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年困难时期的高指标高征收和农村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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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六零年代初的困难时期，除了要从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入手外，还得理解农村的水利建设。

六零年代前的中国，是大跃进年代，在农村就是大搞基本建设。最主要的基本建设就是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是功在千秋的事业，即使是现在的中国仍旧在吃这些工程的老本，可在当时，这些水利工程的建造却也造成不小的惨痛教训。

水利工程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水利工程就是拦河筑坝、修堤造田，引水通渠，聚水建闸等等。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工程都要消耗农田的！比如聚水建闸，水库建成了，大量农田也就淹了，而且往往原来最肥沃的农田可能就淹到水底了（因为这些农田往往地势较低才水源丰富）。为什么要建水库呢？因为中国的农业几千年来就是靠天吃饭的（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水利工程都建在秦国，其中一个就是都江堰）。只有水库建成了，农业才能做到旱涝保收。

再比如拦河筑坝和引水通渠，建水库是要占地的，而拦河筑坝引水通渠则是纯增加可耕地的。但是因为水量被引走的原因，原先自然河流灌溉的成熟耕地可能会减少一些。而增加的新溉区域的田地，因为原先是荒地（缺水）而非常贫瘠，不可能一下子成为高产的熟地。我们知道土地是由粘土组成的，粘土是不会生长任何东西的。要让粘土能生产粮食就得增加土里的有机质，如动物粪便、沤过发酵的树木野草等，落后的地区还有放火烧荒的习惯，这都是为了增加地里的有机质，成为碳水化合物的原材料。而这样的调理（还包括调节酸碱度等）是需要时间的，非得三年五年才行。

所以说，一个地区在进行水利工程的时候，短时间内是会造成粮食减产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尚未解决六亿国人的口粮问题，这个短缺的粮食怎么解决呢？这就必须提到国家当时在一些地区和省份实行的“高指标高征收”政策了。

什么是“高指标高征收”？

这是为了填补部分地区的粮食暂时短缺，国家在另外一些地区进行暂时的收购粮食政策。要不然国家要囤积这些粮食做什么呢？

尤其是如果我们用逻辑推理来思考的话，“高指标高征收”政策在三年困难时期闹得怨声载道，矛盾四起，可是三年以后这个政策就没有再延续下去。为什么没有再延续下去呢？人口是以几何积数在不断增长的呀，在没有其他外界因素的情况下，“高指标高征收”应该是要延续下去才对的。为什么三年以后这个政策就没有再延续下去呢？这是因为“大跃进”年间农村里的基本建设铺开的太广，这个粮食的缺口就开得很大。但是随着对新开垦的可耕地调理，土地的粮食产量逐年升高，水利工程的效益逐年显现出来，这个“高指标高征收”政策不再需要了。

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政策也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国家是按照当地粮食的产量而制定的指标征收。

可是问题出来了，一是部分地区的官员为了邀功请赏讨好上级任意谎报（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第二个就是因为水利建设本身也会影响气候的改变，这样也会影响（或减少）水利建造地区的粮食产量（例如三峡大坝的建立造成一些地区的气候改变）。这样的两个结果都会造成粮食的短缺。特别是一些粮食收购地区，由于谎报产量而造成的“过度征收”结果形成饥荒。

假设A地区申报某项水利建设工程，并预计三五年内会出现五万吨粮食短缺。国家领导注意到B地区这三五年内，按照其申报的粮食产量，会有五万吨粮食盈余。于是国家就批准了A地区的水利建设，并承诺向A地区提供五万吨粮食。结果好啦，B地区的五万吨粮食，因为谎报，或者因为气候改变的灾难，而根本不存在，这样就造成了饥荒和饿死人的现象。一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民的口粮问题的“大跃进式的”大兴水利工程建设（这里的潜台词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国，还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结果反而造成粮食短缺，并造成饿死人现象。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随着这些水利工程的效益逐步张显，记得是在文革开始以后，年年都会看到《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庆祝几乎每一年的农业粮食产量创造历史新高。这些成果基本都是水利工程的功劳，并在六十年代的末期，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出口国家”。

有的人试图论证，当时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大食堂”“大锅饭”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这是不对的。大食堂一直延续到六一年才关闭，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大食堂”不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不排除某些特例），二是饥荒并不严重（特别地区除外），绝对不可能出现饿死N千万现象。

我希望，中共当局能够尽早公布人口资料，不能让伪科学家们用似是而非的“资料”（指没有确切的人口资料和饿死人数据）造谣惑众。

同时，我们后人应该汲取并牢记这一沉痛的教训。但我们不能够，也不能容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一事件对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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