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对周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1月19日晚上，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就是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8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次直截了当批评周恩来。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
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我们只能摘取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提出辞职
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此，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
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尽管岗位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摘自《一代伟人：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 杨宗丽明伟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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