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政权的合法性

“制度”与政权的合法性

“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引起世人注目是因为它的实验性和先锋性，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理应是中共的命题，薄熙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不仅尽职，而且相当的有声有色。

现在常常有人质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这种质疑的基点是在于中共的一党专政，缺乏一人一票的选举过程。对于这种质疑的否定，是在于“合法性”这个说法本身，资本党执政资本主义，劳动党执政社会主义，根本不存在阴差阳错的可能，又何来合法性之说呢？中共的执政是基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执行社会主义制度的非中共莫属。公有制是大众革命的成果，中共是劳动阶级的政党，代表的是劳动大众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是人民公仆，他们的产生过程当然会杜绝由金钱操纵的选票政治。

因此，中共的执政是在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质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其实是在质疑中国的社会制度，或者说中共本身的纯洁性。如果中国是明确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根本不存在共产党与资本党和平竞争的可能。

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质疑是因为有人看到了共产党与现行制度的不适应。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小岗村的私分包干开始，“私有化”理念在现代性的修饰中得以“神圣化”。中共在中国私有化进程中祭起的“两新”，资本作为强势阶层进入了权力中心，并以此奠定了“换旗”之路。“三个代表”理论以一种“唯美的显白”让中共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了蜕化。以此，资本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替代了劳动大众。“换旗”的“隐微”即是对公有制的否定，也意味着中国社会政治主体由劳动大众向资本的回归。

在资本迅速向权力靠拢的同时，中共政权与劳动大众产生趋离。失去了民众支持的基础，与资本也不存在天然的亲和力。如果抛弃了公有制，中共也就失去了执政基础。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私有化进程的完成，也就意味着中共政权进入了动摇时期。就如现时的俄共，在私有化的俄国就只能是一个二流角色。

脱离了根基的中共会像一只飘浮的风筝，而重庆的意义就是一颗扎根在人民大众中的“钉子”，它试图维系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在维系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是政权决定了利益输送，或是利益在决定一个政权的走向，可见利益是根本的。如何拔除一棵“钉子”，或者说结束一个政权，相信一直在既得利益者们的运筹之中。一个英国人的死亡像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剧情是可以演释的，要的只是一种结果。

中国的命运会如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真理性，权力不化为金钱就不合天理，由人民公仆变身为共和国富豪也可在情理之中。“金权”的合流使国家的利益取向发生了根本变化，结果是官民和劳资冲突升级，“和谐换旗”演变成了“维稳换旗”。但人算不如天算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所造就不仅仅是GDP，还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劳动大军，他们的生存诉求和利益取向最终会消亡资本的利润，这才是最能决定历史进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