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兄弟

来源: 都是国货于 2012-07-12 06:31:06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0578 bytes)

一同事钻桌子下，不一会儿惨叫：“完了，我按错钮了，我按了所有电脑插线板的总开关！” 大家诧异：“但是我们的电脑还都亮着啊？！” 同事苦逼的声音从桌下传出：“我手还没抬起来呢，全办公室沉默两秒！！” “关机！！快关机！！！” “保存！！” “你挺住，挺住啊！！！”

真正的兄弟，是你最需要女人的时候，做你的女人......

我有一个朋友，昨天晚上去吃烤翅，他拿着瓶啤酒对服务员说：“你信不信我能徒手起瓶盖？” 服务员摇头说不信。朋友一拍桌子：“那你还不去拿开瓶器来

找女朋友要先看看她的淘宝等级，只有一两颗红星的最好，上钻的那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种新的“移民”形式悄然风行。

“说是移民，其实很勉强。因为他们不会离开中国，甚至也不是为了换一个国籍。”徐天明曾在外贸行业工作多年，在非洲一些国家积累了人脉，退休后进入移民行业。

他说，自己在这个行业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些人脉上。“在一些很小的国家，政策和制度都不完善，如果有人想移民过去，就找人去打招呼。那里办事靠熟人，一个省长或部长说句话，就能办好一个移民。”

过去很多年，徐天明的业务都很少，而今，徐天明的生意突然好了起来，加蓬、帕劳这些小国，似乎成了热门。

“客户不是为了移民，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上清华、北大。”徐天明说，目前，移民加蓬和帕劳的费用，一般在15万到20万元人民币左右，“孩子在国内继续读书，大都能上复旦、清华、北大，因为中国大学都有吸引留学生的国际部，对外国人的要求总是低得多。”相应地，如果去美国读高中，一年的花销大约是35万~40万元人民币，而读本科一年要花费25万~30万元人民币。

“中国小孩自制力弱，一个人出去后可能成了‘留学垃圾’。与其这样，还不如移民到小国家，就当花20万买个清华、北大的入学名额。”罗晨说。

刘旺的母亲和妹妹要去北京看望刘旺，买不到票，妹妹一个求助电话牵动了家乡平遥火车站派出所所长、霍州火车站派出所所长等列车途经沿线车站派出所所长和民警及列车列车长、乘警长的心，拉开了一场买票爱心接力赛。——你如何看这条新闻？

【荷兰航空将在华购2000吨地沟油造飞行用油】——劝荷兰人别买了，没用的，我都吃了好多年了也没飞起来。

估计以后没人劫机了，劫匪刚一站起来，大喝：劫机。周围旅客脸都笑烂了。劫匪头顶上金光闪闪一堆大字：亲，300万的房子哦，100万的现金哦，亲，还带宝马奥迪专车哦，终生免费乘机呵。每一个航班乘客就像等待初恋一样等待劫匪。——海航重奖反劫机乘客和机组人员，有网友写出如上段子。

一大早，蜗牛妈妈就带着小蜗牛出了家门，小蜗牛不解的问妈妈：我们这是往哪去啊？蜗牛妈妈：不是说好带你去相亲吗？。小蜗牛：啊，可我还小呢？！蜗牛妈妈：等到了那边就差不多了！

看到网友签名是：“ hā hǎ hā~！ hā hǎ hā~！ hā hǎ hā hā~！ hā hǎ hā~！”好嘛，念完一遍我直接唱起来新白娘子了。

你压根没法控制你自己

近来我们为什么思考了那么多关于思考的问题？

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接近榜首的位置上，你可以找到乔纳·莱雷尔（Jonah Lehrer）的《想象力：创意是如何运作的》（Imagine: How Creativity Works），接着是查尔斯·达西格（Charles Duhigg）的《习惯的力量：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为什么要这样做》（The Power of Habit: Why We Do What We Do in Life and Business），位居中间座次的，还有几个月以来一直稳踞榜单的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最近又有一本书上榜，是莱昂纳德·蒙洛迪诺（Leonard Mlodinow）的《潜意识：无意识心理怎样主宰你的行为》（Subliminal: How Your Unconscious Mind Rules You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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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 Birmingham

这种宣扬“你压根没法控制你自己”的书正在大举流行。

和大多数流行的励志书不同，这些书更接近我们所熟悉的生活——你当然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是只能改变一点点，而且要耗费巨大的努力。

卡纳曼教授10年前曾荣获诺贝尔奖，其新作《思考：快与慢》集他毕生在神经生物学、经济学与心理学领域内研究成果之大成，书中直击这个问题的核心：对于脑化学、社会心理暗示、性格气质这些影响我们思维与行动的看不见的因素，我们究竟了解多少？“自由意志”这个概念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这些书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所做的种种选择都是由深深植根于神经系统中的冲动所促使的。我们不仅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甚至可以说是生物决定论的奴隶。一旦进入这个奇异的、主要由神经元构成的大脑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说得直接点吧——我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卡纳曼教授把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分为两种思考模式：第一系统凭直觉运行，第二系统倚仗逻辑。第一系统“自动而快速地运转，不太费力或者根本不费力，没有自觉施加控制的意识”。比如我们对愤怒的面孔做出反应会比对“快乐”的面孔做出反应要快，因为愤怒的面孔更有可能意味着危险。第二系统则“把注意力分配给需要努力思考的精神活动，包括综合评估。”第二系统负责决策，或者说自以为由它负责决策。影片里放着两支篮球队正在打球，如果有人给我们一个任务，让我们去数某支球队的运球次数，那么我们就会自动忽略片中出现了一个穿着大猩猩戏服的人。对于不合理的信息，我们会自动把它编入一个相适应的虚构的叙事中，或者干脆就直接忽略它，通过这两种方法使其显得“合理化”。

这种“认知偏差”的后果会让人不安：以色列一项针对法官的研究表明，65%的假释许可都是在法官饭后批准的，之后这一比例逐渐递减，直至0%，直到法官“下一次吃饱饭”后才会回升。

《思考：快与慢》并不是一本规定性的书。卡纳曼教授在书中想向我们表明思维是如何工作，而不是为了玩弄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莱尔（Gilbert Ryle）所谓的“机器中的幽魂”概念（ghost in the machine，指人类思维与行动分离的二重性，该理论认为两者之间的联系本质上是不可知的，思维只是禁锢在身体这个“机器”中的“幽魂”——译注）。

《习惯的力量》更积极一点。达西格的论点是，人们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习惯，只能培养新的习惯。酗酒者不能只凭意志戒酒，他们需要改变那些能触发饮酒冲动的行为，比如不再去酒吧，转而参加戒酒互助会议。“你得保持旧有的暗示机制和奖励机制，然后加入新的日常行为模式来满足你的渴望。”

《习惯的力量》和《想象力》都属于近年来开始日渐成为显学的一种励志书门类，它们以高度严密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持，向我们表明，尽管人类感知有种种笨拙之处，但我们仍然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

蒂莫西·D.威尔逊（Timothy D. Wilson）最近出版了一本劝诫类（how-not-to）新书《重新调整：关于改变心理状态的惊人新科学》（Redirect: The Surprising New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Change）。这本书适合给怀抱美好愿望的父母、老板、教练、教师、心理学家乃至从事其他旨在改善他人生活行业的人作为入门读物。这些人往往知道一肚子别人是怎么在生活中实现伟大成就的故事，之后他们自己的命运也不知不觉改变了。

达西格在书中重新讲述了橄榄球教练托尼·邓吉（Tony Dungy）重振弱旅“帕坦湾海盗”橄榄球队的传奇故事：他教球员们不要思考。邓吉让球员们逐渐养成对场上局势的“自动”反应，从而“去除必要的决策过程”。看一眼线锋脚的朝向，就能判断出他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后撤……看四分卫的脸冲着什么方向就能判断出他要向哪个方向掷球。不要做出反应：直接行动。你猜怎么着？“海盗队”开始赢球了。（至少那场比赛赢下来了，接着他们又开始输球，邓吉被解雇。）

莱雷尔把这种头脑中的这种认知和重新调整的能力称为“顿悟的科学”。在洗热水澡时，在看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做脱口秀时，或者在海滩漫步时，我们的思维更容易迸发灵感。蓝色比红色更能激发我们的创造性，因为蓝色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碧海晴空，从而产生α脑电波（大脑可产生四类脑电波，当身体放松、大脑活跃的时候，就可以导出与创意相关的α脑电波——译注）。

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成为盟友，而非敌人

那么，我们不禁要对自己提出这样一个精神病医生常对病人提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去想“为什么”，光想“怎么做”不就好了吗？

“这其实是诸多观念的集合，”卡纳曼教授说：“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主要集中在情感或社会对思维的扭曲方面。”他和其他类似畅销书作者们所做的是使用当代技术手段，诸如神经生物学、大脑扫描、视网膜研究等，将大脑研究“科学化”，证实大脑的思考活动在我们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小。

18世纪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莱雷尔经常援引他的观点）没办法给大脑做核磁共振，但他曾以类似的方式阐释过这个问题。他的代表作《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探讨了习惯或“习俗”是怎样统治着我们的生活。休谟对人类感知能力的试验——人们对颜色、距离、数组如何反应——为卡纳曼的严谨科学研究提供了原型。卡纳曼的目的就在于向人们表明“人类想象力与理性的先天不足和不稳定性。”人类意识和哲学本身一样，都建立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之上”。

如果说休谟是现代主义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则更加当代一点。詹姆斯在19世纪末期探讨了和休谟同样的问题——潜意识怎样以生理过程运行，而不是像弗洛伊德学说中那样以心理过程运行。在他如今已成为经典的文章《论习惯》(Habit)中，他认为即便是人类最复杂的行动也可以归结为反射行为——“神经中枢连锁执行任务”。猎人发现鸟儿，举枪射击；击剑手一气呵成的格挡和后退动作。他们是在不假思索地进行这些行为——行动发生在思考之前。但是那些养成习惯，在无意识中做出与自己利益相悖行为的人该怎么办呢？比如咬手指甲、“乱抽鼻子”，或者带着“鼻音”说话？答案是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训练自己来改变坏习惯。自我意识让我们获得自由。“教育之中最伟大的事情，”詹姆斯写道：“就是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成为我们的盟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真能达到他的预期吗？语言哲学家约翰·希尔勒（John Searle）研究这个问题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他认为我们走在了正确的轨道上，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对哲学传统愈来愈感到不满，”他在伯克利大学自己的办公室里这样说道：“人们一直对大脑的工作方式非常感兴趣，但我们应当把它当作消化和光合作用这样的自然过程。”大脑同样是人体的一种器官。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其实没有任何“力量”，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心愿去行动呢？或者说“自律”是否只能在“不自知”的牢狱之内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必须相信不是这样（人类有自由意志），”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这样说。他在道德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受到很高评价：“如果我们当真认为人类的行为与目的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就无法使用伦理学语言，这样还怎能继续我们现有的生活？”——或者去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当人们‘感觉’自己拥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他们就会拥有自由意志，”卡纳曼教授说：“如果不相信这一点，那人类就没有任何责任感可言了。”

但是正如我们从这些书中所读到的，一个人的“感觉”有可能——其实是非常有可能——只是一种幻觉。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的总结可谓简洁而又令人挥之不去：“一个人对于自己来说也是陌生人。”

但是这个陌生人，可以通过学习与你成为朋友。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5月13日。

詹姆斯·阿特勒斯（JAMES ATLAS）著有《我的中年生活：一个幸存者的故事》（My Life in the Middle Ages: A Survivor’s Tale）

翻译：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