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韩寒何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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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何以“转变”？
宋鲁郑 2011-12-27 四月网

此文在凤凰网几分钟就被删除，应该和部分内容涉及凤凰网有关。这部分内容和韩寒针对现行体制的文章敏感度完全无法相比，但他的文章大多数仍然可存。其实，以我个人的体验，在今天中国，最宽容和包容的还是政府。许多自由派不过是伪自由派罢了，骨子里还是深藏着他们反对的专制。

韩寒何以“转变”？

一向不太喜欢韩寒的文章。他虽然以小说成名，但没有人能记得他笔下一个人物。后来又改写博客，虽然焦点都是相当严肃的社会时事话题，但其文章情绪发泄远胜过理性剖析、俏皮调侃有余深度不足、批评讽刺挖苦有余，建议对策缺如。不仅如此，文章还常常带有严重的内伤。其实一个人不接受严格、完整的现代教育，照样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者闻名世界的体育名星----比如美国的比尔盖茨、乔布斯，中国的温州群体，但绝不会成为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理论家、杂文家。民粹般的情绪发泄固然可以在一个矛盾丛生的转型时期赢得众多眼球和不少喝彩，但随之就会被人遗忘。

不过，令西方极为忐忑不安、愁云惨淡的2011年即将走进历史之际，韩寒突然发力，以少见的高节奏连续推出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与过往关注具体事件不同，这三篇文章都是相当罕见的直接面对当下重大政治问题，而且文风都有了相当的变化：少了俏皮、调侃，多了庄重严肃。客观来说，韩寒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意，也没有超出众多批评民主、反对革命包括“左派”和“新左派”的阐述。比如在《谈革命》中，韩寒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即错，非带路党即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说民主》中，韩寒认为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三者共力才能形成捷克式的天鹅绒革命，而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暴力革命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而今天的民众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并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等等诸如此类（注：本人十分赞同韩寒的上述观点）。但由于韩寒博客在海内外关注的程度以及他本人过去被贴上的自由派代表人物标签，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只要韩寒不再写文章进行否定之否定，我们可以认定他确实完成了从自由主义者到现实主义者的转变。如果我们把批评民主、认为革命不可行应该改良做为划分左、右两派的标志，韩寒也可算是进入了左派的行列。应该说，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左派人物甚至极左派人物，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群体最为醒目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主因，不外国内外两个因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以经济改革为核心的渐进式道路遇到空前危机和瓶颈，此时苏联以政治改革为核心的激进式休克疗法为全球所青睐。然而，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国渐进式改革逐步取得了所有转轨国家发展道路的话语权，中国而且也成为发展中国家新的榜样。俄罗斯的灾难性转型和中国经济奇迹的事实，使得知识群体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大分裂。除了部分被体制淘汰出局的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逐步开始了转型。从2007年至今天持续四年之久的西方经济危机，可算是标志着这种转型的全面深入和接近完成。此时的中国，自由派知识群体已经丧失了八十年代所曾拥有的影响力和声势，日趋边缘化和象牙化。这应该是理解韩寒转变的时代大背景。

其次，应该和韩寒的年龄和阅历增长有关。韩寒发表这三篇文章后，一位在法国的八零后留学生得知此事后颇为诧异：“他长大了？当爸爸的缘故吧？”。而这一点在他文章中也有体现：他由于参加比赛的原因，而到过上百个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县城，接触了各阶层人士。这些都促成了他的“转型”。其实类似于韩寒这种成熟之后而改变的现象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更是一个普遍现象。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多少初出毛炉的文化精英都主张废除汉字、打倒儒学（这大概是个国际现象，当年日本明治维新时，也有许多学者主张废除日文），但最后却无不从这种文化虚无主义立场回归。在当代，最为有名的当属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1988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刘晓波出国讲学，途经香港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此时的刘晓波言论之偏激、之叛逆震骇世俗。不妨节录如下：

“我永远不承认学问好坏由博士硕士决定，大学毕业生有95%是废物”

“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没有和稀泥和调和的余地”。

“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

“中国社会正处在历史的农业文明阶段，必须补课。中国就要被殖民三百年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香港一百年殖民变成今天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但历史不会再给中国人这样的机会了，殖民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此时的刘晓波，可说无视传统、无视中华文明、甚至无视人类。狂妄、傲慢、绝对、自负。然而在经历过人生风雨之后的刘晓波就完全改变了。以下的文字你很难和上述的刘晓波联系在一起。

“我不敢往自己灵魂深处望一眼，哪里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谎言和无耻”。

“我只关心抽象的崇高而抽象的正义、人权、自由，把亲人整日为我的安全心惊肉跳视为世俗的懦弱”。

他在《我没有敌人》中这样解释自己的立场：“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我愿意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如此深刻的自我剖析、自我责备，对家庭亲人的愧疚、超出个人得失从国家角度看待发展的“新人”跃然纸上。这两个都是真实的刘晓波，一个是年轻时的，一个是经历风雨之后的刘晓波。所以，当突然出现一个和过去不同的“韩寒”，也没有什么值的大惊小怪的。

最后，我个人猜测也应该和他所处的社会阶层有关。韩寒毫无疑问属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有一定的财产，“有恒产则有恒心”，希望中国能够保持稳定。这从而有可能使他们摆脱、克服自己理念的偏颇，正视现实，进而得出一个事实求是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同属自由派的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就公开支持韩寒，认为中国很难发生天鹅绒革命，要革命的就是黄巢李闯式的。说句不客气的话，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害怕“仇富”的下层百姓，远胜过令他们不尽满意的统治者。至于我个人，对韩寒此举还是颇为敬佩。他应该知道当这三篇文章发出后，对他的众多网络读者将造成多大的伤害和分裂，而且必然造成他的支持者的强烈反弹和大量流失。而做为一个民间人士，其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力，原因就在于此。一旦没有了众多拥趸，韩寒则不复是韩寒。面对这种必然反过来对自己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的文章，他仍然做出这样的选择，确实体现了他成熟后的责任感。

当然韩寒的三篇博文发表之后，引发自由派群体的围攻并不奇怪，党同伐异是中国的传统，无论左右。许多过去左派攻击韩寒的言论如“浅薄、素质低”都被“直接搬来”，甚至干脆称之为“五毛党”，进行人格诋毁，冷嘲热讽，质疑他的人品。更有著名自由派人士吴稼祥称，韩寒的素质论其实就是中国官方的立场，嘲讽“作协副主席的位置在等他”，暗示韩寒被官方招安。这种讲了真话就会被贴标签的做法，自由派们真的是驾轻就熟啊。不过，这对韩寒真的是好事，从而可以让他有机会看看他曾经的自由派、民主派同路人是何本色。说句公道话，韩寒不会被招安，事实上任何一方也都不需要招安。假设是招安，绝对是双输。这样的智慧，韩寒还是有的，某些部门也是有的。当然以我个人的体会，一个人通过思考和实践形成的信仰是很难改变，很难妥协。几年前在我刚刚踏足博客时，恰逢中法关系风波骤起，还有民族、国家利益立场的凤凰网曾一再推荐我的博文，还曾邀请我参观。一位副总编辑先表明他的立场：“我刚从南周（《南方周末》）回来”，很自豪的样。然后对我讲：“好好写，一定把你捧红”。应该说“捧红”对任何人都有诱惑力，特别是一个刚刚介入博客的新人。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双方愈行愈远，南辕北辙。凤凰网尚无法把我招安，更可况早已经成名、《时代周刊》百大人物评选都高居奥巴马之上的韩寒呢？其实，对于韩寒的转变，我并不奇怪，我奇怪的反倒是为什么他的转变直到今天才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