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与地缘政治

来源: 英二于 2012-11-06 13:42:30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4347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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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与地缘政治

现代政治的复杂是由于社会政治和地缘政治的纵横交错。民众对于现代政治认知的混乱，常常就是因为对两者关系认知的颠倒和混乱。

现代政治引人注目的常常是地缘政治，违忌，或有意无意的避开了社会政治。当今世界的动荡前所未有，一个被告知的总体认识是，冷战终结后的全球主义，资本已在全球确立了主体地位。国际金融资本已渗透到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并将引发一系列国家的财政危机，其后果必定是某个社会的动荡。“国家主义”由此兴起，“普京主义”在俄国尘埃落定。即使在美国本土，从撤军，减赤，到政府当局对民众 “占领华尔街”的容忍。去年高盛因“欺诈门”支付了5.5亿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国家部门对金融资本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

说国家“本土主义”的抬头，那么，谁又是国际金融资本新的依附关系？早先的案例，通常是说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所提供的4万亿。因为4万亿的大头，导致中国的物价飞涨，当然，还不止于中国大众的买单放血，通货膨胀确实又成了做空人民币的最好支点。国际资本势力在全球的重新洗牌，诸如金融资本与国家主义，南方与北方经济的搏垒确实构成了当今的主要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立足于“国家利益”，而社会政治则与其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相关。两者密切，但显然是不同的概念。对一个国家而言，社会政治决定了它的地缘立场是一种普遍认识，而两者关系在操作上的颠倒就有可能发生在政治上的错乱。也就是说，任由地缘政治来主导当下政治就有可能出现社会问题。

就如一个研究当下政治的“民间智库”，如果反复的明言其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主义”立场。这种“智库”的形象就不仅仅是“跛脚”，而更像是“无脑”。可以想象，由地缘政治所描绘的国家立场，乃至形象，一定是模糊的，因而也是可疑的。相对于“人民利益”这样的价值取向，“国家利益”就仅仅是一个地缘概念。“利益”的取向如果脱离了社会，其利益输送的对象就构成了悬念。这是因为，是社会政治决定了社会的建构，政治只有介入了社会才是清晰的。然而，在事实上，在政治上的“无脑”其实并无可能，一个在反复言说“国家利益”至上的“民间智库”，必然也存在一种自身的社会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其地缘政治立场仍然是由它的社会政治立场所指引的。只是，这种立场在多数情况下是被隐藏的，只是不想被明言而已。

以此观察政体，以“国家主义”，以国家利益来主导的当下政治，相对于国际金融资本，中国就可能将自身置于与西方国家等同的地缘位置。如果将八十年代的邓小平理论视作为一种为适应全球资本主体，为融入全球市场的地缘而建构的“国家主义”，也就可以理解而后的“维稳”与“和谐”，显然都是相似的地缘政治话语。以地缘政治所主导的中国政治，到了最近的中共十七届七次全会已经趋于明朗，在公告中，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已经全面替代了中共建政以来的毛泽东主义。以此表明，在以地缘政治为主导的“国家主义”背后，中国的社会政治取向其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如何来理解这种变化？

形象的例子是二次大战。二战中的盟国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地缘政治组合，但在地缘政治的背后，是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横空出世。由社会政治所主导，全球地缘政治的重新组合就是二战后的东西方冷战。同样，在这种地缘对立的背后，是西方制度中的社会主义变革；在相反的方向，是资本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持续发酵，最终导致了东方阵营的崩溃。由此可见，政治稳定取决于社会政治，而地缘政治总是随着社会政治的变更而发生变化。

中国的大众革命是另一版本，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整编成八路军，是抗日的地缘政治需要。同理，当代中国的计划经济全面的融入全球市场可视作为一种地缘政治，而在这个过程中的社会政治建构，就如当年八路军在抗战胜利后的动向，是合法的融入国民政府，还是要坚持它的社会政治理想。就如毛泽东当年所面临的，当下的中共同样面临着一种选择，其社会利益输送对象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不能简单的以“国家利益”的地缘政治来替代的。

如果“维稳”表明了国家利益与政治稳定相关，而政治的稳定必然的取决于社会政治，为什么当下的中共要躲藏社会政治的表达？中共的尴尬处境是在于，中共如果抛弃了公有制，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基础。中共的执政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是大众革命的成果，中共是劳动阶级的政党，代表的是劳动大众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是人民公仆，而不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上述任何一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就可能出现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质疑。这种质疑是源于共产党的宗旨与现行制度的不适应。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岗村私分包干开始，“私有化”理念逐渐被“神圣化”，“三个代表”理论以一种“唯美的显白”适应了全球主义，同时也让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了蜕化。当权力向资本靠拢，就必然的与劳动大众产生趋离。当资本被确立为社会主体，在“维稳”与“和谐”的背面，是人民大众利益的边缘化。

中共的尴尬处境还在于，失去了大众，也就失去了左翼的支撑，中共与自由主义右翼并不存在天然的亲和力。中共执政能力的任何弱化，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向强势（资本）的加速转移。随着权贵财富的合法化，中国私有化进程的完成，也就意味着中共政权进入了动摇期。这也正是当下西方所意味的地缘政治。

“国家主义”是一个好用的话语，可惜地缘话语不可能主导政治话语，当下的中国政治已经到了不可能继续回避社会政治的历史关口。中共也许正在作出利益导向的选择，用某个智库的语言，“十八大将会取得政治上的统一”。对于民众，“国家利益”是一个不错的说词，但随着知识的劳动化，“智识成为大众”是当代特征，人民共和国自有其民意的基础。不可明言的政治一统如果是一种一厢情愿，其意味的反而会是新一轮政治搏垒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