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林用了几年的时间,在上海的一条条马路上游转,收集了许多上海马路和建筑的史料,写出了一篇篇文章,聚沙成塔,编集了这么一本书。书中涉及的马路有350多条,他不仅写出了那一条条马路的建造时期、原名现名、马路上各具风格的建筑物等,还揉进了发生在那些马路上的历史事件和曾在那些马路上居住过的名人。作者说得好,一个城市的空间是靠马路来延伸扩展的,如果把一个城市比作人脑的话,马路就是脑神经,人就是脑细胞。
像我这样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人,60年光阴过去,也算是个老上海了,自认为对上海的大多数马路并不陌生。也许城市建设很快,我会对几年不去的地方感到吃惊,发觉它们有了很大的改观,但马路的走向和格局仍然存在,我们是熟悉的。其实并不这样,上海的大多数马路存在都超过100年,对马路的前生前事,我的了解还是太少啊太少。正因为这样,看了这本书后就觉得收获很大。觉得这本书有保留价值,索性到书店去买了一本。
就说说自己曾住了30多年的那条南昌路吧。我只知道南昌路过去叫环龙路,以纪念一个叫环龙的法国飞行员,他为避免飞机坠落在上海闹市上空而殉职。但我错了,环龙路只是南昌路西面的那段,东面的一段也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当时叫做陶司斐尔路,因为是法租界,它也是以一个法国人的姓命名。这两条马路是在1942年被合并改称南昌路的。
南昌路的东头,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大同幼稚园旧址,曾收养过许多中共领导人物的孩子,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都在那里生活过,这事我很早就知道。南昌路100弄2号,原来叫做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在那里居住并把那儿变成了《新青年》的编辑部,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所在地,之后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一起在那儿被捕。这点过去我知道得比较含糊,现在清楚了。南昌路180号,也就是我们隔壁弄堂,说隔壁也不对,因为弄堂与弄堂之间早已打通连在一起,曾是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所在地。1924年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那里工作。大约有一年时间,毛泽东每天都从位于茂名北路的“甲秀里”步行到那儿上班。那叫怪了,我就住在它毗邻,可这事我偏偏不知道,进进出出只看到那幢房子的前门挂着小小的牌子,知道那儿也是革命遗址、文物保护对象。伟人在没有成为伟人之前,他能预测到20多年后将住进北京金銮殿的日子吗?显然不能。在南昌路工作的那段经历也许已被他淡忘,所以即使是在搞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那里也静悄悄地没见有什么人来瞻仰膜拜。南昌路上还居住过许多如雷灌耳的名人,比如徐志摩和陆小曼,比如蓝苹和唐纳,还有巴金、林风眠、应为云、赵丹、叶露茜、白杨……南昌路上的人文历史无疑是相当丰厚的。一直悄然躲藏在淮海路之后的南昌路,闹中取静,绿荫遮天,一幢幢小洋楼将昔日的氛围和风情仍保持得比较完整,但物是人非,新生代们对故人往事的关注越来越少。
南昌路47号,上海科学会堂,作者对它的描述:“首任上海市长陈毅为其题词,其主楼为一幢建于民国六年的混凝土木框结构法国古典式两层花园楼房,拥有6000平方米的花园”。谁建的?派什么用场的?书中没提,那是瑕疵。如果再加上一点历史,那儿曾是法国学堂、法童学堂、法国总会旧址,那就描述得更完善了,毕竟它是南昌路上数一数二的建筑。
我回忆起一段往事。南昌路茂名南路口有一幢过去的高层建筑——南昌大楼,它离锦江饭店很近,在动乱最厉害的那几年,成份不好的大楼居民被赶了出去,说是让他们住在高层,和锦江饭店相望,可能会做出什么“反革命”举动被涉外宾馆的外国人知道,影响中国的国际声誉。这种专制,今天可当作笑话听,可谁能体会当时那些被专制者的惊怕和辛酸?
天翻地覆,南昌路还是有不少改变的。改革初期,雁荡路复兴公园门口造起了雁荡大厦,那时是专售给港澳和外籍人士居住的。也正因为洋人的入住,南昌路从雁荡路到思南路那段的沿街房都开出了一家家小小门面的店铺,出售的东西以迎合洋人的喜好为根据。南昌路上也有新建筑,思南路口的科技大楼,现代风格,玻璃幕墙,和整条南昌路格格不入。茂名南路那儿有淮海霞飞住宅区,陕西南路到襄阳南路段有30多层的“东方巴黎”高级住宅区,这些建筑也都破坏了南昌路原有的风格。
书中写道,依据新的上海历史风貌保护条例,像南昌路这样的马路已经被列为“永不拓宽”的行列,那么这就意味着南昌路的风格不会再被破坏,南昌路上的老建筑将长久地被保存下去。读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感到不是滋味。保护城市历史风貌是好,但轮到自己头上就说不清楚什么感觉了。我们一家的户口都挂在那儿,我们盼着哪天也能轮到拆迁或整体拍卖,让我们得些动迁款改善改善生活呢。这种条列一出台,可把我原本渺茫的希望打消得干干净净的了。
我住了30多年留下多少足迹和回忆的这条南昌路啊,看来我还得继续地和它保持着遥遥无期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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