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沉痛代价。”当年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
文章提到: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李先念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时有发生,到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长。1960年初,四川1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53.9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2.23‰。
后来李井泉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过不了关,还是上面承担了责任才算没事。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小平讲话了:“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德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