数学系图书馆拥有许多权威性的专业期刊。其中不少期刊是全套的合订本，创刊号常常是19世纪的出版物，这更使我肃然起敬。由此可见，北大图书馆馆藏的丰富，它集中了老北大和燕京大学的家底。
翻开这些杂志，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敬畏感，有如一本圣书展现在我面前。是的，这是我的《圣经》，因为数学是上帝的语言。
我主要阅读两类文章：大数学家的生平和工作；数学哲学。我渐渐明白：智慧高于知识。柏拉图特别看重几何学。他说：“不要让不懂几何学的人入内！”这句箴言写在他主办的雅典哲学学园的入口处。
我第一次读到这句格言，不是在别处，就是在北大数学系图书馆。从此我知道了数学对哲学的重要性。
温德家的音乐会
在人的求学时期，有几样东西会影响一个人的道路：老师、学友、书本和学校环境。在清华、北大，温德先生的家庭音乐会是很闻名的。当然不是演奏什么，而是开唱片欣赏会。不久前，我读杨绛先生的新书《我们仨》。在第125页，她回想起解放后不久，在清华园时，她和女儿一起去温德家听音乐的情景。
全国院系调整后，温德先生从清华园搬到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几千张珍贵唱片也一道搬了过来。他盛情邀请学生到他家欣赏唱片的习惯没有变。学生一代代，毕了业，走了，新生又走进了他家，成为座上客。温德没有成家，好客。据说，他是闻一多先生从芝加哥大学请到清华来任教的。当年的清华名流学者云集由此可见一斑。比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便也在清华做过访问教授。1959年，我在朗润园温德家见过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先生。
法国留学生、冰岛学生和美国人（朝鲜战俘）威尔逊有时也去温德家。我是惟一的常客，风雨无阻，尤其是寒暑假，去的次数更多。
按理，我可以向先生学英文。但我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一门心思就是欣赏音乐。有时，整个晚上（从7点到12点），我们不说一句话，只有美妙的旋律在小小的客厅内回荡。有关音乐，温德先生从来不向我讲解什么，说：这是命运在敲门，那是暴风雨过后的田园牧歌……一切由我的感觉去感受、体认和理解。常常，他会拿出乐谱，边听边看乐谱。我坐在旁边努力学识谱，由此得到了一些锻炼。
有几次听得太晚，过了一点，我睡在长沙发上。早上温德吩咐仆人为我也做一份早餐：香肠煎蛋、土豆泥、酸奶、面包。有一回他把老照片给我看。我看到他在印度、缅甸游历时的留影。他的主要兴趣在诗歌、哲学和音乐，业余爱好是养花、游泳和骑自行车。有一回，我们谈起圆明园。他从柜子里拿出世纪初英国出版的圆明园建筑图片，使我大开眼界。
“文革”后期，我被审查，问我和温德究竟是什么关系。1973年北京人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从报上看到有温德的名字，我才放下心。当时我正在辽西海边放羊。
1978年，我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那天我特意去看温德先生。系里为了照顾他年事已高（九十多岁），特意在他的花园南头造了一幢小屋，大玻璃窗，冬天很暖和。他卧在床上，用他那只满是老年斑的手握着我的手，说：“赵，我再也不听音乐了，耳朵不行。你自己去选几张唱片和几本乐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告别他家，已是晚上九点。走到大门口，我回过头看了看温德先生的老屋和新屋，我的双眼已经潮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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