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
我们在这边大口地吃着、用母语聊着，莲花的老公完全听不懂，却也宽容地忍耐着。换了罗德可不得了，他都不能忍受我和儿子在他面前说中文，老觉得我们有“秘密”。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我和儿子的德语水平提高都有帮助。
跟德国人在一起的很多中国人，都有一个不让“鬼子”们察觉我们在谈论他们的绝招——就是在谈话中不正面他提他们的名字，而以一些“代号”或者“外号”代替，不然他们别的没有听到，对自己的名字却非常敏感，就算你正在夸他，他也会很警惕地看着你。比如：莲花提到他老公，就说“老鬼”；提到他儿子，就说“小鬼”；他女儿呢，就是“女鬼”；我们过去一个同事，德文名字是Meikind,老板就让我们说“老麦”，这样避免了不少的误会。可是，我们从前叫罗德“大鼻子”，后来他知道了这是说他，所以我们只好另外给他取名。
这给德国人取“外号”或“代号”，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至今还没有给罗德找个一个合适词呢。
不过，像莲花老公和罗德、甚至是一些跟中国老婆一起生活了十几、二十年的德国老公，如金叶、绿茗和大花、包括瓶儿的老公，都是在语言上没下功夫、或者没有时间下功夫、或者就没有什么语言天赋的，都比较没有危险，可是当你遇到一个语言天才，那可就要小心了。
我见过一个台湾女人的老公，我们在他们家一通用母语瞎聊，以为她老公的耳朵，也跟别的德国老公的耳朵一样——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他冷不丁地用德语插了一句话，我们才发现，几乎我们说得没一句话，他都听懂了！
他自始至终都是用德语说话，而我 问他老公说：“他爱吃中国饭吗？”居然立刻回答：“很爱吃，虽然我老婆做的饭，从来都没有一样过。”虽然用德语作的回答，可是如果他没有听懂我说的话，是绝对不会答得这么天衣无缝的！
有了这些经验和教训，我们每次当着德国人说中文的时候，都会在前几句话上观察他们的反应，之后才决定我们话题的范围和敏感度。
正在大家吃得正香、聊得正欢的时候，莲花的手机响了，她跑到门厅里去，很快又回来了。看着她有些神秘的举动，我猜她有是有了新的追求者。是啊，这样的大美人，只要风闻她又要恢复单身，哪个男人不动心呢？我跟莲花单独在厨房的时候，她悄悄跟我我说：“是一个波兰人，本来就对我很有意思，听说我搬出来住了，就一直打电话来——我都不接。德国男人虽然有很多毛病，但是，再怎么样，我也不愿意找外国人。”
莲花这里说的“外国人”，就是在德国外国人中占很大比例的波兰人以及一些东欧国家的白人（土耳其人和黑人就根本不在视线之内）。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们很多同胞对德国人的“排外”和歧视，深恶痛绝，可是其实，自己对来自贫穷落后国家的人的歧视却更强烈。自己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却对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欧国家、甚至前东德的人，都有一种不亚于德国“新纳粹”的轻蔑的轻蔑。甚至有些国人，对自己的同胞也充满敌意，一些拿了外国籍的中国人，常常张口闭口“那些中国人呀！”而且常口口声声地说：“到了德国，就不愿意再跟中国人来往了。好像他（她）自己护照变了，头发染了，那鼻子眼睛皮肤甚至血液，也都随之变了颜色。
我这里没有谴责莲花的意思，我理解她的感受。波兰也是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而且是一个非常聪明、美丽的民族——波兰男人很帅、女人很美，可是，就像中国跟近邻日本之间有过不共戴天的历史恩怨，波兰和德国之间，也有一本令两国人们难忘的血泪史啊！
有时候我跟罗德去咖啡馆或餐厅，遇到波兰人做跑堂，那服务态度之恶劣，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可罗德却非常忍耐和理解，他说：“就像我们德国人看亚洲人分出去区别一样，你们看欧洲人都是大鼻子，也一定分不清我们的种族，可是，那波兰的服务员，从我的面相上，就能看出，我们的前辈，曾经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们互相之间的感觉，就像你们中国人见到日本人。”
所以，在德国，自己是一个语言不通、寸步难行的外国人，不愿意再找在这个国家处于比较劣势地位的男人作为结婚对象，我是很理解的。
也不知道翩儿带来的那个“新法律”里关于离婚的新规定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是不是德国政府为了减少“畏婚男士”对婚姻的恐惧，反正我以前也觉得离婚以后让男人养一辈子是有点太狠，况且我已经跟罗德提出分手了，这个问题目前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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