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邱会作本人认为，这与中央苏区的政策出了问题也有关系，如过度征粮、过度“扩红”、土地革命中滥杀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过激行为，各地都打“AB团”、肃反扩大化，这些都让红色政权多少失去民心。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作者：韩三洲，原题：《邱会作在“肃反”中死里逃生》
邱会作这个名字，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颇为熟悉。1929年邱会作参加红军，亲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 刚满20岁的邱会作被任命为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负责军委直属纵队的行政事务，被周恩来称为“娃娃科长”。据邱的回忆录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不但和他这个 “小兴国佬”相识，而且还说，“我在你家的茶摊上喝过茶，知道你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村干部，你和哥哥都当红军去了”。新中国成立后，邱会作曾任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沦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 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02年逝世。
被滥杀无辜吓出来的“病”
邱会作回忆，他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到了红三军团团部当宣传员。这时候，红军肃反杀“AB团”的风潮，开始蔓延到他所在的部队，原本正常的生活被彻 底打乱。“AB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邱会作根本不知道。但看到一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并丧了命，邱会作有点紧张。而且，处 决“AB团”的刑场距离他们的住所也就10里路，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被绑到那里去执行死刑，那时候邱还是个小小的团宣传员，没有被组织审查，但却被眼前发生 的一幕幕惨剧吓坏了。
一天，邱会作去给部队买菜，忽然听到凄厉的军号声，就赶快往住处走。走到河边时已经戒严了，桥上不准过人，只见河滩上绑着几个“犯人”，接着行刑 者用大刀砍他们的脑袋。邱会作呆住了，因为前几天传来消息，说是介绍他入团、现已调到省里当共青团巡视员的黑子也是“AB团”，这会不会牵连到自己呢？当 晚邱会作就病了，后经人解释，他参加的是共青团，而不是“AB团”，这吓出来的“病”才不药而愈。
虽说心里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红军队伍中的狂杀滥砍仍在继续。一次邱会作到上级机关送信，回来的路上看到别的部队在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 被杀的人喊叫，就用小树杈子横在嘴里，再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上次所见更为残酷，为了节约子弹，要用大石头把“犯人”砸死，结果脑浆迸裂。见此情景， 邱会作吓得撒腿就跑。多年以后，这一场景仍让他不寒而栗。以后，虽说打“AB团”活动停止了，但红军中相当一部分中下层指战员被无辜地杀掉了，这使得初建 不久还很弱小的红军大大伤了元气。邱会作认为，这场政治大灾难，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原因，但一些落后地区农民组成的红军队伍的愚昧，加重了这场杀人风潮的灾 难性。
“扩红”造成的问题
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多数战役都是在邱会作的家乡江西兴国境内打的。据党史专家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记载， 兴国在土地革命时期人口为23万，参加红军的就有8.5万多人，并组成兴国模范师和中央警卫师，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万多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 1/60，为全国牺牲烈士之首县。所以周恩来曾诙谐地讲过，“北京南京不如瑞京，中国外国不如兴国”。第三次反“围剿”后，敌人向中央苏区的侵犯改在闽赣 交界一带，兴国等老苏区的任务就是扩大红军和支援前方。到了1933年1月，王明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红军的战略转变为要与敌人打正面战和阵地战，红军 队伍也随着需要急剧扩大，简称“扩红”。当时“扩红”的办法很特别，名义上是动员，但村里只要能当兵的人，非去不可，至于有没有劳动力种田，就顾不上了。 地方苏维埃政府把可以送的人几乎全送去了，谁也不敢不办，否则就会以反对苏维埃论处。这样一来，红军的队伍是迅速膨胀了，但质量却下降了，苏区本身也元气 大伤。
到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扩红”成为苏区的主要任务，地方领导干部如果完不成任务，就会受到撤职处分。当时措施，大致如下：一、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动员令》，提出要“保卫苏维埃的每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扩大红军，誓死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
二、各地以乡为单位张榜公布应征名单。
名单一公布，谁也跑不掉，互相监督。上了榜而不报名的，乡政府就在其门上挂“耻辱牌”，这对报名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三、由县级苏维埃给每个适龄应征的人发《应征令》，如不执行，就是反对苏维埃。这是个很大的罪名，可以被严厉处置。
四、公布严厉惩罚破坏“扩红”行为的命令，凡有破坏者，必定严惩。邱会作回忆，当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剧社曾编了一出宣传“扩红”的戏，剧中的富 农婆捣乱“扩红”时的唱词是：“当了红军很艰苦，天天行军两腿痛，夜里放哨没觉睡，冻得身上好冷吆……”本意是宣传“扩红”，演出后却起了反作用。后来对 这出戏的剧作者和演员，都以“破坏扩红”罪名，予以严厉处置。
邱会作回忆，党内“宁左勿右”的思想，那时候就有了。当时农民中“反征”现象其实也很严重，最常见的就是躲起来，或是自残。入伍后开小差的人也不 少，部队如果发现开小差，会立即派人做说服工作，一般允许你回家呆几天，到时主动归队就算没事。如果不回来，“扩红队”就会把不归队者抓到乡政府去，强制 送到部队。对开小差，地方政府的处理比部队还严厉。
过去在分析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总是讲王明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但邱会作本人认为，这与中央苏区的政策出了问题也有关系，如过度征粮、过度“扩红”、土地革命中滥杀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过激行为，各地都打“AB团”、肃反扩大化，这些都让红色政权多少失去民心。以兴国县为例，当时实际上已到了人力、物力都已竭泽而渔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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