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 茉莉花革命影響不了中國

 

《信报》

 

茉莉花革命影響不了中國

去年12月17日突尼斯爆發茉莉花革命以來，革命浪潮席捲中東穆斯林國家，突尼斯的本•阿裏和埃及的穆巴拉克已先後於今年1月14日和2月11日下台。革命浪潮仍在巴林、伊朗等中東穆斯林國家持續，最終結果如何現在殊難預料。不出所料，連日來因這波茉莉花革命，本港及海外不少人又對中國政局浮想連翩。本人覺得這種期望恐怕要落空，我認為茉莉花革命不但對中國的政局不會產生什麼影響，而且從國際戰略的角度來看，對中華民族復興還是個大好事。這裏因篇幅所限，僅就第一個方面來討論一下。

大規模社會運動或者社會革命的發生並取得成功，需要多方面的客觀條件，僅靠個人的主觀願望是不行的。按照列寧的說法是“只有當‘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現在全球化時代比列寧所處的時代更加複雜，國際因素對各國國內局勢（尤其是對中小國家）也會產生巨大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中東穆斯林國家的情況差別很大，像突尼斯、巴林這樣的小國與中國沒有可比性，這裏拿中東穆斯林國家中人口達8000萬的大國埃及的情況來分析這個問題，可能更有說服力。

1)中埃兩國的經濟狀況具有根本性的區別。其實，埃及糟糕的經濟狀況早就使穆巴拉克坐到了火山口上：一是從表層來講是嚴重的失業問題、貧富差距問題、腐敗問題引發了革命。據媒體報道，埃及8000萬人口中，60%的人年齡在30歲以下，年輕人的失業率超過50%。40%的人生活費每天不足2美元。埃及從2004年開始的改革帶來了巨大的成果，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04到2008年的四年間上升了一倍多，但普通民眾基本上沒有從中受益。穆巴拉克家族的財產高達400億到700億美元，超過全球首富墨西哥大亨史林（Carlos Slim）和排名第二的比爾蓋茲。

從深層次來講，埃及作為穆斯林世界中世俗化程度較深的國家，培養了大量的具有現代意識的人群，但卻沒有建立現代化的經濟體系，沒有能力為這些人提供相應的工作機會和生活水準，甚至他們連實現個人願景的可能性都不大。埃及的經濟主要靠兩根支柱，一個是以古埃及文明遺跡為載體的旅遊業，一個是蘇伊士運河收費，現代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本上是零。這樣的經濟結構既不能為下層民眾提供足夠的維持溫飽的低薪職位，也難以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年青人提供體面的職位。埃及的實際情況是，除了少數特權子弟，普通人家的子弟無論是否受過好的教育，前途都很暗淡。

一個社會民眾的經濟現狀已然是很差，又沒有可以預期的美好前景，不亂就奇怪了。埃及由於是穆斯林國家，由於大多數穆斯林的溫順和忍耐，動亂到現在才爆發。這種情況要是發生在中國，民眾可能早就造反了。話又說回來，埃及目前存在的失業、貧富分化、腐敗等問題中國照樣存在，但沒有埃及嚴重。中國內地絕大多數人從改革開放中獲得了利益，雖然獲利有多少之別，但絕對失敗的是少數。更加重要的是，通過62年前的社會革命和32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獨立自主、基本完善配套的現代經濟體系，基本上能使各個層次的勞動者在這個經濟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為他們提供一定的上升機會。有人說，中國現政權是用收買的辦法讓知識份子和下層民眾不反抗，並有效地防止了兩者的結合。正如內地開玩笑的說法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如果知識份子與下層民眾結合起來反抗統治者，統治者將會遭遇真正的挑戰。我個人認為，只要中國的經濟體系不出大問題，中國就不可能出現大的社會運動和社會革命。最大可能也就是發生漸進的社會改良，這也是目前中國內地各個階層的共識。實際上中國政府的策略本身並沒有什麼神秘之處，為什麼中東穆斯林世界的穆巴拉克們學不來？問題的關鍵不是他們不想學，而是他們沒有相應的經濟基礎，沒有條件去學。

2)中埃兩國的政治狀況沒有可比性：關注中埃兩國政治狀況不同的論者有不少，其中薛理泰先生在2月15日《信報》發表的《中國與埃及的八不同》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各位論者的主要觀點有四：一是中國沒有政治反對派、二是軍隊沒有實現國家化、三是30年來沒有長期的個人獨裁、四是當局控制媒體等等。對這些觀點我也是認同的。

我個人認為，中共建政以來經歷了十年文革和八九動亂等重大政治運動的衝擊而屹立不倒，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共產黨政權多數也有上述四個特點卻一受衝擊就倒了，中共在政治上必過人之處。其過人之處在於，由於中共奪取政權的過程經歷了長達28年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和處理過各種複雜的局面，其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體制具有極大的韌性、彈性和靈活性，領導集團積累和傳承了極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其具體表現主要有：

一是中央在地方“諸侯”、各級官吏、全國民眾中具有絕對的權威。這一方面是中國具有中央集權的傳統，地方和民眾有接受中央領導的心理基礎（但這不是主要的，在民國時期中央就沒有什麼權威）。最主要的原因一是，中共是通過自己的軍隊逐步贏得戰爭先建立中央政府，再在戰爭的過程中隨著戰爭的推進建立各級地方政府。因此，中國現行體制具有先天的地方“諸侯”、各級官吏和全國民眾服從中央權威的基因。二是中國的各級政府的權力來源於上級。中央絕對權威的重要之處在於，在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裏，地方政權不會出現不同於中央的聲音，地方勢力也不敢支持政治反對派，否則地方當權者的下場會很難看。想當年前蘇聯就是從波羅的海三個加盟共和國公開鬧分裂而一發不可收拾的，最後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幾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開個會、發表個宣言就把強大的蘇聯滅了，蘇共政權自然也就隨之煙消雲散了。這在中國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就連因國共內戰而沒有統一的台灣，在主張“台獨”的陳水扁執政時也不敢修改“一中憲法”公開獨立，更不要談其他地方了。

二是中國現行的體制在保持中共執政地位的前提下，善於將各種政治力量吸納到現行體制中來，使他們不成為對抗性的力量。最主要途徑是，通過請出來作官，請進人大、政協和各種半官方的社會組織等，將各方面的代表人士和社會賢達吸納進體制內，在體制內消化和吸收他們的政治能量。另一個重要途徑是，通過提供較為優厚的工資和生活待遇、提供學術研究資助、採納政策建議等各種辦法，將最有可能散佈不滿情緒的為數眾多的社會科學知識精英和大學教授吸引到當局的周圍，使得這些人能夠“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不必以對抗性的方式去表達意見。第三個途徑是，大眾傳媒大力宣傳低下階層人士通過個人努力，得以實現人生目標的典型事蹟，為低下階層人士編織“中國夢”，使他們期望在既有的制度環境裏通過個人奮鬥來改變處境，而不是通過革命來改變個人境遇。

三是中共的社會經濟政策能夠根據形勢的變化進行務實的調整，不僵化、不教條。鄧小平有句名言“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是港人都知道的。鄧退休後，中共在實事求是方面仍有很多創舉，比如：在保持中共執政地位的前提下建設市場經濟；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市場經濟條件下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後，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日益突出後，提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民眾的民主期望提高後，開放基層民主選舉等等。因為政策總是能不斷調整變化，所以中共總能不斷化解困難和危機。目前看，中共的這種能力並沒有減弱，更談不上衰竭。而且隨著意識形態色彩更加淡化、自信心更加增強，中共今後的政策可能會更加務實靈活。

3）外部環境對國內局勢的影響力有雲泥之別：一是埃及的國內政治深受美國的影響和左右。不但穆巴拉克是美國一手扶植的，就是現在掌握局勢的軍方也是極度親美的。這次埃及軍方之所以沒有武力鎮壓，主要並不是他們有什麼菩薩心腸，而是因為美國立場搖擺不定，使得埃及軍方也不敢貿然出手。現在軍人掌握局勢，也是美國人為了維持中東格局精心運作的結果。按照群眾運動的原意，恐怕是要立刻實行民主選舉。這反而是美國不願看到的，因為現在選舉上台的可能就會是反美的宗教極端勢力了。在今後半年的過渡期裏，美國的影子將會隨處出現，美國最後能否順利掌控埃及等中東穆斯林國家的局勢，還要看各方鬥爭的走向，現在還不好說。這裏要多說一句，美國對埃及亂局進退失據，對巴林和伊朗的民眾示威兩種立場，說明美國對茉莉花革命打的分明還是自己國家利益的小九九，哪關有人說的“普世價值”什麼事。

二是埃及的國內局勢深受泛伊斯蘭運動以及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關係的影響。這次埃及動亂，泛伊斯蘭運動極端組織穆斯林兄弟會就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最初的煽風點火和上街抗議就是該組織搞起來的。除沒有搞好經濟外，穆巴拉克在國內喪失人心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其親以政策在國內失盡人心，使普通埃及民眾覺得臉上無光，使埃及失去了中東穆斯林國家的領袖地位。本來，按照政治學理論，如果能通過外交上的成績來給予國民榮耀感，將可以減輕國民在國內遭受的痛感，從而有利於維持政治穩定。穆巴拉克為了討好美國而長期實行親以政策，早就為他埋下了下台的導火線。

目前美國在中國的思想輿論界、學術界以及經濟界可能具有一定的影響，但在最重要的中共、政府、軍隊、情報等方面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而且這些方面的人物往往還需要強調反美立場，至少是非親美立場才能得到民眾認可和支持。在華人世界，中國內地處於絕對主導地位，港澳台以及海外華人社會對中國內地的政治生活沒有什麼影響，這與埃及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綜合上述分析，不管這波茉莉花革命今後的發展走向如何，都不會對中國的政局產生什麼影響。中國的變與不變，以及如何變，主要還是自己內部的因素決定的，大家不要對外部因素和外部勢力抱什麼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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