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参战做准备（1950年1 月至9 月）

为参战做准备（1950年1 月至9 月）

1950年1 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人民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解放军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1950年2 月，解放军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中国虽然不一定了解北朝鲜的作战计划的细节，但对其大致的构想显然是事先知情的。北朝鲜人民军计划于6 月25日发动进攻，就在进攻开始之前，北京的最高领导层于1950年 6 月22日至26日连日开会，研究朝鲜局势，东北边防军粟裕司令员专程赴京与会。

中国同时还展开了在韩国的谍报工作，向韩国首都汉城派出了谍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北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及仁川市后，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随即前往汉城与这几位中国谍报人员秘密会面。那时，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骑摩托车前往汉城汇报“仁川的敌情”（即联合国军在仁川的侦察活动），这表明中国早就预料到联合国军可能在仁川登陆。1950年7 月下旬，志愿军正式入朝前三个月，解放军42军军长吴瑞林就奉命率二名侦察参谋，化装成火车头司机，在北朝鲜境内勘察地形达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鲜的内务部察觉，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为他的老朋友吴瑞林，于是交代北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解放军的谍报人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出兵干涉，这才使中国认识到它先前所做的参战准备是很不充分的。中国立即请求苏联为中国即将入朝的军队提供空中保护，1950年7 月，斯大林两次向中国保证，如果中国在东北加强兵力，苏联将派一个战斗机师前往东北为他们提供空中保护。当苏联作了承诺后，中央政府马上指示东北地方当局成立一个以林枫为首的机场建设委员会，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其事。1950年8 月，苏联的一个空军师就开进了东北。至1950年底，东北当局共修复了31个日本关东军留下的机场，其标准是满足苏制米格-15 喷气式战斗机起降的要求，这些机场可供31个飞行团近2 ，000 架飞机使用，这一飞机数量与联合国军在朝鲜使用的飞机数量相近。由此可见，中苏双方原先准备的空战规模是相当大的。

从毛泽东于1950年5 月批准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到金日成于同年10月初向毛泽东求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中国领导人至少召开了九次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平均每个月三次，这说明中央政府积极地进行了战争动员及准备。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支持金日成的意向基本上得到赞同和支持，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参会的高级军政官员中有谁曾对毛泽东的参战主张表示过重大的不同意见。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两个月的1950年8 月23日，东北边防军入朝作战预算即已由周恩来主持确定。中国参战的准备大体就绪，在50万东北边防军（包括13兵团、9 兵团、19兵团等）和东北地方政府内部也进行了战争动员。1950年8 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当时，东北边防军屯兵中朝边界时并未及时换上苏联武器，这一点后来使西方史学界产生误解，以为中国迟迟未做好参战准备。其实，东北边防军未及时换装的原因是斯大林坚持“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这些部队入朝作战后才予换装。鉴于斯大林曾给蒋介石、冯玉祥、毛泽东提供过大量饷械援助，而蒋、冯后来都反目成仇、毛也有前述知恩不报的表现，所以斯大林此次有所警觉。

近年来，中国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即雷英夫（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最早提出敌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预测，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中国政府再转报北朝鲜。这个故事与史实并不相符。早在1950年7 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二人便在往返电文中多次谈论到敌军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同月，邓华奉命出掌行将入朝作战的13兵团时，写过一份给中央军委的报告，预测联合国军将在朝鲜半岛中部登陆。此外，当时的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也曾从汉城发回密电，报告当地人对联合国军可能于9 月15日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预测。1950年8 月底，东北边防军指挥部通过林彪向朱德建言，让仁川登陆之敌北进到北朝鲜北部宽阔山区部再行围歼。甚至当时国内的公开刊物上也有人讨论过这一设想。[6]

由此可见，不管北朝鲜当局是否清楚联合国军的仁川登陆计划，至少中国的军事领导机关早有防备。中国未设法阻止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是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欲利用这一机会造成不利于联合国军的战略态势。例如，解放军39军前军长吴信泉后来回忆说，若志愿军于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前就入朝作战，势必会挺进到三八线附近，这样敌军就会在北朝鲜的咸兴或南浦登陆，切断志愿军的后路，反而于志愿军不利。中国的军事指挥机关估计，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极可能向北跨越三八线，联合国军越是向北冒进，中国军队就越有信心将之歼灭在多山的北朝鲜北部地域或与之形成僵持的局面，所以中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未接近中朝边境前一直按兵不动。有证据表明，在朝鲜人民军北撤和中国志愿军过江这两个战略性行动之间，有着某种事先精心策划的配合。新近公布的1950年8 月26日周恩来的“充分准备、初战必捷”的讲话便是证明。

外交交涉和出兵朝鲜（1950年6 月至10月）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并没有意识到，可以利用朝鲜战争来争取进入联合国，因此，中国政府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不应与朝鲜战争联系在一起，二者应分开处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告诉中国政府，莫斯科的意图是将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国和北朝鲜立即表示同意。这一方法具一箭双雕之用，若北京被接纳入联合国，台湾问题就可迎刃而解。1950年9 月下旬，毛泽东在和苏联学者尤金谈话时指出，如果华盛顿承认北京，北京将遵守国际社会要求它遵守的规范；若不承认，北京将不受约束而自行其是。

既然中国和苏联决定利用朝鲜战争这一机会获得外交上的利益，就必须改变一些以往的外交策略。过去，苏联因为未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抵制安理会”，此刻，中苏却改而实行新的策略，即“利用朝鲜战争”争取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其理由是，“联合国若要解决朝鲜冲突，就得让中国参与”，同时随着战事的变化改换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要价。

当时，周恩来拟定了谈判解决朝鲜冲突的五项强硬条件：即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朝鲜人民自决内政、联合国接纳中国、诸大国准备对日和会，敌方只有全部答应这些条件，才能进入谈判。中国政府以为，华盛顿和伦敦为了防止中国武装干涉朝鲜，会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因此，在与苏联政府紧密的配合下，中国先后七次通过外交努力以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一是要求联合国正式接纳中国，另一要求是让联合国特邀中国代表参与其会议）。中苏两国设法达到了第二个目的，但却始终未能实现第一个目的。

中国为争取实现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作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请印度出面，向安理会的两大理事国美国和苏联提出要求（当时苏联正抵制安理会、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故不向安理会提出此要求），但未成功。第二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以安理会理事国的名义直接出面，向安理会提出要求，也未成功。第三次外交努力是由苏联和印度出面，直接诉诸联合国大会，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仍未成功。第四次外交努力由中国自己出面，向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提出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和空袭中国领土案，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将此案列入了议程，但中国还是未被邀请与会。第五次外交努力仍是中国出面，向安理会主席、英国代表杰布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的问题，未能达成目标。在第六次外交努力中，中国向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提出了美国空袭中国领土和船只一案，结果安理会同意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讨论。第七次外交努力发生在仁川登陆之后，再次改由苏联出面，向联合国大会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一案，还是未成功。现在看来，中国当时试图以不干涉朝鲜来换取联合国席位的打算并不现实；而且，随着战事的发展，“周五条”的非现实性也暴露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利用各种外交渠道，一再警告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准备与联合国军作战，当时制定的军事策略是“初战必胜”，企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到北朝鲜北部山区，以便善于山地伏击的志愿军获胜。然而，要诱敌深入，就必须制造朝鲜北部军力空虚的假象，所以，中国当时刻意掩盖自己即将出兵朝鲜的战略意图，有意不派象征性先头部队到北朝鲜。这一为诱敌深入所作的战略欺骗是成功的，从军事战略上看，甚至可以说，此一战略欺骗成功的意义超过了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的意义，因为联合国军登陆后贸然北进、恰恰落入了这一战略欺骗的圈套之中。

但是，这一战略欺骗的政治代价是，由于不愿派出象征性部队，这一做法抵消了中国警告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的外交努力，英国学者杰拉德·西格尔也持此看法。如果当时中国公开地向北朝鲜派出先头部队，会为中国争取加入联合国以及阻止联合国军于三八线的努力增加不少分量，也许中国和联合国军就不一定会直接交火，双方可能以三八线为界各自停兵。可是当时中国为了军事目的而实行的战略欺骗造成了西方国家的错觉，它们以为，既然中国并不向北朝鲜派出象征性部队，那么中国在外交上警告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就只不过是一种恫吓和虚张声势而已。美国学者惠廷认为，“基本上，中苏两国的策略未能达到它的目标。它既不能说服联合国让平壤和北京进入旨在停火的谈判，也不能阻吓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这样，朝鲜战争的战事就迅速扩大化了。

在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为了抵抗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的企图，即中国要保家卫国。而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中国领导人其实当时并无这种担心。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可以假设，如果联合国军当时止兵于三八线，中国也许就不一定出兵朝鲜，或许会改而以支持在韩国发动人民战争来代替直接出兵干涉，就象五、六十年代中国在印度支那的作法那样。

当中国发现，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北进追击朝鲜人民军残部，进入了中国军队可能设伏的山区；而莫斯科又答应为中国出兵朝鲜提供武器和空中保护后，兑现此前向苏联和北朝鲜作出的承诺的时机到了，中国军队立刻大规模出兵朝鲜。然而，在中国正式派军入朝的前夕，即1950年10月的头19天里，中苏双方的决策过程似乎都出现了相互矛盾和令人费解的迹象。在这19天中，毛泽东曾告诉斯大林，中国将取消或推迟出兵朝鲜；而斯大林则在毛泽东重新确认出兵之后通知毛泽东，苏联将延期出动掩护志愿军的空军。一些史学家对此的解释是，中苏两国在卷入一场大战之即，都出现过“最后一分钟的犹豫”。而笔者则认为，在是否参战这一点上，其实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未真正地犹豫过，双方的表面上的“退缩”只是彼此讨价还价过程中做给对方看的一种姿态。

毛泽东先表示出“退缩”之意，其动机是想向斯大林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获得更多的苏联军事供应和空中保护。这“最后的犹豫”并不是因为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是否出兵有重大分歧。1950年10月2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前的一次重要决策会议，此会召开前两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接见派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共联络官罗贵波时，便已责成他转告胡志明：“中国已决定出兵援朝”。在10月2 日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有意识地让与会者提出几点不宜出兵的理由，以便他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时引用。据当时在会场内外值班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会上根本无人反对出兵。高岗的遗孀李利群和卫士长魏宝玉均说，高岗对出兵一事根本没显露过保留的态度。

此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派周恩来于1950年10月8 日前往苏联，会同已在苏联的林彪，面见斯大林，佯称出兵朝鲜困难很大。其实，此时毛泽东调兵遣将的活动并无须臾停顿。就在周恩来出发去苏联见斯大林的当日，1950年10 月8 日，毛泽东就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决定出兵参战。第二天，志愿军后勤部即开始大量运送战争物资入朝。中国当时口头上和军事行动上的一虚一实说明了，毛泽东并非不想出兵，而是藉出兵与斯大林讨价还价。斯大林允诺武装五至六个师的解放军，毛泽东并不满足，他想得到更多，最后他实际得到的是100 个师的武器装备。所以，尽管中苏双方之间藉出兵与否讨价还价，斯大林还是兑现了提供武器装备的承诺，毛泽东也恪守了出兵朝鲜的承诺。于是，在彭德怀统率下，东北边防军改名为志愿军，终于在1950年10月19日开始渡江，入朝作战。

志愿军入朝前，毛泽东原希望苏联空军能在志愿军入朝后两个月内即行出动。但斯大林却告诉中国，要推迟出动空军。因为，当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边时，安全降落地带缩小了，斯大林担心苏军飞行员可能被联合国军生俘而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志愿军于10月19日入朝后，联合国军全面后撤，发生上述问题的风险降低了，于是苏联空军从11月1 日开始就加入空战、与联合国空军交手了。所以，实际上苏联空军不但没有推迟出动，相反还提前出动了，在志愿军入朝后11天即进入空战、开始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在中、苏两国新的资料公开之前，美国学者惠廷认为，中国与朝鲜战争的关系有以下四个特点：一，中国认为自己首要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而在朝鲜对联合国军采取行动应由莫斯科负责；二，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内政问题，所以它对朝鲜战争唯恐避之不及；三，中国并未精心策划、引诱联合国军深入朝鲜北部，以便歼灭之；四，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并无派兵入朝的准备。另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郝雨凡和翟志海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当朝鲜战争于1950年6 月25日爆发之时，中国像美国一样没有思想准备”。本文以上的分析证明，这些结论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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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文宣的文章，否则也是从台湾那里抄来的。 -Wuli98- ♀ (1463 bytes) () 12/27/2011 postreply 17:41:09